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论希腊古典时期的战争对雅典城市的影响

[摘　要]　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是与两大战争即希波战争（公元前494～公元前449）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04）相连的。历时近50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希腊人最终取胜波斯。雅典城邦逐渐成为希腊世界的主宰。雅典城市在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中心地位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加强和巩固。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失利，加剧城邦危机，维护和扩展雅典城市作为城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诸多因素逐渐失去，雅典城市不再是“全希腊人的学校”，随雅典城邦的衰落而轼微。

[关键词]　古典时期；雅典城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

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既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与两大战争即希波战争（公元前494～公元前449）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04）相连的。正如古史研究专家弗雷斯特所言，“古典时期是一个整合、稳定与和谐发展的时代，……古典时期的历史也主要是战争史。”[1](p.39)作为这一时期雅典城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雅典城市，是城邦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核心与心脏，随城邦的征战扩张而历经兴衰浮沉的考验。但是，迄今为止，国内知识界对于古典时期的战争与雅典城市之关系，多是在城邦研究中偶尔提及，缺乏对雅典城市应有的客观分析和深入研究。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早期国家形态，城邦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城市是城邦的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虽然城邦与城市的兴起几乎经历了同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城邦研究不可替代城市研究。古典时期的两大战争对雅典城市演进的重大影响，同样是希腊古典盛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取胜波斯：雅典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加强

希波战争的前期阶段，经过马拉松战役、埃特米斯坞海战、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海战、普拉提亚战役和米卡尔海角之战等，希腊人基本上消灭了入侵的波斯陆军与海军。战争的后期，为了清剿波斯的海上势力，公元前478年，雅典人领导与海上利益休戚相关的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的诸多城邦组织起强大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也曰“第一次雅典同盟”），继续对波斯作战。在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联盟的有力抗击下，公元前449年，希腊和波斯双方缔结卡里亚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波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承认小亚西海岸希腊城市的独立。约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终。

希波战争虽然至此结束，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从公元前479年入侵希腊本土的波斯军队在普拉提亚战役被希腊人击败，至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这期间是雅典城市兴旺发达的时代。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希波战争不无关系。凭借在提洛同盟中的领导地位，雅典城邦逐渐扩大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并将由此所带来的收益，大多用于提升、加强和巩固雅典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取胜波斯，不仅增强了雅典城市的经济力量，以城市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及公共文化事业的繁荣等，也因战争的胜利而受益多多。诚如斯言：“凭借在希波战争中的功绩，雅典城市赢得了对希腊其它城邦的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手段……”[1](p.41)

其一，利用希波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海军力量和对提洛同盟的掌控，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雅典确立了在爱琴海上的霸权。至公元前5世纪60年代，雅典不仅占据了通往爱琴海、地中海、黑海、赫拉斯滂、色雷斯等地区的重要商道或海港，而且保障了爱琴海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比较和平的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国际环境。雅典商业贸易的生命线得以完全由自己主宰，从而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经济的繁荣。至公元前5世纪，雅典已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商贸中心，产自黑海沿岸、埃及和西西里的谷物，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木材，斯基泰、意大利半岛的牲畜、皮革和鱼类，伊特拉里亚的青铜，埃及的纸草和亚麻织物，以及东方的贵重毛毯和香料等，源源不断的输入雅典城市。雅典的特产橄榄油、葡萄酒、蜂蜜、陶器、铅、银和大理石等，也经由四通八达的国际性商道，输出异邦他乡。不断增长的商业利润进一步促进了雅典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诚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所言，“从经济上看，这个繁荣时代是以日益发展的国际贸易和国内商业为基础的。进口粮食、木料、奴隶和奢侈品要付给银、橄榄油、陶器和其他出口品。雅典“盟国”所交纳的贡赋支撑了雅典帝国的海上力量，这种海上力量抑制了海盗行为，因而保障了国际贸易的安全，特别是提供了粮食贸易的保护，而粮食贸易对于雅典的生存也是至关重要的。”[2](第119页)

其二，由于雅典执掌提洛同盟的领导大权，同盟国的贡金实际上成为雅典城邦扩建海军、重建雅典城市、负担公职津贴等独自享有的巨大财源。提洛同盟成立时，规定各加盟国的年贡金为460塔兰特。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移至雅典，单是库存备用金（reserve　fund）达8000塔兰特之多。公元前446年“三十年和约”签订之时，更增至9700塔兰特。[3](　p.51)　伯里克利也坦言：“同盟者所交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4](Ⅱ.ⅩⅢ)其当政时期，每隔4年于泛雅典娜节调整一次贡金数额，每年由各同盟国所缴纳的'贡金平均达600塔兰特。[4](Ⅱ.ⅩⅢ)公元前413年，雅典对提洛同盟境内一切港口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征收5％的关税，数年后岁入已达到或超过1000塔兰特。[5](p.28)　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后，同盟贡金的收支悉由雅典决定，更加便利了雅典人对贡金的管理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雅典城邦将由此获得的收益，大多用于发展雅典的海军舰队、城市建设、观剧津贴和公职津贴等。例如，自公元前5世纪70年代起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城市连续数十年的大兴土木，基本依靠的是战争所聚敛而来的财富支撑。尤其是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43——公元前429），同盟贡金等大都用于市政广场、议事会厅、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工期长、造价高、规模宏大的公共工程。[6](pp.95-96)　维彻利在《希腊人如何建城》中说：“象雅典的卫城和其它地方一样，市政广场（agora）在希波战争中受重创，寺庙和公共建筑或多或少地受损。修复是缓慢而逐步进行的。……新建的建筑不仅更大而且建筑更精良。”[7](p.58)　雅典城的整个重建工作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重新修建后的雅典城市，公共建筑数量更多，功能更完善，并按一定的功能区域相对集中分布，如商业区（commercial　districts）、居住区（residential　districts）、公共和宗教活动区（public　and　religious　zones）等，最终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和“全希腊的学校”。

此外，贡税、关税和盟国的捐款等，也是就任于公民大会、议事会等城邦民主政治机构中各类公职人员津贴的主要来源。据亚里士多德记载，提洛同盟加盟各国的捐款、贡税、关税等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其中至少包括了陪审官6000人，议事会的议员500人，城市卫士50人，国内、国外官吏1400人，重装步兵2500人，弓箭手1600人，骑士1200人，造船所的卫士500人等。[8](ⅩⅩⅣ,3)

其三，对波斯战争的胜利，以及籍此确立的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和军事殖民，基本保证了雅典公民在相当长时间内享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据统计，公元前450～公元前440年，有4000雅典公民移居海外。[9](第35页)伯里克利曾“派1000人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CHERSONESUS），500人前往那克索斯（NAXOS）、250人前往安德洛斯（ANDROS）、1000人前往色雷斯（THRACE）……”[10](Ⅺ)因战争胜利而从外邦得到的大量耕地、丰富的战利品和贡金等，不仅使雅典公民普遍富裕起来，而且为改善和扩大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社会福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萨拉米海战胜利后不久，雅典城邦所积累的充裕财富已足以保障人民尽可抛弃田园，入居城市，而且人人都会有饭吃。[8](ⅩⅩⅣ,1)德莫斯提尼在演说中谈到，雅典由于反对波斯人的战争而变得富有和伟大。[11](ⅩⅣ,40)色诺芬认为，“许多平民依靠战争增加了财产。”[12](ⅩⅤ)普鲁塔克也指出，客蒙由于在对波斯人的战斗中获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以大量金钱和战利品使雅典变得富有。[13](Ⅳ,5)一些富有的公民，如客蒙、德米斯托克利等，因战争的胜利变得更加富有。据普鲁塔克记载，希波战争中战功显赫的德米斯托克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拥有的财产不足3塔兰特，而至公元前471年他被放逐时，其财产已有80个塔兰特甚至100个塔兰特。[14](ⅩⅩⅤ,3)优裕的物质生活，无疑有助于公民潜下心来，积极投身于城邦的建设与管理，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古典文化。论文述论希腊古典时期的战争对雅典城市的影响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7|fV4jO%GOkX'|_ |d/'tmG]L*f%#38财 政 学论文06#3s~0zt9y/a4j4ES@e

其四，取胜波斯，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首先，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对于雅典来说，主要是指雅典海军的胜利。古典时代雅典城邦的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其在地中海世界无与伦比的海军舰队。而雅典海军舰队中的兵勇和水手，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且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装步兵的公民。海军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这些中下层群众组成的所谓“第四等级”（THETES）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军事殖民（MILITARY　COLONY）“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第四等级的人数。第四等级的绝大多数因此而生计有保障，或保有一块份地（A　SMALL　PARCEL　OF　LAND）。”[15](PP.13-14)“第四等级”中人数众多的兵勇和水手队伍与商人、手工业者一起，是推动雅典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雅典人的最终胜利不是保守的成效，不是在马拉松战役中首次击败波斯人的有产的重装步兵，而是那些赢胜于萨拉米海战中、操纵舰队的水手和城市中的贫民。”[16](P.10)正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当选为雅典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连任10年，励精图治，不断改革和发展雅典城邦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使雅典成为希腊各城邦民主派的大本营。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进入极盛的“伯里克利时代”（PERICLEAN　AGE,公元前5世纪40～30年代），雅典城市成为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核心舞台。

其次，希波战争后，雅典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强大军事力量的形成，使民主政治的运作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军事保障。尤其是向赫拉斯滂（HELLESPONT）、意大利的图里（THURII）、黑海地区的安菲波里斯（AMPHILPOLIS）等地的殖民，不仅扩大了雅典在爱琴海、黑海和意大利的影响，而且培植了大批受领征服得来的土地之“公民”（CLERUCH）。据统计，曾有10000名贫穷公民成为受领征服土地的公民。[15](　P.13)加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所提供的较为广阔的就业空间，如“伯里克利的大规模市政建设决策旨在为手工业者就业服务。”[17](P.208)从而极大地改善了贫者、无业人员、少地或无地农民等的生存与发展境遇。这便有效减少了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施行营造了一个祥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取胜波斯，对于雅典从一个蕞尔小邦发展为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霸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也随之不断强盛。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G·埃利奥特·史密斯曾这样说过：“在文明的大多数方面，领先的是爱奥尼亚诸城市。但是……随着爱奥尼亚的毁灭和雅典在希波战争之后的兴起，雅典成了包括所有爱奥尼亚人在内的帝国的中心，希腊文明的领导地位转移到雅典；正是在雅典，希腊在艺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成就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达到了最高点。”[18](第358页)这样的优势即便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我们仍然可以从伯里克利对身处危难之际的雅典人所说的一番话语中深深的感受得到：“在希腊一切国家中，我们所统治的希腊人人数最多；在对抗他们的联合军队和对抗他们各别国家的大战役中，我们是站得稳的；我们住在一个各方面最富有和最伟大的城市之中。”[4](Ⅱ,LⅩⅣ)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城邦由盛而衰，雅典城市经历着另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