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毒品发展编年史
你是否知道毒品最早出现在我国的魏晋时代？
你是否知道吸鸦片之风最早出现在明朝？
你是否知道晚清时期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的是一群英国籍的犹太家族？
你是否知道民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国？
你是否知道日本曾经想利用毒品征服中国？
你是否知道新中国曾经有“无毒国”的美誉？
你是否知道我国近几十年曾经发动过两次大规模武装剿毒？
你是否想了解毒品在中国的发展史？
如果想知道答案，那么下面的内容将会为你详细解说，内容篇幅较长，要有点耐心。
古代
魏晋的五石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我国历史最早的“毒品”，因为服用后会全身发热，精神狂躁，特别像现在的兴奋类毒品。虽然流行过一段时间，但仅限于名士大佬之间，普通人即吸不起，也没这时间。所以讲中国的毒品发展史，只能从罂粟（鸦片原植物）讲起。
罂粟原产于埃及的尼罗河畔，那里土地肥沃，气候经常是晴空万里，空气闷热干燥，非常适合罂粟的繁殖。公元前1500年前，医学发达的埃及人就有用罂粟果汁治伤和防止婴儿夜哭的记载。
罂粟传播
随着历史的变迁，科技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越来越广阔，不同地区的古文明在此过程中发生碰撞和交流，罂粟也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先是古希腊人把罂粟带回欧洲种植，随后四处经商的阿拉伯人，通过贸易把罂粟带到亚洲各国。
中国唐朝时期，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就有阿拉伯使者贡献底也伽的记录。底也伽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被称为万能的解毒药，是由600多种物质制成的丸状药，主要成分就是鸦片。
罂粟花
阿拉伯在贡献底也伽的同时，将罂粟以及种子携入中国进行推广销售，不久之后中国就有了种植罂粟的历史记载。但在唐朝仅仅是为了观赏花卉之用，因为人们发现罂粟花异常娇艳，赏心悦目。
到了宋代，古人对罂粟有了深入了解，已经有医学家开始将其制作成药物，用来治病消灾。民间也将罂粟视为大补之物，当时的大文学家苏轼有诗道：“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即罂粟。
在金、元朝时期，罂粟已经被制作成为治疗咳嗽、泻痢、中风等疾病的首选药物，但后期元朝医师发现罂粟的危害，用多了会中毒，“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由此可见，在当时社会应该出现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案例。
明朝时期，中国人对罂粟和鸦片的医学作用，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医学大师李时珍根据前人的经验和记载，在著作《本草纲目》中详细记载了罂粟和鸦片的知识，并正式把“ 阿片”作罂粟的正名，而“鸦片”作为俗名。
这个时期，中国上层社会开始流行生食鸦片的行为，因为能让人产生“欣快感，当然这个不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而是阿拉伯人。明朝万历皇帝就是一个有名的“鸦片皇帝”，他长期藏于深宫不理朝政，服食含有“乌香”的丹药，以至于“中乌香之毒”（苏智良，《中国毒品史》）。
定陵考古
“乌香”是当时明朝周边暹罗、爪哇、榜葛赖等国家和地区特产，即为鸦片。这些国家和地区时常将“乌香”作为贡献品献给中国皇帝，导致万历皇帝鸦片成瘾，这个事实是由1958年中国考古对定陵的万历皇帝的头盖骨进行化验，发现残留的吗啡成分得出。
明朝时期，荷兰人入侵东南亚，印度鸦片开始大量流向中国，于是中国民间生食鸦片日益增多，特别是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富绅地主已经形成一种潮流。真正让鸦片在中国大规模流行是发生在明朝末年，此时已经不再是生食，而是熟吸，也就是用烟枪加热抽吸。
熟吸据传是17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热带地区的苏门答腊人的发明，相比生食鸦片，熟吸让鸦片里的吗啡成分更深入股骨，让人更加舒畅，但造成的危害也更加大，更容易上瘾。
在明末，吸食鸦片已经是皇宫贵族高雅耗钱的娱乐行为，它以一种高级享受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社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上层社会的“示范效应”，导致鸦片在民间开始风靡。此时的鸦片已经最初的药用品转变成享乐品，并且逐步向下渗透。
明末鸦片流行一个原因与当时禁吸烟草有很大关系。烟草来自美洲，在明朝万历年间传入台湾、漳州和泉州等地区，到了崇祯年间已经成为泛滥于社会。由于“烟”与“燕”字音相通，在朝廷看来百姓喊吃烟如同吃“燕”（北京），有造反之嫌。
崇祯十年，皇帝下诏全国禁止吸烟，第二年又出具严峻的条文：“凡私有兜售淡婆姑（烟草）及售与外人者，不论多寡，均斩首示众。”于是，当时众多吸烟成瘾人员只得吸食鸦片来替代，这无疑大大刺激了鸦片的流行。
清朝
到了清朝初期，吸食鸦片之风已经从少数地区发展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一种不良习尚。为了扼制这种恶习，雍正皇帝于1729年颁布了世界第一个禁烟（鸦片）令，然而此法令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在当时鸦片还可以作为药材进行销售。
尽管如此，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表面上还是严厉禁吸鸦片，雍正之后，新皇帝都会发布新的禁烟法令，且一代比一代严厉。到了1817年，嘉庆皇帝就已经明确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并严禁种植罂粟。
禁烟令
然而，由于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中国已经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数量巨大的吸食鸦片的消费群体，而且众多的政府官员也被牵扯进了鸦片贸易这项可以获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一代又一代的禁烟令没能抑制鸦片在国内上升势头。
此时，中国鸦片的巨大市场和利润，让西方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意识到，这是解决贸易逆差的最佳货物，于是他们的商贩勾结腐败的海关官员，与中介代理商狼狈为奸，打着药材的旗号，一直源源不断向中国走私鸦片。
中国鸦片的泛滥，让西方商贩赚了大钱，也让中国的代理商获得到巨额利润和回扣，但这些他们不能独占，还需要按级别向封疆大吏和朝臣贿赂，而这些官员又需要将其中一部分孝敬最高统治者，用来保证自己的前途。
如此一来，制定禁烟政府的皇帝，反而成了鸦片走私最大的受惠者，这种魔幻现实主义就在清朝末年一直上演。上下一致的贪污腐败，助长了鸦片的泛滥，让禁烟法令成为一道空纸，也为之后的鸦片战争埋下祸根。
到了道光年间，鸦片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官吏、跟役、书差，以及商贸军民吸食者十之五六，甚至妇女、僧尼、道士都在吸食，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吸毒大国。另一方面，进口鸦片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清王朝出现财政危机，大大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
财政危机必然会影响执政的根基，道光皇帝开始意识到全民沉迷鸦片的危害已经远大于收益，决心禁绝鸦片。他连连下达禁烟上谕，并全力支持主张禁烟湖广总督林则徐，任命其为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处走私鸦片。
林则徐来到广东之后，便雷厉风行般实施禁烟运动，与两广总督以及广东水师提督合作，破获百余起鸦片走私案，收缴鸦片 711024两。另一方面，林则徐对内惩办为鸦片走私提供保护官吏，对外责令英国商贩缴出走私鸦片，并支持清政府的禁烟政策。
随后，林则徐将收缴而来的鸦片堆集在虎门附近的海滩，利用海水、石灰进行全面销毁，著名的“虎门销烟”由此展开。此为了纪念这场禁烟运动，新中国将虎门销烟的场景雕刻在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此后，清朝自上而下的禁毒运动在各地蓬勃发展，各地纷纷开展对违法的官吏和鸦片走私贩的打击行动。同时清政府对公开对抗禁烟的国内鸦片走私集团，直接派兵进行镇压。与此同时，遭受重大损失的英国的鸦片商贩开始鼓动英国政府对清朝开展战争。
值得一说的是，向中国输入最多鸦片的英国鸦片商贩其实是一群犹太家族，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沙逊家族所开办的沙逊洋行。沙逊家族通过贩卖毒品获得了巨额利润，使得该家族享有东方罗斯柴尔德家族之称。
沙逊家族
当然这些犹太家族毒贩的国籍是英国，说英国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并没有错。如果单纯以贩毒数量作为衡量标准，沙逊家族的大卫·沙逊可谓是史上最大的毒品贩子，后世的任何毒枭、毒品贩子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他和其他毒枭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的罪行没有人记得。
道光皇帝开展的禁烟运动同样没能挽救中国，在英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名存实亡。此后，清政府对鸦片的看法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然禁不了就躺平，然后从中收税获利。到后来连林则徐这种坚定禁烟派，也提出通过种植罂粟来弥补财政空缺、并抵御外国鸦片的看法。
清末罂粟田
于是，清政府开始鼓励各省农民种植罂粟、制作鸦片，到了19世纪60年代，几乎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罂粟花开，而土制鸦片通过改良品种和提升制作技术，从最初的低廉质差发展成为质优价廉，把进口洋鸦片打得溃不成军。
到了19世纪末，中国已经从鸦片的纯消费国家，发展成为生产、贩售、吸食为一体的毒品大国。吸食人数从鸦片战争之前的200万左右狂升至1000多万（数据不一定精确，但吸食人数在当时确实是居全球之首）。
等到清政府意识到鸦片带来的税收不足以抵消其带来的危害，并与英国政府达成双方逐年禁烟的协议时，中国内陆各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严重依赖鸦片，禁烟协议遭到官吏们集体反对，成了尾大不掉的局势，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政府。
民国
1911年，武昌一声枪响之后，清王朝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没多久中华民国成立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前朝留下的鸦片问题。此时整个中国到处是骨瘦如柴的“烟鬼”，他们像行尸走肉般地活着，为了弄到鸦片钱，往往不择手段，导致家破人亡。
骨瘦如柴的“烟鬼”
因此在民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孙中山先生的临时民国政府，还是后来袁世凯的北洋民国政府，曾多次发布过禁烟（鸦片烟）法令，开展轰轰烈烈的禁烟（鸦片烟）运动。
政策法令下达之后，禁烟运动原本是朝着良好的局面发展，各省至少表面上严格遵循民国政府禁种、禁运、禁贩法令，然而一切在袁世凯称帝后嘎然而止。
袁世凯在北京称帝之后，著名的爱国将军蔡锷在红颜小凤仙的掩护下，从北京逃回云南昆明，通电全国拥护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并与当时云南督军唐继尧一起誓师讨袁，发动了后世举手称赞的护国战争。
打仗向来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作为著名的贫困省份-云南又如何能支撑起如此庞大的战争费用。早些年，云南还能靠种植鸦片扩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当时担任云南督军的蔡锷为了响应中央的禁烟运动，大力开展禁烟运动，导致云南财政收入锐减。
于是现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建议暂时在云南采取开放烟禁的权宜之策，“设烟厘金，每百两收滇币五元，使鸦片运销和吸食合法化”，得到一致认同。至此，民国初期轰轰烈烈的禁鸦片运动在袁世凯称帝之后功亏一篑，西南地区鸦片吸食和种植又重新泛滥。
随着护国战争的爆发，云南不仅在本省大量种植、贩卖鸦片，还随着护国军的一起贩卖到四川。根据资料，滇军“屡运大批云土入川”，以济军饷，“滇省烟贩恃滇军包庇，结队而来，所过烟馆林立”，导致“滇省大宗鸦片充斥各地”。
护国战争
蔡锷将军因病去世后，云南都督唐继尧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1932年，全省烟田面积约224万亩。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是当年云南政府总收入的主要来源。
护国战争之后，唐继尧的野心极速膨胀，想让四川成为云南鸦片的倾销地，不仅不退兵，更是不停地向四川增兵，妄想把四川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期还把目光盯上了广西。在民国军阀混战时期，云南以一个穷省却能四处征战，其中鸦片税收起到了重要作用。
面对咄咄逼人的滇军，四川本地军阀也不甘被人鱼肉，他们有样学样，同样采取大开烟禁。1920年爆发的川滇黔战争，与其说是势力范围的争夺，不如说是出于鸦片利益的战争，结局是滇军被驱逐出境，随后四川陷入军阀们的“鸦片战争”之中。
据某些数据统计，到1924年的时候，四川境内大大小小共有20万军队，每年至少需要军费2400万元。如何筹集军费，成了四川大小军阀最头痛的事，因此竞相大开烟禁，收税解决军队饷源问题。
为了能够收取更多的罚金、充实军费、扩军备战，四川大小军阀除了征收烟苗税、起运税、印花税等十几种杂税外，为了强迫百姓种植罂粟，甚至还发明“懒税”，以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此政策被全国各省军阀学习）。
“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
原本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本来已经大大改善了四川鸦片种植和吸食泛滥，但禁烟成果却被军阀们顷刻间化为乌有。自此，罂粟种植、鸦片吸食从川东开始至川南和川北再到川西，四川烟祸风起云涌，比之清末时期的烟祸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社会杂志》曾记载，“四川之烟祸，种吸二者在全国各地恐将均居于第一位。其烟馆数目……若能设法将全省为确切之调查，度其数目当不至少于十万所烟馆数目既如此巨大，烟民之多，更可想见。至于产烟数量之巨大，亦堪与烟民之多成正比。”
刘湘第二十一军 1928—1933年鸦片税收简表
四川军阀的鸦片战争，先是刘湘、刘文辉与杨森、李家珏等为争夺川东鸦片产区开战，后来“二刘”反目，同样是为鸦片大动干戈，最后的获胜者是后来的的四川王-刘湘，其手中的军队被广州国民政府封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自此，整个四川的鸦片税收都被其收入怀中，这点可以从第二十一军的鸦片税收窥视一二。
广西虽然受气候条件所限，鸦片产量非常有限，却是云贵烟土重要的过境省份，光是收鸦片过境税就差不多占了整个税收：广西在1932年收入310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1588万元。平白交纳这么多税收，云南都督唐继尧非常不爽。
在川滇黔战争败北之后，云南唐继尧开始把目光盯上广西，此时正值旧桂系已经崩溃，新桂系尚未起来，两广局面正在纷乱。唐继尧认为是他恢复“霸业”的大好机会，也就是为云南烟土向南打开出路的大好机会。
1924年他借着讨伐驻粤滇军为名，出兵广西，滇桂战争爆发。当时驻粤滇军虽然上层将领表面上是反唐的，内幕里则是千丝万缕血肉相连的，而贩烟土、发洋财更是彼此可以联合的主要因素，也就是唐继尧出兵两广的主要原因。
新桂系三巨头 左起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
此时的广西统治者为刚刚消灭旧桂东、争得广西地盘的新桂系三大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滇桂战争爆发后，新桂系艰难把滇军击退，并驱逐出广西，保住了自己的地盘，也正式确立了新桂系的统治地位。
尽管新桂系取得了胜利，但也只能用惨胜来形容，战争后期，已经到了无钱无粮的地步。结果新桂系走了狗屎运，黄绍竑在南宁被围困的滇军手里竟然缴获了滇军的20万两鸦片， 按照黄的话讲“这就等于最后的胜利。这批烟土就是决定新桂系统一广西、结束滇桂战争的最后胜利。”
新桂系正式执政后，整军经武，军费开支极大，而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也不小，因此鸦片税收成了救命稻草。黄绍竑曾经说的很直白：“所谓“禁烟”不过是纸上文章。这个纸上文章更大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所利用，作为扩军的经济基础。”
上行下效，见鸦片利润如此之高，广西各级官员都以公谋私，大搞鸦片贩运，或提供保护，谋取私利。甚至白崇禧也参与其中。1944年有人亲见一辆内载满鸦片烟土，由大商人押运的车子，从广南经百色直达南宁，傍晚时分开进白崇禧公馆。
其他各省
湖南
与广西一样，由于气候因素，不适宜大规划种植鸦片，但湖南军阀们却一面勒令湘省农民弃田种烟，交纳烟土，一面又经营非法的鸦片贸易，征收过境的鸦片税，获得巨额的财政收入。
1923年6月到11月，湖南爆发了一场蔡钜酞、谭延闿同赵恒惕的战争，史称谭赵战争。谭赵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就是驻守在湘西的蔡钜猷因私自截留过境而来的贵州鸦片税收，导致原本就与其不和的省长赵恒惕不满，引起的一起争取鸦片税收的战争。
湘军将领方鼎英所说，“湖南许多次的混战，表面上双方都说得振振有词，实际上是因鸦片问题引起的。”
贵州
民国军阀统治下的贵州，由于鸦片的大面积种植，鸦片税收已然成了当地财政的主要来源，远远超过当时的田赋和盐税收入。1935年，据国民党中央政府入主贵州时的调查，是贵州无县不种鸦片。“最盛之时，各县种植面积总计达800万亩，占耕地面积约26%”
巨额的鸦片税收，也让本地军阀野心膨胀，不断地扩充兵力。民国初年，以刘显世、王文华为代表的兴义系军阀，黔军扩充至五旅十团，总兵力达三、四万人。后起之秀的军阀袁祖铭在军力鼎盛之际曾拥有6个师，十余万人，曾先后率兵攻打四川 、湖南。
甘肃
民国初年，张广建任甘肃都督时，响应中央政府的禁烟政策，禁种、禁吸，以及贩卖都得到有效的控制。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甘肃政局陷入动荡之中，各地割据势力迅速崛起，开拓地盘，扩充军队，开始军阀混战。
重开烟禁者是继任的甘肃都督陆洪涛，他为了解决军费的困窘和财政的拮据，大开烟禁，征收烟亩税。当地民众被逼无奈之余，不得不种植较多的鸦片，以应付沉重的苛捐杂税。后来冯玉祥势力入主甘肃后，为了问鼎中原，逐鹿天下，名虽禁烟，实则变本加厉，鸦片种植一度泛滥。
山西
山西在清朝是仅次于四川的鸦片吸食、种植大省。自晋商从外省带回鸦片贩卖之后，山西的吸食鸦片之风开始流行，嘉庆年间，吸食鸦片之风已经遍布全山西。按照当时的公布的一些数字，山西吸食鸦片的人口大约占到了全国的3%。
有需要就会有供给，随后罂粟种植开始现象，先是在山坡地角试种，后来便在农田大量种植。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三晋大地已经是遍地罂花盛开，几乎无县不种。当时山西某地有首民谣：“十亩田里八亩烟，留下两亩杂谷田”，就足以见当时罂粟种植的泛滥。
阎锡山
按道理，山西有如此“良好”的鸦片泛滥基础，当地军阀更应该如鱼得水，利用种植、贩卖鸦片获取军费，扩张势力范围。然而掌控山西的阎锡山却是一个另类，上台之后就发布了“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等政策。
民国初期的鸦片战争中，阎锡山算是军阀中的一股清流，自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就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1912年在山西某些县种植的鸦片，快到收割之时，阎锡山派人令农民自行毁灭，民众当然不允，结果起了冲突，冲动之下农民将阎锡山所派之人用刀刺死。阎锡山听闻之后，二话不说，火速派兵镇压，打死当地许多以种植鸦片为生的农民。
阎锡山【为禁毒禁烟事告谕人民文，告民众书】
不仅如此，阎锡山还规定山西各县烟民按瘾大小限期戒毒，最多不得超过两个月，甚至把这个纳入当地政府的考核之中。他还在全省各县设立了26个稽查队，主要稽查贩卖鸦片和私购军火。到了1928年民国政府成立禁毒委员时，阎锡山还出台了《山西省惩治贩毒品暂行条例》，规定凡制造运输或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者交由临时军法会审判在各县发现者由县长审判，并处以死刑，公务员庇护他人贩毒运毒或有收受贿赂者经审判属实处以死刑并报省政府核准实行。
除制定法律法规外，阎锡山也经常在公开场合宣传禁烟，让人们从思想上远离烟毒。在 1919 年阎锡山在一所师范传习所的毕业典礼上对即将毕业的学员进行了禁毒宣传。除向学生宣传禁烟思想以外，阎锡山还制定了《家庭须知》，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告诫百姓厉行禁烟。
很可惜，到了1932年，阎锡山发现完全禁止鸦片后，导致山西银元大量流出时，财政支出入不敷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屠龙者终变恶龙，他放弃之前的严格禁毒政策，开始利用鸦片公卖赚钱得利，美其名曰售“戒烟药饼”。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山西有人讽刺阎锡山所谓的“守土抗战”是“守住大烟土抗战”。
此后，除少数几个省份外，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
民国时期的鸦片泛滥比清朝有过之无不及，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当时中国的鸦片产量是多少呢？早在1930年的鸦片产量就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
当时的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食毒品人员的数量达到惊人的8000万，占总人口的16.8%，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产毒、制毒、吸毒第一大国。
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战争胜利之后，迫于禁烟舆论的压力，颁布了《禁烟暂行章程》，规定不得进口毒品，25岁以上可以领证合法吸食三年（逐年递减戒毒），收取戒烟药品税，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明显改善泛滥的趋势。
究其原因是国民政府表面开展禁烟，实则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收取烟税充实新政府国库。而一些腐败的高级官员、军队首领与毒贩勾结参与贩毒，甚至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也是鸦片贩卖的既得利益者，上行下效，禁烟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
著名的流氓大亨-杜月笙就是蒋介石在民间的鸦片合伙人，因为政府直接参与贩毒名声终究不好，而杜月笙又有着丰富的鸦片生意经验的，双方一拍即合。鸦片为国民政府带来丰厚的利润，仅1929年，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
蒋介石与杜月笙
为了方便杜月笙，蒋介石授予其少将军衔，并任命为上海禁烟局负责人。杜月笙由此超越另外两大流氓大亨，成为当时黑道传奇人物。而蒋介石与军阀作战，屡屡能用金钱收买对方的将领和军队，也是依靠着丰厚的鸦片税收支撑。
国民政府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从未停止贩卖毒品，杜月笙多次与戴笠、孔祥熙合作在港、渝、甚至日军占领区之间运送毒品，倒卖稀缺物资，大发国难财。这一切如果没有得到蒋介石默许，是基本不可能实现，当然孝敬也是少不了的。
到了后期，民国的贩毒品生意进入全球市场，从欧洲到美国都有涉足，据美国政府的记载，在民国时期曾经收缴过大量外包装打着（中国）全国禁烟局的官方印记的海洛因毒品。
当然，民国时期的毒品泛滥，侵华日军也有很大的“功劳”，他们每占领一块地方，鸦片、吗啡、海洛因毒品贩卖必然随之而来，吸食者也日益增多。如此一来，日本即能通过贩卖毒品赚取侵略扩张的军费，又能更好的通过毒品奴役殖民统治内的中国人。
《邪不压正》剧照
“看到满洲的中国人走向堕落，是心满意足的。因为吸毒成瘾的人是不会去推翻殖民统治的”。这是一位日本人在东北占领地看到中国人吸食鸦片后的一番感言，其实也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心声。
作为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日本非常善于学习和吸取教训，他们目睹清朝自鸦片战争之后沦为西方列强的鱼肉，深刻了解到鸦片的泛滥给个人、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因此他们严厉禁止日本人输入、吸食鸦片，但另一方面却制定针对中国的毒品侵略。
鸦片专卖处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发动扩张战争，吞并台湾、朝鲜半岛之后，便开始有计划地实施毒品侵略计划，先是开设官方垄断进口和制造鸦片，设置鸦片专卖制度，台湾、朝鲜人民有钱就可以购买使用，但严禁在台的日本人吸食鸦片，对出售鸦片给日本人的人处以死刑。
的鸦片专卖制度为日本当局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例如1898年，日本从台湾鸦片专卖中获利350万日元，是当年台湾全部财政收入的46.3%，这无疑让日本帝国尝试到了甜头，也为后期的中国东北、华北、蒙疆、华中、华南等日本占领地提供了丰富的“鸦片经验”。
1909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清、日、英等在内的13个国家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通过讨论并签署同意，自即日起，各国要严厉取缔和禁止吗啡、鸦片类毒品的制作和销售，并输出到其他禁烟国家。
日本表面上同意万国禁烟会决议，但背地却加速对中国的毒品侵略，他们利用英国逐渐减少鸦片进口中国的机会，有计划、有组织地逐年加大对中国的鸦片、吗啡走私量，迅速填补了英国人空缺的鸦片市场，成为继英国之后向中国输出毒品最多的国家。
不仅在大肆销售鸦片，日本帝国主义有目的性的通过支持和纵容在华租界的日侨及浪人对中国进行鸦片走私，建立庞大的鸦片毒品贩卖网，导致输入中国鸦片、吗啡等毒品数量有增不减。其目的无非就是利用毒品来瓦解中国人的抵抗精神，好全面占领和殖民中国。
918事变之前，日本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占据多少领土，因此只能背后怂恿在上海、厦门、天津等日租界内的浪人、日侨建立庞大的鸦片毒品贩卖网，采用公开进口和秘密贩运的方式，将鸦片和吗啡等毒品大量输入中国。
当时有人形容：“从西南边疆的云南到塞外高原的内蒙，遍布日本毒品销售站，满洲及山东的日本卖药人，用各种形式售卖吗啡等违禁药品。”据关东厅滕原铁太郎《鸦片制度调查报告》，天津的5000名日侨中70%从事吗啡等违禁品的批发，当时的天津已然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之一，这“功劳”归日侨及浪人所有。
除了走私大量走私鸦片之外，918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占领地还大肆引诱当地农民种植罂粟。早在1910年吞并朝鲜之后，日本就已经有在种植罂粟的经验，朝鲜在1933一1944年间，每年要种植6000-5000公顷，年产鸦片26000-39000公斤，几乎全部运往中国。
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罂粟种植
日本复制朝鲜的罂粟种植政策，导致东北沦陷地区的罂粟栽培面积急剧增加，罂粟种植地区遍布整个东北地区，热河、兴安、牡丹江、滨江、三江、安东、锦州等省都大量种植罂粟。其中，热河是东北地区最为主要的罂粟种植地区。
日本在热河省发布的告农民书：“一、凡按指定面积种植罂粟者，免除土地税；二、凡种植罂粟面积超过5亩者，除免交土地税外，还免除服兵役；三、凡种植罂粟面积超过20亩者，可获得县政府奖励，并享有第一、二款规定的特权；四、凡种植罂粟面积超过50亩者，可当村或县的头面人物，并成为社会职务的候选人，同时将得到第一、二、三款规定的奖励。”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东三省开始了大规模的鸦片生产，1935年罂粟种植面积达35万亩，1943年根 据东亚鸦片会议的要求， 在长春、开源 附近还设立 了集 中种植区。1933一1945年区 内共产鸦片3亿两 ( 约1500万公斤 ), 年均115384公斤 ( 另一说共346万公斤 )。
1932～1936 年热河罂粟栽培指定面积、实际种植面积、收买量
当时有美国记者曾到东北各地旅行观察，发现境内到处可见罂粟花，回去发表了一份报道：“数千农民已不种大豆，而改种罂粟，因日本人的鼓励劝告之故。在满洲坐火车旅行，田野中多不见农作物，映入眼帘的，常是数千顷之广的罂粟田野。”足以见当时日本在东北推行的鸦片政策有多么成功。
得益于罂粟的大面积种植，日本针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政策得到顺利实施，当时鸦片烟馆在东北遍地开花。伪满总务厅的报告书中指出：1936年在181个城市中领有执照的鸦片烟馆有3840家，毒品馆8400家。两者相加，这时东北境内共有公开的烟馆12240家。
与此同时，由于烟馆随处可见，加上普通人获得鸦片十分简单便捷，这也导致东北的鸦片烟民数量急剧上升。
在东北，日本殖民政府不仅公然进行鸦片种植、制作和销售，连发动“918”事变的关东军也亲自参与鸦片走私，目的无非就是想通过走私贩卖毒品牟取暴利，获取军需，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东北大面积的罂粟种植，为日本向华北、华南、香港等地走私鸦片提供了重要基础条件，后期甚至还向国际走私自种自制的鸦片毒品，获得了巨款和大量军需物资。对于日本而言，鸦片毫无疑问地是他们在侵略地区的最佳“武器”。
全面侵华时期，凡是日本所占领之处，必然就有大片罂粟花开，没有一处不是毒品泛滥。日本利用占领地种植罂粟，除了可以稳定提供鸦片就近专卖，也为其向中国其他未占领之地走私鸦片提供了重要基础条件，更是达到就近筹集军需物资的目的。
据有关数据统计，1939年，日本在华北仅各地征收量：河北562000两、山东2719600两、山西1411200两、河南100000两，其中，山东仅济南和青岛两地即种植鸦片474602亩，到1940年面积又增加了一倍；1942年，计划罂粟种植面积，山西41550亩、河南60000亩。
日本不仅在境内大量种植和制造鸦片毒品，还通过提纯制作吗啡、海洛因等更强效的毒品，进一步将中国打造成他们向世界各国提供各类毒品的种植和制作地。1937年，当时的国联（类似于现在的联合国）曾指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非法“白面”（海洛因）、“麻药”（吗啡）都出自日人之手，经常是由日本或在日日人监督下，在天津日租界，大连及其他满洲、热河或中国城市所制造的。”
新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府决定彻底肃清这颗让近代中国人沦为“东亚病夫”大毒瘤。先是通过基层干部向全民普及鸦片、吗啡毒品的危害，然后发动群众展开戒毒、禁毒运动，另一方面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严格打击制毒贩毒。
新中国开展的禁烟运动
为了让大量烟民能早日脱毒，新中国政府在各地成立大量戒烟所，对于屡教不改者，则采取强制戒瘾。一直依靠种罂粟为生的农民，新中国政府也免费提供油菜、玉米、小麦等粮食种子，为他们先解决温饱问题，不再依靠种植罂粟为生。
短短的三年时间，新中国使得种罂粟的不易卖出，吸食者也不易买到，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陆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种植罂粟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实现了禁种，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流毒泛滥之祸害。
此后无论政治多么动荡，但政府对鸦片、吗啡之类毒品的打击依然没有放松，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布数道禁毒的法律，并依靠人民群体的力量，与毒品做斗争，与清朝、民国朝令夕改的禁毒运动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新中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三十年，这在世界禁毒史上是举世公认的奇迹。当然，这个成功也与当时的国门紧闭有很大关系，所以八十年的改革开放，毒品再一次卷土重来。
八十年初期，金三角的毒品开始零星走私进入中国，最先遭殃的是云南省，但这也让一些人看到“商机”。他们趁边境战乱（中越战争），渗透和操控基层政权，大规模组织当地居民从事贩毒、贩枪、销赃等犯罪活动。
为了掩盖这些犯罪行为，这些黑恶势力头子无视国家法律法规，不仅动用武力，暴力拒法，还屡屡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和对抗政府机关，致使地区环境恶性发展，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国中之国。
这个中国的哥谭市就是我国云南文山州的平远街，很长一段时间上级政府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因为都不办户口和身份证，也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些男人公然娶四个老婆，生下多个子女。上级政府更不知道这里的经济状况，因为种地都不交公粮（农业税），经商也都不纳税。
1987 年，边境的中越双方对峙已经趋于缓和，中越关系的改善，也让中国与长期受越南影响的老挝之间的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老挝宪法明确规定老挝与越南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外交政策和军事上受越南指导和影响。
中越、中老关系的缓和与正常化，让缅甸金三角的的大毒枭坤沙高兴万分，因为这意味着他手上的「双狮地球标」海洛因，可以通过老挝走私进入我国云南，再通过海运走私到世界各国。
坤沙之所以不能直接通过中缅边境走私毒品，这是因为当时靠近中国一侧的几个控制区域的大佬彭家声、鲍有祥、林贤明，曾多次向全世界表明，更是向中国表明，不会再干毒品的勾当。
大佬们的表态，彻底断绝坤沙直接通过中缅边境走私毒品的北上之路。当然，此时的坤沙还可以通过泰国，将手中的毒品走私到世界各地，但风险很大，因此借道中国一直让他念念不忘。
事实上，坤沙办事效率极高，1987 年中老关系缓和后，他就立刻通过湄公河，把手上的「双狮踏地球标」海洛因经老挝走私进入中国云南的平远街，与当地毒贩沆瀣一气，把平远街打造成当时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
坤沙的海洛因毒品到达平远街之后，当地毒枭除了直销外，还会通过各种渠道贩卖到广东、香港、澳门，再利用海运走私到世界各地。仅是 1991 年，途径平远街的海洛因保守估计都有 20 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平远街的毒品交易就像在市场上买菜一样，外地人到了那里，当地居民很自然的主动上前招揽生意，毫不掩饰地问到：「你要 4 号(海洛因)吗？我这里有双狮地球标牌，质量比外面的黄皮好多了！鸦片也有……」
于是，云南平远街的居民凭借贩毒、贩枪、销赃（车）带来的高额暴利，在 上世纪80 年代人均年收入只有 300 元的年代，率先「脱贫致富」。他们建起了一幢幢造价不菲的豪华别墅，房间装饰考究，富丽堂皇，一些还有独立的花园、舞厅、酒吧和游泳池。
到了（上世纪）90 年代初，平远街的形势可以说完全失控，毒贩们仗着手中的武器，完全不把当地公安干警放在眼里，屡次暴力阻碍执法，违法犯罪肆无忌惮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1991 年，一名公安干警到平远街办案，结果被当地毒贩抓住抽掉脚筋，成为残废。
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平远街黑恶势力的嚣张跋扈，让公安部意识到这里的犯罪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在上报中央之后，展开我国第一大规模武装剿毒行动。
1992 年 8 月 30 日晚，平远街严打行动正式拉开序幕，参战的部队总人数多达 3000 余人，除此之外，其它临近省份，如贵州、广西等省的武警官兵也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局势失控，他们将疾驰增援。
最终，行动历时 81 天获得成功，成绩斐然，共抓获惩处 854 名罪犯，其中在抓捕过程中直接击毙两名负隅顽抗的毒贩，后期还依法判处 12 名罪大恶极的黑恶势力头目死刑。但一些毒贩的负隅顽抗，也造成我方公安武警官兵三人牺牲，多人受伤。
平远街被端后，让经常来进高纯度海洛因的广东普宁人陈炳锡失去了货源，于是他尝试贩卖一种从台湾流传过来的新型毒品——冰毒。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冰毒不同于海洛因，制作没那么复杂，可以人工合成，于是暗地找到一位技术牛人，邀请其到普宁合作赚钱。
陈炳锡找的这位技术牛人，正是后来的网红大毒枭——化学天才刘招华。在两人的技术驱动下，他们所在的普宁，连同边上的陆丰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分别戴上了“毒帽”，被公安部禁毒局列为重点监管地区。
虽然陆丰地区在后来的毒品圈子很出名，但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小角色，这里毒贩的技术和经验非常有限，跟陈炳锡、刘招华没得比，所以制作的冰毒纯度非常差，他们更多是蹭陈炳锡、刘招华两大毒枭的热度，
1999年底，陈炳锡、刘招华高达 11 吨多的惊天冰毒大案曝光，两大毒枭正式进入警方的视线，普宁毒品得到遏制，一举摘掉了“毒帽”。然而另一边的陆丰地区，虽然同样在打击，但效果非常有限。不过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陆丰的冰毒产量确实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曾一度摘掉“毒帽”。
然而到了2010年，公安部禁毒局通过大数据分析，全国各地破获的毒品案件上线不断指向陆丰。不仅如此，数据还显示，陆丰近几年的制毒贩毒案件也开始飙升。于是2011年，陆丰再次被公安部禁毒局戴上“毒帽”，并要求当地禁毒办限期整治，但效果并没有好转。
到了2013年年初，公安部禁毒局再次对近三年的涉毒案件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全国抓获的陆丰籍毒贩达到了2071名，三年时间增长速度超过30%。此时的陆丰已经成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冰毒生产地，其产量可以直接影响全国乃至全球的冰毒价格。
公安部禁毒局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这2071名陆丰籍毒贩，很多人姓蔡，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村子，陆丰“三甲地区”的甲西镇博社村，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中国制毒第一村”，一个以亲缘作为纽带的宗族势力与制毒、贩毒、武装暴力犯罪相结合的地下冰毒王国。
为了解决陆丰地区涉毒犯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公安部禁毒局秘密派出多个专案小组奔赴一线进行探访。这些专案小组通过明察暗访之后，发现像博社村这样村庄，陆丰地区还有几个，村民们也都有从事制毒贩毒的犯罪行为，可以称得上“中国制毒第二村”、“中国制毒第三村”。
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中国制毒第一村”博社村，根据情报调查显示，这里每次出货（冰毒），基本是以吨为单位。全村10%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制毒贩毒，一些没有涉及的人员，也起到了融资的作用。
2013年5月7号，时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湄公河糯康大案的中方负责人）正式约谈汕尾和陆丰两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的负责人。5月29号刘跃进亲自给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通报了相关的问题。
刘跃进
2013年6月中旬，汕尾、陆丰两级主要领导和公检法的一些负责人进行了撤换与调整，36名充当制贩毒者的保护伞被查处。而在陆丰至少有12名警察被抓，三名所长、一名副所长，还有一名中队长。
在随后几个月的时候，公安部禁毒局专案小组，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派人潜入博社村，展开“查下水道”（战前侦查）。紧接着，还调派了先进的无人机进行各种航拍，把博社村77个制毒窝点精准定位，为接下来代号为“雷霆扫毒”的行动做好准备。
2013年12月28日晚上8点，广东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大楼灯火通明，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参与雷霆扫毒行动的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公安武警战士朝着各自指定的集结目标前进。
此次行动总共出动3300多名公安、武警，以及边防部队战士，570多辆车，数艘快艇，两架直升飞机，这是一场大兵团、多警种、海陆空立体化的围剿战，同时也是继1992年平远街事件之后，我国又一场大规模武装剿毒战。
雷霆扫毒
凌晨4点整，雷霆扫毒正式开始，历时12小时，到下午4点正式结束，共抓捕直接参与制毒贩毒成员182名，捣毁制毒工厂77个和1个炸药制造窝点，缴获冰毒2925公斤、K粉260公斤、制毒原料23吨、枪支9支、子弹62发、手雷1枚、毒资422万元。
这些缴获的毒品数量非常恐怖，要知道2014年，全国共查缴的冰毒也只有13000公斤。由此可见，博社村的冰毒产量影响全国乃至全球冰毒价格，并非夸大其词的说法。
雷霆扫毒行动的重心虽然是博社村，但目的是为了治理整顿陆丰，乃至整个汕尾制毒贩毒靡然成风的现象。例如前面所说的中国制毒第二村、第三村，第二天得知消息后，一半的人都吓得跑路。
因此根据掌握的情报，汕尾禁毒局开启史上最大的毒贩追逃行动。下图密密麻麻就是被通缉的制毒贩毒通缉人员，总共有400多人，但不是全部，时不时还要更新一下，一般是抓到一个就撤下其信息，然后就新增一个。
通缉令照片墙
7年之后，即2018年年底，陆丰再次摘掉了“全国禁毒重点整治地区”这一顶“毒帽”，政府在此期间也大力帮助当地农民寻找合法的致富途径，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常态化发展。
博社村特大制毒贩毒集团覆灭之后，世界冰毒产量的头把交椅开始转向金三角的泰国境内。2018年，东南亚地区缴获了116 吨的冰毒，绝大部分来自泰国，远超中国的缴获量。而另一种含有麻黄碱以及其它成分的本土创新“拳头毒品”麻果，泰国也缉获了 5.15 亿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