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僚，在位时被刺的吴王
吴波
王者，国之元首，拥有无上的权力，这看似非常风光，却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职业。古今中外历史上被刺而亡的王不胜枚举，“荆轲刺秦王”便是其中的一次，但秦王居然在行动中躲过一劫，至今讲到秦朝历史，绝不会漏讲这一桥段。而在秦朝之前较为有名的，就当数发生在春秋时期吴国的“专诸刺王僚”了。王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不仅遇刺身亡，连他的弟弟和儿子也先后被杀。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还得从吴国先王寿梦的传位遗言说起。
季札“三以天下让”
季札，是吴王僚的叔叔，也是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寿梦晚年（公元前561），因“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史记》）。准备重蹈周太王之辙，废长立少，将王位授予季札。而季札辞谢道：“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左传纪事本末》）坚决不肯受位。这是季札第一次让位。于是寿梦只得暂立长子诸樊，并留下遗言：“我欲传国及季札，尔毋忘寡人言……必授于次，及于季札。”
吴王诸樊元年（前560），为了了却父王的意愿，诸樊一除丧服，便要让位于季札，说：“昔前王未薨之时，尝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于季札……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计，以国付我，我敢不从命乎？今国者，子之国也。吾愿达前王之义。”季札仍不愿受国，并以前人的例子表明自己的心迹说：“曹宣王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子臧之义”（《史记》）。意思是说你（诸樊）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据有国家，不是我所愿意做的，我虽没有才能，但愿意学习子臧。诸樊还是坚持要立他为王，季札索性“弃其室而耕”，弄得诸樊再也不能勉强他。这就是季札的第二次让位。
诸樊死后，兄终弟及，王位传给二弟余祭，余祭又传给三弟余昧。余昧卒时，按例王位应当由季札来继承了，但是季札又一次辞谢。关于这第三次辞让，《吴越春秋》有记载：“十七年，余祭卒；余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让，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之有言，已附子臧之义，洁身清行，昂高履尚，唯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遂逃归延陵。”季札把不受位看作是“守节”，是高尚仁义之举，他不贪图国王的权势富贵。关于季札“三以天下让”的故事，《史记》《左传》《公羊传》等史籍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并多有褒奖之词。
姬僚上位时的特殊情形
季札“三以天下让”，与儒家鼓吹的仁义道德十分合拍，所以成为儒家竭力推崇的人物，以至于在《东吴名贤记》中，他被列为吴国名贤第一人。但是在我看来，季札并不是一位能当好王的人才。首先，所有古代文献中对他的评价都是“熟读诗书，通晓礼仪”，所有出访中对他的介绍，也是对出访国家文化、礼节的深知，没有涉及经济与军事等经世治国之道的掌握。从他为徐君挂剑的故事中，甚至可读出他简直还有点迂腐。当一国之君，是要有多方面才能的。首先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要拿得出一整套的治国方略；第二要有杀伐决断的行政能力，一位专讲礼义的谦谦君子是远远不够的；第三要有高超的驭人之术，团结一帮人为自己所用，有坚实的执行力；第四更要有掌握军队的能力，确保军事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显然这些季札都没有。而且他还多次表现出对政治、权力不感兴趣。否则他也不会在寿梦授国于他时“固让”。在诸樊要让位于他时，“季札不受而耕于野”（《吴越春秋》）。甚至在余昧去世，应该由他接任王位时，他竟然会“逃去”……季札的行为，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另外，当余昧去世时，季札已经过了掌控一国的最佳年龄。因为寿梦看中季札，知其贤而决定采用“兄终弟及”的办法传位给他时，季札应该已经有独立行为能力，也就是年龄已经在20岁左右了。加上诸樊当政13年，余祭当政17年，最后余昧当政4年，整整34年过去，到余昧去世时，季札已经54岁左右。在古代，人的寿命远没有现在长，所以当轮到季札继承王位时，他已垂垂老矣。
再说，余昧卒，欲授位于季札，季札为什么要“逃去”？难道仅仅是为了不想接任王位？细细分析，也可能是有原因的。“国不可一日无君”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季札既是先王确定的接班人，又是叔叔辈的长者。余昧已逝，季札自己不想接受王位，但总应该等新君确定、登基之后才走吧，为什么他急着要逃归延陵？这不是将吴国王位的继承问题视同儿戏，对吴国王室的安危太不负责了吗。
对于吴王室的后继人问题，《吴越春秋》是这样记述的：“吴人立余昧子州于，号为吴王僚也。”为什么是姬僚继位？苏州学者朱红在他的《话本苏州简史》中有一段分析：“'吴人’是谁？吴国当时没有普选制度，显然不是吴国的老百姓。其时僚的两位弟弟掩余和烛庸手握重兵，他们按'父死传子’的规矩拥立兄长，自有不少人会附和……”朱先生的分析，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余昧在位虽然只有短短四年，但上阵必有父子兵。州于、掩余、烛庸，包括州于的儿子庆忌，正是年轻气盛，是可以担责的最佳年龄。余昧在位时，他们都已进入权力中心，并都执有重要职权。余昧虽死，但这个权力中心仍在，季札真想上位，实际困难是非常大的。春秋时代为争夺王位，子弑父、兄害弟、弟杀兄、臣谋君的事情屡见不鲜。季札活了五十多岁，这种事看得听得多了。他是礼义之士，崇尚礼乐，厌恶暴力。前王余昧刚死，尸骨未寒，也许已经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自己本来就不想当这个王，所以只能说：“吾不受位，明矣。”迅速逃离这是非之地，眼不见心不烦。
季札“让王”之后，姬僚的上位是比较顺理成章的。因为整个权力中心没有特别大的变动，不影响各方利益。只是当家人由父变成了兄，而“父死子承”这本来就是封建嬗递制度所约定俗成的。只是先王寿梦遗言应该接位的王和余昧欲授位之王——季札没有表态，姬僚的上位就有了合法性问题。因为诸樊之子姬光，才是吴王寿梦嫡传的长子长孙，更有继承王位的合理性，而且这位姬僚的堂兄姬光，绝不是一个没能耐的人，这就为姬僚在位时遇刺，埋下了祸根。
专诸刺王僚
因为“吴人立余昧子州于，号为吴王僚”，姬光心虽不服，当时也没有办法。毕竟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姬光只能听命于王僚，当了王僚的臣属。
吴王僚（公元前552-公元前514），姬姓，吴氏，名僚，号州于，吴王余昧之子。继余昧而成为春秋吴国的第23任君主，在位12年。他虽不是寿梦选定的接班人，上位有点“挟权自重”，但不能不说他也是一位胸有大志的吴王，继承了寿梦及父辈与楚为敌、做大做强吴国的一贯方针。他上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525），即派公子光（姬光）率兵伐楚，原因是楚国趁着吴国政权交接有点乱的时候，派兵攻入吴之朱方（今江苏丹阳一带），还杀灭了在这里政治避难的齐国庆封一族，对此，王僚决定予以报复。公子光率兵攻入楚地，在长岸（今安徽裕溪口）与楚令尹子瑕和司马子鱼所率楚军遭遇，展开激烈搏杀。吴军大获全胜，还杀死了司马子鱼。这是一次大捷，公子光本可以回都复命领赏了，但他却不敢，因为在战事中丢失了艅艎大舟。这可是王权的象征，丢失了是要杀头的。公子光只能佯作退兵，埋伏在附近，趁夜发动突袭，夺回了艅艎才敢还都。对此王僚虽没有责怪公子光，但公子光感到耻辱、感到憋屈，这也促使他萌生了夺回王权的想法。
谋王篡位谈何容易，宫廷里都是吴王僚的人，几乎无人可以信任和依靠。公子光只能蛰伏，只能耐心地等待。
王僚五年（公元前522），楚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楚平王听信谗言杀死了忠臣伍奢和他的长子伍尚，而次子伍子胥则逃过了楚军的一路追杀，逃到了世代与楚国为仇的吴国。伍子胥认为吴国是能帮助他报仇雪恨的国家，他在市集上吹箫乞讨，希望引起当权者的重视，果然不久他就得到了与吴王僚见面的机会。吴王僚被他的遭遇和复仇情绪所打动，表示一定发兵去攻打楚国。在此期间，公子光老是出来打岔，不主张出兵。伍子胥很聪明，很会相人，他立刻猜出公子光的心思，于是“退耕于鄙”，不再盯着王僚为他做什么。所谓“鄙”就是城郊野地的意思，有人说这“鄙”，应该在“南宫”外，即今胥山附近，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伍子胥从此开始改换门庭，投靠公子光。他不仅为公子光推荐了自己逃亡时结识的勇士专诸，派他前去太湖边学烧炙鱼，还趁楚平王新丧，王僚派掩余、烛庸率军进攻楚国灊邑（今安徽霍山）被围之际，与公子光密谋决定政变。他们先在府邸埋伏下甲兵，然后邀请吴王僚前来赴宴。
吴王僚大意了，他自恃有卫队保护，又身穿犀甲，公子光奈何他不得，就前去赴宴了。酒至酩酊，公子光佯装腿疾发作离席。此时专诸捧上王僚最喜欢吃的炙鱼，卫士查过他身上没有武器，专诸膝行来到王僚面前时，突然从鱼肚子里抽出名剑——鱼肠剑，猛力刺向王僚胸口。王僚猝不及防，犀甲也没有用，因为专诸力大无穷，没等卫士冲上来刺死专诸，王僚已经中剑身亡。此时埋伏在公子光府邸中的甲士一齐冲出，把王僚的卫士全给杀了。勇士专诸虽然躺在了血泊中，但他牺牲自我换得了公子光宫廷政变的初步成功。接着伍子胥又向公子光推荐了义士要离，成功刺杀了王僚勇猛无比的儿子庆忌，杜绝了后患。
王僚成为吴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位时被刺杀身死的吴王。吴王僚遇刺后，据说被葬在了狮子山。《吴郡图经续记·冢墓门》有载：“吴王僚坟，在吴县西十二里岝崿山（今狮子山）旁。”在此之前，唐陆广微所著《吴地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但这些记载所出时间均较晚，也未说明其出处，能否确信还很难说。不过，民国年间，李根源先生曾到岝崿山寻访过王僚墓，在其《吴郡西山访古记》中留下“至法音寺，即古思益寺，吴王僚墓旧在寺中。寺颓败……”的记载，李根源寻访无果，只能无功而返。
1979年1月，我在狮子山发掘西晋墓期间，也想寻访吴王僚墓，此时思益寺已改为狮山林场驻地。一番寻访，也未发现古墓的任何蛛丝马迹。历史的尘埃早已将这位被刺杀的吴王掩埋得无影无踪。吴王僚墓究竟在何处，只能成为吴国历史上的一个谜，留待后人去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