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与曾令存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 1949—2019》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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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作者曾令存（嘉应学院教授，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论文评阅专家）主持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成果，结项评定等级为“优秀”。书稿写作前后至少延续了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与洪子诚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通信及书稿绪论中，作者曾简单谈及关于该书撰写的一些构想，并根据洪子诚先生的意见和建议，断断续续进行修改、完善。这几则通信为本书的“代序”。

2020-07-03 22:47:21 （星期五）

洪老师：

附上我的书稿初稿，敬请批评指正。因为还有陈晓明老师《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部分的内容没写完，“余论”也需要重写，故还来不及统稿。我还没想好有没有必要插入一些文学史版本的图片，有必要的话这些图片都得好好挑选。

我最初的想法，是挑选一些能够体现每个时期文学史编写观念等问题的文学史著作进行评述，以掩饰自己的理论的贫乏，同时也觉得没必要评述太多的文学史著作。

书稿还得慢慢修改。有关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部分，感觉篇幅长了（主要是第二、三个问题处理得不理想）。最近十年部分的内容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看电脑很费神，您有空随便翻翻。

令存

2020-07-06 11:00:16 （星期一）

令存：

因为身体状况等原因，你的书稿不可能全细读。这两天主要是针对目录、章节安排方面提了一点修改意见。目前有些设计可能不是很好，具体情况我用红色字标出。不一定对，你参考。读了一些章节，总体感觉处理了不少资料，也做了许多很好的评述和概括。主要问题是，觉得你太偏于（急于）理论、评价，理论评价有些已经体现在你的选择，章节安排之中。在写成编纂史，还是写成史论上，我倾向还是向编写史倾斜，也就是如黄修己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那样的处理方式。最主要还是“事实”，在这个基础上再归纳一些重要问题。因为是第一本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史”方面的书，我想大家的期望是对庞杂的资料的筛选和整理，提供更多的相关情况。如各种文学史的写作背景，与时代思潮的关系，编纂的组织方式、过程，书的结构、叙述方式等。这些资料整理本身就很有价值。有时候我倒觉得，理论已经谈得很多，其实也就是那些；或者说，理论要从“事实”中提出、生发。

你联系在广东出也很好。

洪子诚

2020-07-06 22:27:26 （星期一）

洪老师：

您指出的问题都是要害问题，我自己也隐隐约约意识到了，特别是（急于）“理论”与“评价”。的确，有关当代文学史编写的理论问题，已经很难谈出新东西来了，而且也就那么一些。书稿的谈的“理论”，基本上是一种重复。

我书稿中前三章中都设置有关于文学史编写与文学批评的话题，原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即想通过一些个案（现象）考察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比如华中师大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对作为一个文学史时期概念的“新时期文学（1976—1986）”的处理与使用。这个问题在我接触到的类似研究著述中比较少涉及。我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命题，处理不好可能会适得其反。

1990—2010年这一时期的当代文学史编写，既有学科意识方面的内容可以挖掘，同时又呈现出一种多元格局的气象。如何拟一个标题更好地概括这一时期的当代文学史编写，我再好好想想。

书稿一直都拟用《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的书名，但觉得有些不自量力了。已有黄修己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再这么“明目张胆”地用“编写史”，贻笑大方了。我想或者就用“论稿”吧。

您对书稿“目录”的修改及相关建议让我很受启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好好吸收消化，尽努力调整好。的确，好的目录，提纲挈领，能呈现内容的骨骼架构，让人心领神会。

令存

2020-07-07 09:28:22（星期四）

令存：

当初不大知道你的写法，如果一开始，我会建议你以提供“事实”为主。当然不是罗列事实，仍有内在理路和评价，当代文学史编写与时代思潮、文学风尚，与政治情势，与权力，与对文学的理解等之间的关系，是贯穿全书的理论问题，也是对“事实”的把握方式。但不是要专门去论列，不是以“论”作为中心。

但现在不能做很大修改。如修改的话，建议在这方面加强。譬如谈到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文学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可以具体讲他们编写的动机，方法，结构、体例等，并可以和中国作协组织编写的《文学十年》对比。这两本书虽没有使用“史”的名字，但都是为“当代文学”立史的性质（文学所的一本虽延至60年代才出版），可以看作是最初的当代文学史。提出的问题，不一定都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去归纳，也有学科、文学规律方面的考虑。有些问题，可以在比较中提取单独讨论，如具体讲述80年代初最初出版的几本重要当代文学史（郭志刚、张钟、22院校、华中师大），可以讲到它们的共同点，也谈到不同的地方。比如“分期”，所谓两分法（《概观》有这个倾向），三分法（郭志刚本），四分法（华中本）——这个问题在现在可能不是问题，但当时的这种划分，体现了对当代政治、文学历史的看法。各种文学史，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概念的理解上也有差异，这从它们评述涉及的范围也可以看出。

另外，在五六十年代，在开始建构“当代文学”及其历史的时候，对“史料”还是重视的。我记得58-59年，山东师院就系统编纂了一套史料丛书（内部出版），包括当代作家评论目录，和若干被认为重要的作家的资料专集。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文学所资料室也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有很专门的收集编纂。当然，8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工作有更大开展，当代文学、作家研究史料丛书很早就开始做了，不是21世纪才进行的。这方面也应该纳入“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史料部分的议题之中。你好像没有处理。

关于董健先生他们的文学史，我觉得是90年代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一部，影响也很大。可能与陈思和、和我的文学史在理念、写法有些不同。作为编写史，主要还是要揭示各自所依据的理念和方法，而不是简单评价。

我是看到你的书稿，而且只读了很少部分，才陆续有着些看法的，也可能说得不对。

洪子诚

2020-07-09  11:59 （星期四）

洪老师：

的确是这样，有些问题在今天已不是什么问题，如分期问题，但在特定时期还是有挖掘的空间。我当时评述《概观》的时候，也曾感觉你们的这种处理方式（两分法）可能并不能简单“放过”，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这个问题我会在修改时充实进去。“史料”一章写得比较匆忙，整体上仅追溯到90年代，看来还是要“从头说起”。争取在修改过程中多补充些“事实”。

我在书稿写作的过程中断断续续翻阅了十多年来这方面的相关著述，大概有五六种吧，也因此想改变一下写法。这些著述纠缠的问题，如分期、体例等，似乎也没什么创新的观点。同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介绍了很多文学史，但又讨论得不深入，而且这些文学史也很难说有很大的价值（可能是我的鉴赏水平有限）；提出的问题看似很多，但不少可以是无关要紧的；一本书看下来，有眼花缭乱不得要领的感觉。基于此，在设计书稿结构的时候，我在“绪论”和每一章的第一节先把全书和每一时期的总体情况进行“概说”，然后选取一些代表性文学史直接作为标题，分别讨论一些问题，相对独立又互相补充，形成一种历史对话的关系。以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史作为章节标题，呈现70年的当代文学史编写史脉络。两百多种的当代文学史，真正可以讨论的并不多，重复的多。讨论多了，反而容易造成把握的混乱。这可能是我跟类似著述的不同。书稿中选择的这些文学史，能否体现这一设想，是我的水平与视野的问题。这个无法强求。

再有一点，是如何处理“事实”与“理论”（评价）的关系。我原意是希望多提供一些“事实”（材料），尽量避免类似著述的“理论”倾向，但由于掌握的史料有限，再加上有些急于求成，结果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理论上还不一定比人家新潮。当然这里面可能还与我的另一些想法有关，如不太想重复、过于纠缠类似著述关注的一些共通性的问题，而尝试把这些代表性文学史比较有个性的问题谈深入一些，同时也试图不让书稿内容包罗万象，但又浅尝辄止。书稿这种可能“两头不讨好”的结果，说到底还是自己的立意和水平问题。

我这几天先把学期的教学收尾工作处理完，再按照您的意见和建议努力修改完善。

一直读您的书，听您讲学，到头还是没什么长进。说来惭愧！

令存

2020-12-31  20:57 (星期四)

洪老师：

这个学期好像过得比较快，同时也感觉比较忙。其实课倒不是很多，都忙书稿去了。到今天为止，书稿也基本告一段落了。这段时间主要是格式上进行了一些处理。至于内容，除了补撰写了“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70年”第一节总论部分（主要谈了三个问题：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导向”、“华裔学者”的双重身份、文学史叙述模式的“修复”），就是根据您的意见和建议尽能力对书稿做些充实、完善。我的水平、能力有限，“先天不足”，大概也只能这样了。过两天考虑把书稿给出版社，同时考虑春节前申请省哲学社科规划后期资助的结题，两项工作同步进行，否则不知耽搁到什么时候。谢谢您一直以来对书稿的指导、鼓励，特别是那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才疏学浅，书稿与您的期待相去甚远，心怀遗憾。

我想接下来争取整理一本有关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书稿，也想重写一本有关历史上梅州的书院与客家文化关系方面的书。

这几天真的变天了，气温降至零度上下。南方的冬天，室内没暖气，室外更冷。好在课上完了。

令存

2021-6-6 9：50（星期日）

令存:

祝贺你的研究通过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结项，并获得优秀的评定。也期待书能够早日出版。这部书稿经过你多年的努力，达到这样的规模和水准，确实很不容易，也知道你为此付出的艰辛。书稿在时代思潮、当代文学建构和文学史观念、学科意识的视野中，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六十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作了全面梳理，选择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分析，从中提炼了若干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加以讨论，为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史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相信这本书对于继续推进这一领域的研习者，会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当然，可能也留下一些遗憾。譬如对当代文学史编写情况的评述，未能与这个时期的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的编写构成有机的关联。又如地域（台湾、香港澳门、海外华文）、文类（诗歌、小说、散文）、时期（十七年、80年代）的文学史编纂情况，在资料和评述上未得到适当反映。另外，台湾一些学者的论著，也还没有得到关注。其实，也不必求全；我提出的这些，可能属于吹毛求疵。

你的书增加了海外学者编写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这一点很好。由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学术背景的不同，与国内的论著相比，它们会有视野、观点、路数方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有益参照。这让我想起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英文版出版后，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教授在《中国研究》上的书评。她对这部文学史有所肯定，但也有许多批评。她说，“由于完全是在大陆文学史的成规之内写作，本书的前面几章中关于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的争论，读来颇为沉闷。这些争论对于那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或者专门研究那个时代的党派关系、并且对此相当有兴致的专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毕竟，那个时代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过去，并且它脱离历史常轨，远不能预示未来的走向。除了少数几个学者以外，还有人对这个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感兴趣吗？答案很是可疑。”我想，这就是处境、理念不同形成的不同的感觉。90年代我编写这个文学史时，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思想界和文学界并未成为翻过的一页，对我来说也仍是个尚待面对的重要的思想、情感问题。而且，与杜博妮教授的估计不同，依现在的情况，那个时代并未渐行渐远，而21世纪以来，“对这个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感兴趣”的，也远远超出“少数几个学者”。

回顾上世纪80到9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文学史生产的高产时期；特别是当代文学史。当时，研究者处于历史转折期的重写文学史热潮中，文学史的编写负载了超乎文学自身的思想、情感能量。而编写的热潮，又跟学科体制、大学文学教育的课程设计紧密相关。这种状况相信不会再重现。毕竟人们面对的时代、社会问题比起当年来要复杂、繁重得多，文学、文学史已经无力承载这一切。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时期的终结吧？

洪子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