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0年代：明朝经略辽东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山海关地处要隘、形势险要，是明朝万里长城东起第一关，故称“天下第一关”，关城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得名山海关，冀辽在此分界。山海关有“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之称，历来为战略要冲。

本期提要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命熊廷弼、孙承宗等经略辽东、以防后金，后来又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其间，起起伏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三人堪称有才能者。他们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军事才干，在内忧外患之下，忍辱负重，巩固边防，保家卫国。

万历年间御倭战争之后，明朝对东北的控驭力减弱，努尔哈赤趁机崛起，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并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讨明，揭开了双方争战的序幕。此后，明朝廷不断调遣重臣经略辽东，其中有突出贡献的主要是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

熊廷弼稳中求进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讨明。翌年，明朝调集11万人（号称20万大军，一说是47万），由经略杨镐率领，兵分四路直奔赫图阿拉。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明军大败。此战后，辽东重镇辽阳、沈阳风声鹤唳，“民逃军逃，将哭道哭”。明朝廷在将杨镐逮捕法办后，迅速起用熊廷弼。

熊廷弼至辽东后，采取了稳中求进的政策。他到辽阳后，先斩临阵脱逃的副将刘遇节、王捷等人，设坛祭奠死难将帅军民，随后兼程冒雪、遍阅形势，并“招流移，缮守具，简士马，肃军令”，以固守为主，集合兵马，布于清河、抚顺等战略要地，并建议联合朝鲜以防守鸭绿江。

熊廷弼“防守渐逼”的政策得到万历皇帝首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努尔哈赤见其有备，“未敢深入”，甚至于“按兵不攻者岁余”。

万历四十八年（1620），明朝政局发生剧变，万历皇帝去世，继任的光宗执政月余也去世，后由懵懂孩童熹宗即位，他听信谗言，以熊廷弼只守不战为由将其罢斥，改由袁应泰接任。袁应泰不懂军事，至辽东后即改弦更张，开始盲目冒进。

努尔哈赤见有机可乘，调集重兵，接连攻陷辽东重镇沈阳、辽阳，辽阳是辽东都司治所，地位重要，辽阳陷落后，袁应泰自缢、辽河以东七十余城相继归降。

明朝廷再度起用熊廷弼，同时任命王化贞任辽东巡抚。熊廷弼针对已经变化的辽东形势，提出“三方布置”以图恢复的方略，即在广宁用骑兵、步兵对垒于河上，以对抗女真主力；同时又从天津、登州、莱州“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并联合朝鲜，以为掎角之势。这是一个切实可行，较为稳重的作战方略。

遗憾的是，王化贞并不赞同，擅自派遣毛文龙率少量军队沿辽南恢复海疆，虽取得镇江大捷，却“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彻底打乱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方略。这给女真造成可乘之机，努尔哈赤通过收买王化贞心腹孙得功，以计谋轻取广宁，王化贞仓皇出逃。熊廷弼孤身亦难以挽回败局，只得与王化贞同退入关内。

应当说，熊廷弼两次经略辽东所行战略均是切实可行的，遗憾的是，由于主官之间方略相左等因素，并未取得预期战果。

孙承宗练兵修城

广宁失守后，明军在辽东进一步陷入被动，基本处于守势，收复失地越来越难。明朝内部甚至有人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继任的辽东经略王在晋就持这种主张。

王在晋害怕与后金交战，主张“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力主在山海关外再修关门一道，以加重山海关的防御力量，至于关外则干脆放弃。以兵部尚书孙承宗为首的主战派坚决反对，他亲赴山海关与王在晋辩论，建议王在晋增兵宁远、觉华岛一带，但王在晋却不为所动。

此时，辽东战况节节失败引起了朝廷之内有识之士的不满。

在广宁战败后，兵部职方司主事袁崇焕单骑出关巡阅形势，他豪气地声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坚决反对退守山海关，并向王在晋陈述观点，但未被王在晋采纳。

孙承宗至山海关后，袁崇焕又向孙陈述了自己的观点，重点强调宁远的军事地位，建议构建宁远防线，进可攻、退可守，得到孙承宗的赏识。

孙承宗对王在晋的保守退缩战略大为不满，回京后向朝廷指出“在晋不足任”，熹宗同意，王在晋被免。

此后，孙承宗接任辽东经略。他调袁崇焕任宁前兵备道，驻守宁远。孙承宗与袁崇焕积极经营关外防线，安置辽民，以辽民守辽土，加强关外各个据点之间的联系，以宁、锦为中心，布置成一道坚固的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

经过孙承宗的经营，辽东形势开始向好，“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但此时政局的变化再度影响到辽东局势，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已掌握朝局，他们企图拉拢孙承宗，但孙却不为所动，从而引起阉党忌恨。他们对孙承宗进行各种诬陷，污蔑其袒护东林党、拥兵自重，最终于天启五年（1625）以柳河之役失利迫使其离职回乡。

继任经略高第并不熟悉兵事，且胆小畏战，他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就任后即撤关外防线，山海关外顿时陷入危机。袁崇焕坚决反对这种逃跑计划，向高第据理力争，高第不但不听，还准备撤孙承宗、袁崇焕苦心经营的前线。袁崇焕只得拒不从命，并誓与宁远共存亡。

袁崇焕忠肝义胆

努尔哈赤得悉辽东经略易人后，深感机会难得，立即着手发动新的攻势。天启六年（1626），他亲率6万大军进攻宁远。面对后金大兵压境，袁崇焕镇定自若，他刺血为书以鼓励士气，让城外百姓入城协守，并坚壁清野。同时对城池防御做了周密部署，在城墙上架设红衣大炮等西洋火器。

战争打得非常激烈，后金军队数次发起冲锋，均被守城明军顽强击退，袁崇焕身先士卒，在负伤后，“自裂战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努尔哈赤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攻克宁远城，愤恨而退，他遗憾地说，“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久后即郁郁而终。

宁远大捷极大地振奋了明军士气。兵部尚书王永光高度评价这场胜利：“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

这年，袁崇焕担任辽东巡抚。他一方面派人吊唁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议和，一方面加固宁远、山海关等城、筑锦州、中左所、大凌河等城，并招募流亡辽民、兴屯田，积极做好战争准备。不久后，皇太极再度进攻宁、锦，袁崇焕积极调度，麾下将领浴血奋战，接连挫败后金军攻势，取得宁锦大捷。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形成了双方以宁锦对峙的局面。遗憾的是，此后不久袁崇焕又因陷入党争而去职。至崇祯帝即位后，始再度起用袁崇焕。

崇祯三年（1630），皇太极绕道内蒙古地区，突袭京师，以“反间计”诱使崇祯杀袁崇焕。

袁崇焕死后，孙承宗再度出任辽东督师。孙承宗继续坚持以前的方略。崇祯四年（1631），他力主先占据右屯，然后修复大凌河等城，循序渐进巩固宁锦防线。但大凌河修城工程才刚结束，清军就来围攻。

孙承宗听闻后，立即赶赴锦州，并派遣吴襄、宋伟前往救援，但由于辽东巡抚邱禾嘉多次改变出师日期，吴襄、宋伟二人又不和，导致长山大败。十月，祖大寿被迫投降，大凌河城刚修好就被损毁。朝中有人指责孙承宗坚持修复旧城导致失败，丧师辱国。

灰心丧气之下，孙承宗只好以病请辞，回老家高阳居住。后来，在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进攻高阳城的战斗中，孙承宗率全城军民奋勇抗击，城破被擒，自缢而死。他的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八个侄孙战死，孙家百余人遇难，孙承宗时年七十六岁。孙承宗凛冽之风骨，闻者莫不肃然起敬。

明末经略辽东诸人中，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是其中较有作为者，他们能立足实际，提出适合的方略，并尽可能地将其贯彻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辽东的危局。尤其是他们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忠于国事的精神，值得充分肯定。

（王丽亚 本栏目总撰稿为卜宪群，本期作者为济南大学文化和旅游学院王丽亚）

大事记

公元1613年

倭寇屡屡侵扰浙闽沿海一带，朝廷加强沿海戒备，将淮扬一带的田赋用来增加军费。

公元1615年

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八旗制度，成为清代旗人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

公元1618年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起兵反明，揭开了双方争战的序幕。

公元1619年

明朝与后金开展萨尔浒之战，以明军失败、后金军胜利而告结束。该战是明清易代之际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

公元1622年

明朝廷命孙承宗经略蓟辽。孙承宗采取袁崇焕的建议，修筑宁远城抵御后金。

公元1625年

朝廷罢免孙承宗，高第接替其出任辽东经略。高第命关外明军全部弃城、退回山海关内，仅袁崇焕固守宁远一带。

公元1627年

明熹宗病逝，崇祯即位，宣布魏忠贤罪状，并将其安置于凤阳。魏忠贤在途中自缢而死，阉党被逐一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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