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姑姑、傻侄子和我：三个人难忘的回忆
小时候，立伟总是一个人，没有人和他一起玩，多数小伙伴都被家长灌输了“立伟是傻子”的观念，离他远远的。
唯独我，经常和他一起打弹珠、玩画片，彼此还互称“亲样儿”（关中地区关系好的两个人的亲近的称呼，将来双方互生儿女后要相互送灯笼）。
和他在一起玩的时间长了，我渐渐的发现：其实立伟并不傻，不过是说话有些口吃，走路佝着腰，身体略微有一些不协调。
他之所以被认为傻，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傻姑姑惠玲。
立伟的奶奶生育了8个子女，7女1儿，这当然上个世纪80年代国策计划生育落实之前的事情了。他的父亲是家里的独苗子，从小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惠玲排行老七，从小便疯疯癫癫的，立伟叫她“七姑”。等到惠玲20多岁的时候，立伟的爷爷奶奶打算着给惠玲找个婆家。当然，婆家自然是那些家里的儿子精神不健全或者身体有残疾的人家。
找遍了方圆几十里，也没有给傻惠玲找到“门当户对”的婆家，遂决定把惠玲养在家里。
傻子的世界是高度自由的，惠玲也是一样。她经常蓬头垢面的，衣服也脏兮兮的。原因不是家人不给她勤洗勤换，而是换了干净衣裳之后，她总会在半天的时间内再次弄脏，家人索性就放弃了，只是在集体走亲戚或者家里待客时才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
衣服换的不勤，加上长期不洗澡，一到夏天，惠玲身上极易生虱子。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几个姐姐，围着抓疯跑的惠玲，抓住之后压在怀里，在她头上逮虱子的情景。
虽然她总是疯癫，但却被姐姐们细心照顾，没有断过她一顿饭，有好的吃食也从没少过她。印象最深刻就是她那两个鼓起的兜里总是被水果糖填的满满的，而我为了能吃她的水果糖，总是像跟屁虫一样粘着她。时间一长，家里的水果糖、鸡蛋糕、麻花经常被我们分而食之。
小孩的世界观就是这么简单，愿意分享好吃的就是好朋友。
而惠玲妈朴素的认为：她已经疯疯癫癫怪可怜了，若是家人再冷落或者忽视她，那她便命更苦了。
惠玲的父亲是农村老式的剃头匠，村里很多老年人都在他那里包月（或包年）剃头。直到今天，我还能回忆起：在泥土路的村道边，旺旺的蜂窝煤炉子上烧着滚烫的开水。来剃头刮脸的人们，都能在忙碌的年月里，剃掉烦恼人的头发，把脸刮的干干净净，享受一个惬意的午后。
虽然，惠玲的父亲永远只会剃一种发型。
姐姐们陆续都出嫁了，惠玲爸妈因此得了很多的彩礼，加上父亲剃头挣的钱，地里庄稼收成挣的钱，惠玲家的日子在村里属于靠前一些的。
自我上初二那年开始，惠玲姐妹和哥哥家相继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故。
先是惠玲，她在邻村的水塘边玩水，失足后淹死，家人匆匆埋葬。紧接着是大姐的丈夫亡故，留下了一母二子的家庭；随后三姐家里的房子年久失修，坍塌了半边墙，砸死了路人，为此赔了很多钱；哥哥的儿子立伟在第二年突然发病，被送到省里的儿童医院，医生诊断为小儿麻痹，随后竟奇迹康复。
几年间，原本还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被突然袭来的变故击打到破碎不堪。
那个年代的农村人爱嚼舌头，就像今天我们爱看各种娱乐八卦一样。有传言说：“因为惠玲爸妈生的女儿多，靠嫁女儿收了数目不菲的嫁妆钱，老天爷在惩罚他们家”，还有说：“他们一家在人前各种对惠玲好，而在关起门来的人后经常打骂惠玲，是惠玲在诅咒他们，因为人在做，天在看”，还有说……
当然这些传言都是听大人们说的，可我一点都不相信。因为少年的我，从惠玲那两个鼓的圆圆的兜里水果糖就看得出，大人们的传言多么荒谬。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言逐渐没人传了，就像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提及或想起惠玲一样，村里的人们也学会了遗忘。
如今，当我再次想起少年时代记忆里的惠玲时，她的容貌已经模糊。有一次回家，我问起立伟：“亲样儿，你还记得你惠玲姑的模样吗？”他回答道：“早…早都…早都忘记了”。
是啊，时间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把人也变的没心没肺了，侄儿都已经忘记了姑姑的模样。
我去年结婚的那几天，立伟就早2两天就过来帮忙，背柴、提水、归置板凳、端盘子等等，尽心尽力。听我妈说，立伟本打算随200元的喜钱的，结果只随了100元的喜钱，原因是他打工的那个老板拖欠了他6月份的工资。
其实，随多随少并没有什么，看到立伟前来帮忙和祝福，我已特别开心。现在的立伟，跟着父母一起生活，因为身体的原因，只能在农村做一些体力活（如乡村公路基建时的小工），每天大概能挣120元左右，还爱抽5元钱的猴王烟。
前几天，在逛超市的时候，无意间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类糖果，让我想起了满兜兜水果糖的惠玲，只是“斯人已逝，生者如斯”，而生者中，我能想起的只有立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