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怕“撞衫”,地方怕“撞名”!聊聊江苏那些“撞名”趣事儿
地名可能是最能体现城市识别度的符号,如果两个地方出现同样的地名,会带来很多不便与尴尬。然而,由于历史、区划变动以及信息不通畅等原因,江苏产生过大量的重名案例,并且至今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江苏的重名现象还可以分成多种类别,让我们一一分解。
大丰模式:礼让外省,重新取名
大丰的建制比较晚,抗日战争时期从东台析出,因为位于东台之北,就取名“台北县”。建国后因为与台湾省的台北重名,改名为“大丰”。“大丰”之名来源于张謇的“大丰盐垦公司”名称。这一称呼表达出生产生活中的美好祝愿,和“常熟”、“太仓”的地名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丰盐垦公司总部裕丰区远景图
这种把重名的地名让给外省使用,而自身另取地名的做法,我们可称之为“大丰模式”。这样的案例在江苏省还有多个,如建湖、泗阳、涟水、淮阴区等都为了避免与外省县市重名而改了称谓。
建湖的情况与大丰相似,抗日战争时期从盐城析出,取名“建阳县”。建国后因与福建建阳县(今南平市建阳区)重名,改名“建湖”。不过今天的建湖治所仍称作建阳镇。
明清时的泗阳县被称作“桃源县”,这个富有诗意的地名使用了数百年之久,1914年因为其与湖南桃源县同名,而被改为“泗阳县”。算下来现在的泗阳县之名只使用了一百年出头的时间,但这个地名可追溯到汉朝时期,可谓颇有历史渊源。
《乾隆驻跸图》中的桃源县陈家庄行宫
涟水的情况和泗阳很相似,明清时期一直称作安东县,1914年因为与奉天安东县重名而改称涟水县。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辽宁的安东县已改名东港市,安东市改为丹东市,中国已无“安东”。
《三才图会》中的“淮安府境图”。与外省产生“撞名”的桃源县、清河县、安东县均属淮安府
清河县的情况比上述四县要复杂一些,由于其县治在黄河(今废黄河)两岸多次变迁,所以它有时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淮安市清江浦区与淮阴区的总和,有时只相当于现在的淮阴区。同样在1914年,因为河北(直隶)也有清河县,江苏的清河县便改名为淮阴县。
《乾隆驻跸图》中的清河县惠济祠行宫
事情还没有结束,1983年淮阴市(今淮安市)设立清河区,南北再次共同出现“清河”,直到2016年清河区、清浦区合并为清江浦区,“清河”的重名也就彻底结束了。
兴化模式:接受礼遇,保持原名
江苏兴化建县于五代十国(吴国)时期,福建兴化则在北宋诞生。尽管江苏的兴化历史更长,但历史上基本为属县,行政级别较低;而福建的兴化也就是莆田曾长期被称为兴化府,级别明显更高。
尽管如此,进入民国以后,福建的“兴化”作为区划名称就消失了,“兴化”就专指江苏兴化了。但“兴化”这个词已融入莆田的各个领域,其中最著名的则数福建沿海中部的兴化湾。
这种自身保留原地名而同名的外省县市进行改名的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兴化模式”。
海门的重名现象也符合“兴化模式”。中国的“海门”曾经有很多,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今的“海门”基本指江苏海门区。
很多大河的入海口都叫做“海门”,比如刘禹锡的《浪淘沙》中有“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的句子,“海门”为钱塘江入海口。众多“海门”中与江苏海门“势均力敌”的当属浙江椒江口的“海门”,就是现在的台州市椒江区。
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谢逊骂元广波:“专门靠毒盐害人。去年在余姚害死张登云一家十一口,本月初欧阳余清在海门身死,都是你做的好事。”这里的海门便是现在的台州,和江苏海门没有关系。
椒江区的前身是海门区、海门特区(县级),1981年改成县级市时没有叫“海门市”,而另称“椒江市”,显然是为了不与江苏海门重名。如今,椒江区保留了“海门街道”以纪念持续数百年的古称,这与海门区的海门街道是完全重名的。
2018年初,常熟市公安发布警方通报,称一名男子编造“常熟撤市建区”谣言,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实,常熟区是曾经存在过的,只不过不在江苏,而在上海。1945年上海以境内常熟路为名设置常熟区。1956年,常熟区并入徐汇区。如此,常熟是存在短暂的重名问题的。
与此情况相同的是江宁区。除了江苏的江宁区,上海也曾设置过江宁区。1945年上海江宁区成立,1960年江宁区与新成区西半部合并,改设静安区。
在今天的上海,“江宁”仍是重要地名,指的是静安区江宁路街道一带。2020年9月,百度新闻误将上海江宁的新闻当做南京江宁区的新闻而安排在“南京新闻”版块中,暴露了人工智能时代中算法新闻的局限性。
通州模式:长期共存,互不相扰
江苏与外省市最著名的撞名城市要算通州了。正如“南北通州通南北”的老话一样,南北通州重名的现象由来已久。
南通称“通州”的历史要早于北京通州,早在后周就有了这个名字,这距今已经超过一千年了。至于北京通州区,是在金朝天德三年——也就是1151年才有了这个名字的。南通叫“通州”比北京通州区早了将近200年。“南北通州通南北”的对子产生于清朝,那时,南通州是直隶州,和府一个级别;北通州是散州,和县差不多,两者不在一个级别。民国元年是南北通州的真正“交锋”。这一年,府、州、县全部改称县,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两个同级别的“通县”,但是结果却是南面的通州改叫“南通县”,北面的顺其自然唤作“通县”。
南通解放后实行了市县分离,南通被分为南通市和南通县。1993年南通县升为县级市,名通州市。此时的北通州叫做“通县”——北通州在建国初也叫过“通州市”,但从河北并到北京没多久就成了“通县”,一直持续30多年,直到1997年通县也要升级了,县改区成了“通州区”。南北南北通州于1997年再次撞名。2009年通州市市改区的时候,没有刻意避免重名,也直接叫做“通州区”,两个“通州区”产生了。
2019年1月,北京市政府迁址北京通州区,“北通州”行政地位一目了然。时至今日,“南通州”的名声远不及“北通州”,在各大媒体搜索“通州”条目,大部分和北京相关。但无论如何,南通通州区在经济上亮点十足,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保持着江苏江以北县、市、区排名第一的地位。“南通州”大有可为。
昆山模式:区划变迁,一分为二
有一些地名,本身只表示一个地方,不与其他地名重名。但随着历史变迁,行政区划出现调整,该地被拆分为两部分,或者该地地名出现迁移,最终造成撞名现象,我们以昆山为典型,称之为“昆山模式”。
江苏有昆山市,上海有小昆山镇。小昆山镇位于松江区西北,在南北朝时曾是昆山县的县治,后来在唐朝时县治迁移到现在的昆山市,原来的昆山就叫做小昆山了。
与昆山这种情况相似的是丹阳。现在的江苏丹阳市不是最早的“丹阳”。汉朝时的丹阳县位于现在的安徽当涂。今天安徽马鞍山的丹阳镇就邻近当涂。“丹阳”后来发生地名转移,唐朝时把曲阿县改名丹阳县,江苏丹阳的称呼才就此开始。
然而“丹阳”比“昆山”还有更复杂的地方。除了地名转移,还出现了一城(镇)分属两地的情况。与马鞍山丹阳镇接壤的还有江宁区的“小丹阳”。这两个“丹阳”本属一地。
“小丹阳”的这种情况在浦口区与安徽和县之间也有体现。这两地的交界之处为两个“乌江”。
无锡模式:县市同名,分分合合
还有一种特殊的撞名现象,它出现在同一城市。目前在江苏还存在的就是淮安市与淮安区。这种市县(区)同名的现象在以前颇多,如无锡市与无锡县,南通市与南通县,淮阴市与淮阴县。
1949年,南通分设南通市、南通县,无锡分设无锡市、无锡县。这种区划调整被称作 “切块设市”,城区成为“市”,其余地方另设一县。随着南通县、无锡县分别改设通州市、锡山市,南通、无锡的县市同名现象消失。
淮阴市与淮阴县的同名要复杂一些。1951年淮阴县也像南通、无锡一样县市分治,但没有产生同名,而是分别取名清江市和淮阴县。导致同名的是1983年淮阴市的设立,从此淮阴市、淮阴县一直并存到2001年。
2001年,淮阴市改名淮安市,又设立楚州区、淮阴区,各种同名局面全部告终。但民间对楚州区的地名不满,经过努力,淮安区地名恢复,但也造成了市、区同名。目前全国各地的县市同名在不断减少,最近的一次为2020年6月河北邢台的区划调整,邢台县被拆分后分别合并到邢台市的两个区中。
随着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重名现象的弊端也日趋凸显,变革也在一直进行中。一件件“撞名事件”逐渐走向历史,但它们带来的文化现象却值得我们永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