谈本戏：“重排本戏”风气之下，笔者最佩服谭富英
昔年戏班最讲究唱连台本戏，一唱若干天，有首有尾。直至光绪末季，单出戏方始抬头，逐渐将本戏地位打倒。两者之消长，其中有若干原因，可以就戏班本身及听众两方面言之。
当年大班之本戏，生旦净丑角色齐整，在艺术方面，亦彼此间无大轩轾，决不偏重某一角色，如今日之状，若用引政界术语言之，戏班本戏在昔是“办事择人”，今日则完全是“为人谋事”。
所以当时之连台戏，以整个言，精神连贯，以一段言，每段亦各有其精采，以角色之分配言，更是“人尽其才”，使一般观众听一段便想听整出，听了今日，便想明日。无论本人特好生旦净丑之某一角色，皆能过瘾，而对其余之角色，亦绝对不会失望而去。所谓本戏之吸引能力，端在乎此。
周信芳、王芸芳之《华丽缘》
天下事有利便有弊，戏剧虽小道，亦不能例外视之。连台本戏之失败，第一，角色之平均发展，不能持久，譬如费若干时日，集若干角色，始排得一出好戏。此一班人何能久在一起？且生旦净丑各角，个个俱好，亦大非易事。人事上稍一变动，立刻对于此戏发生影响，永远维持“水准”，势不可能。
第二，本戏之主角人选，驯成非某人不可之局面。例如某小生善饰周瑜，连台《三国志》中之周瑜，便非此人不能餍观众之望。此人稍一拿捏，则戏班提调深感不便，死亡疾病，更无论矣。
有此两大原因，在戏班中人遂逐渐不愿排演连台本戏，而改为“一日演全之本戏”，再由“一日演全”逐渐改为自成段落之“连续”戏（如“樊城”起至“刺僚”止之《鼎盛春秋》），最后乃直截了当改成单出戏。所谓单出戏，十之七储备皆是当日本戏武断割裂而成者。
金少山之《刺王僚》
在伶人方面，昔年专讲戏德，一人成班，大家吃饭，团体心坚固。连台本戏拴人既多，本最合适。厥后情形日渐不同，无论生旦净丑，总有一二杰出人物，特受欢迎。及至光、宣之交，旦角声势渐盛，局面更异。于是连台本戏对于伶人本身之发展上，重感不便。
本戏非一两人所能唱，无论本人多大本领，不能独显其长。且本戏每阶段事实不同，生旦净丑任何一角，在甲阶段中是主角，在乙阶段中或是配角，既无法自由选择，便无法随时发挥其能力。伶人本身为前途计，当然对此渐不欢迎，听众有捧角心理，更希望每次皆有其心目中人物之拿手戏。连台本戏既无以餍此要求，单出戏便应运取而代之。
听众方面，昔年以两种人为主干，第一是有闲阶级者，第二是商人。此两种人虽多，只是今日甲来，明日乙来，而皆不能每日必来。连台本戏吸引听众，势须天天必到，方能“过瘾”。
《打龙袍》金少山饰包公、吴德成饰王延龄、李多奎饰李后、姜妙香饰宋仁宗、马富禄饰陈琳
此一条件，对于前两种人皆不方便，尤其是商人，以听戏作应酬，在事实上绝对不能每日必到，偶然听一天前后不能衔接之本戏，便不甚感兴趣。再加以戏班与伶人本身对于连台本戏逐渐发生问题，故本戏之号召力终于日益薄弱。
最后结果，戏班为解决一切自身困难，兼以适合听众欢迎某一角色之心理，遂改用单出戏办法。展开廿年前戏单一看，差不多每日十出单戏中，纯粹是以调剂口味为目的，有文有武，有重唱，有重做，有悲剧，有喜剧，至于生旦净丑之分配，更是煞费苦心，平均开展。连台本戏至此局面之下，“不合时宜”，遂归自然淘汰。
盛极必衰，衰极必盛，此人类自然之理也。本戏在多年低气压下，现时又大见抬头之势，无论是何戏班，无论其挑梁角色是生是旦，皆需排一两出所谓“重排本戏”，竞争营业，兼以装饰此角本身之门面。此种“重排本戏”，至少有两个大家一律之特点：
（一）多半是几出旧戏硬要衔接一起，凑成一个段落，而加以“首尾俱全”字样。（二）在一出戏中，由挑梁角色兼饰两个或三个角色。所以然者，大家营业竞争激烈，对于本戏要求速成，因为速成而此两种现象遂无可避免。结果此类速成之“重排本戏”，在量的方面虽“层出不穷”，而在质的方面则“每况愈下”，甚少例外也。
旧戏中之三国戏最多，所以在所谓“重排本戏”，亦以三国戏为最易连贯，结果产量亦最盛。故不论“始作俑者”为何如人，在笔者所见，十九系生硬组织，谓之本戏毋宁可笑。好在有全本《吕布》，便有全部《马超》，久而久之，听众亦即不以为奇，能叫座挣钱便是好戏，必欲责以合理，只能谓为外行多事。在此风气之下，笔者最佩服谭富英，虽然仍是贴《洪洋洞》、《空城计》等类之单出戏，始终不改。抛开艺术不谈，仅论此项毅力，便甚难得。
谭富英之《空城计》
笔者以为此种不伦不类之“重排本戏”，正在“方兴未艾”时期，总要愈出愈奇，一时绝对不能遏止。直至类似上海之连台若干本《狸猫换太子》等等出现，再经大家一度穷极疯狂之后，方能又归昔年本戏失败之旧辙。听众既生厌倦，戏班亦“黔驴技穷”，再无戏法可变，而伶人本身亦感于影响发展时，然后始有改弦更张之望。彼时单出戏仍须应运而生，代替此种无聊之生硬本戏。不过此一时期究须若干年月日方能实现，笔者愧无先见之明，不敢预下断语而已。只好大声而呼：“企予望之！”
（《立言画刊》1939年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