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善堂
▲ 蓬莱路252弄安乐坊
▲ 收尸站东侧的学校，现为蓬莱路二小
中国古代无所谓“市政”和“民政”，市民的“扶贫帮困”，济难救助一般由称之“善堂”的民间慈善机构实施的。善堂大多由地方贤达、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人员大多为“志愿者”，经费少量来自地方政府的资助，大部分来自社会团体，如同乡会馆、同业公所，及民间的慈善捐款，涉及到的内容如赡老、育孤、施药、助衣、代葬、收瘞路尸、栖流、救生，以及收买字纸（又称“惜字”，古人十分敬重文字，印或写过字的纸不能随意糟蹋，必须集中后统一销毁）、水龙救难（水龙即消防）、创办义校等，事实上承担了地方政府的市政建设和民政救济的事务。清代，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上海逐渐发展为都市，从各地进入上海的人口日益增长，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到了清末，上海旧城见于记录的善堂有数十家之多，分别承担不同的慈善项目，果育堂只是其中的一家。
▲ 收留年轻寡妇的清节堂，图片摘自清末的《图画日报》
上海最早见于著录的慈善机构叫“养济院”，实际上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救济孤寡老人的机构。据《同治上海县志》中记：“养济院，初在县西南。明洪武七年（1374年）建，成化、弘治间知县李楘、董钥增建。嘉靖元年（1522年）知县郑洛书重修。万历间，移建海防署西。后废。国朝（清朝旧时，把当朝称之'国朝’）移建大南门外陆家浜南，俗呼'孤老院’。嘉庆十七年（1812年）毁，仅剩厅三楹，东厢三楹。今尽废，无考。”现在上海老城厢还有一条叫“县左街”的小路，中国古代定方向时以南面为正面，“左”一般指“东”，这条“县左街”就是以在县衙门的东侧而得名的，当然，原上海县衙门就在“县左街”的西侧，这样就可以大致确定，那个养济院最早在今天县左街的西南。“海防署”又称“海防道署”，是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为抗击倭寇而建立的一个军事机构，道署和兵营设在西门内，旧址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重建为文庙，今天，文庙西侧墙外是一条叫“老道前街”的小路，这“老道前”就是“老海防道署前”的意思。“陆家浜”是上海大南门外的一条河流，1926年填平筑路，就是今天的陆家浜路。养济院很早就废了，但我们仍可以根据零星的记录，找到它历年的大概位置。
清嘉庆、同治《上海县志》中记录了一个叫“育婴堂”的机构，由一位叫张永铨的绅士创议建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一位叫曹炯曾的绅士捐出自己在城里“阘水桥”的住宅作为堂所，更多的人捐赠了土地和金钱，其中一位叫朱之淇的人一次捐资3000两，这样，育婴堂开张时就募集到8000缗，田172亩。中国古代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古人又没有节育措施，于是，溺女婴、弃女婴的现象极为普遍和严重，育婴堂的主要职能是反对溺婴、弃婴，更重要的工作就是收养弃婴。育婴堂的资产难以承担收养的弃婴，后来得到上海道署的资助和帮助，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拨款，使工作得以正常开展。《同治上海县志》：“阘水桥（在县桥南）跨半段泾者，为亭桥。”“县桥”又称“阜民桥”，以上海县衙门口有一座叫“阜民坊”的牌坊而得名，以前上海城里有条“阜民路”，即以“阜民桥”得名，由于沪西有一条与“阜民路”谐音的“富民路”，1980年就将“阜民路”更名为光启南路。“半段泾”是一条小河，1914年前填平筑成蓬莱路。清朝，这里有一条叫“育婴堂街”的小路，民国后更名为“西唐家弄”，育婴堂的旧址就在今西唐家弄北面。
▲ 收留弃婴的育婴堂，图片摘自清末的《图画日报》
同仁堂正式成立于嘉庆九年（1804年），是由上海知县倡议，联合多家零散的善堂建立的半官方慈善机构，堂址就设在药王庙贴邻的乔家民宅，门前的一条小路就叫“同仁辅元堂弄”或“辅元堂弄”，这条路很短，只有三四十米，后来改为“药局弄95弄”。该堂的经费部分来自政府的拨款，部分来自团体和私人的捐款，由于是政府出面倡议的善堂，上海各会馆公所的捐款额较大，分为一次性的“总捐”和每年一次的“岁捐”，上海实力最强的豆业公所则每月捐款，当然，同仁堂也分配给捐款机构一定的墓穴比例，帮助他们处置同仁的丧葬事宜，据《同治上海县志》讲，该堂的主要善事分：“六十贫苦，无依或残疾，不能谋生者月给钱六百;施棺，凡贫无以殓者，予之棺并灰砂百斤;掩埋，凡无主棺木及贫不能葬者，一律收埋。后又建义校，施棉衣、收买字纸及代葬、济急、水龙、放生、收瘞路毙浮尸等事，他如栖流、救生、给过路流民口粮悉预焉，故同仁堂为诸善堂之冠。”
辅元堂由上海人梅益奎，海门人施湘帆、慈溪人韩再桥等发起创建于道光二十三年，堂址与同仁堂为邻，主要是赊棺局，就是向无力埋葬的贫民提供棺木并建立义冢，咸丰五年（1855年）与同仁堂合并，合称“同仁辅元堂”。咸丰年间的上海是多事之秋，咸丰三年初，太平军顺长江而下占领了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王朝，使江南的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估计有两万南京的难民逃难到了上海，许多南京难民定居在城外陆家浜南，形成了一条以南京人集中而得名的——南京街，这条南京街一直到十几年前建设地铁4号线南浦大桥站，以及周边旧城改造时才注销。同年秋，上海又爆发小刀会起义，一年多后，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上海城市遭严重损毁，而咸丰十年，南京的太平天国为了摆脱清军对南京围困的压力，派忠王李秀成突围东进，骁勇善战的李秀成率东进军一路东下，仅数月就攻克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昆山、松江、宁波、杭州等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城邑，并逼近上海，估计有20万的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约有十余万进入上海租界，数万人居住上海老城厢，给上海城市管理、社会治安、慈善救济带来极大的困难，《上海县志》讲，同仁辅元堂，“咸丰三年，金陵之乱，难民南下，劝捐留养共费六万余缗。嗣于十年四月间，苏、常失守被难，男妇转徙来沪者不下二万余名，复劝捐留养。”以后，同仁辅元堂除了经营一般的慈善救济，“又加代给尸场验费，及收买淫书、挑除垃圾、稽查渡桥之事”，实际上就是代理地方政府的市政管理。
旧中国的启蒙教育通常由宗族的私塾、同乡的会馆、同业的公所办的子弟学校，以及私人办的私塾来承担的，私塾的收费较高，就把许多贫困家庭女子排挤于外，这始终是困扰地方政府的大问题。据《同治上海县志》中记载，清咸丰年间，上海人江驾鹏、费培镇、顾锡麒、姚曦、萧缙等集资在肇嘉浜庄家桥南（今庄家街）办了所义塾，《周易》中有“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之句，大意为：山下涌流的泉水，白花花一片，懵懵懂懂，有先知的君子，用果断的行动，开展启蒙，培养人的高尚品德，于是以这所义校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善堂，取名“果育堂”。
1855年初，清兵借助租界的军事力量镇压了小刀会，战争结束后的上海老城厢满目疮痍，惨死马路的尸体亟须埋葬，家破人亡的孤寡老人急需救济，果育堂立即拓展自己的慈善项目，正如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冯桂芬在《果育堂记碑》中所讲：“上海果育堂，其始为义塾也，僦民居为之，继乃扩为堂，施衣、施棺、施米诸善事惟办。”同时，果育堂又添置水龙，建立公益的救火机构，成立“达生局”，是上海最早的妇产科诊所，近代以后，上海逐渐发展为通商巨埠，进出上海的船只越来越多，水上灾难层出不穷，于是果育堂又与同仁辅元堂联手，组织成立“水上救生局”，帮助政府处理水上灾难，它实际上也成了上海最早的处理水上灾难的机构。由于果育堂显赫成就，也得到上海政府的认可和支持，1858年，政府就拨出“袁公祠”的空地，果育堂就迁往那里，二十几年前，上海还有一条叫“果育堂路”的小路，就是以果育堂得名的，后来这里建造“太阳都市花园”住宅区，果育堂路被注销了。
陈化成（1776-1842），福建同安（厦门）人。行伍出身，历任金门总兵、福建水师提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调任江南提督，负责长江兵防。1842年6月，英军进犯吴淞口，陈化成身先士卒，英勇战死，道光皇帝给了他一个“忠愍”的谥号，“愍”是悲痛、忧伤、哀怜的意思，这也许是道光皇帝为陈化成的效忠表示悲痛和哀怜吧。《光绪宝山县志》：“陈公祠，在城内西北隅，祀江南提督，谥忠愍陈公化成，道光二十二年，诏就死事地方立专祠。” 《同治上海县志》：“陈公祠，在县西淘沙场旧申江书院址，祀江南提督，谥忠愍陈化成，道光壬寅御敌吴淞口死事。诏就死事地方建立专祠，邑中好义者捐建别祠。”陈化成的正祠在他就义的吴淞口，上海果育堂南侧的陈化成祠属于“别祠”，松江方塔园的陈化成祠也是别祠。
应宝时（1821——1890年），浙江永康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期间在江苏举办团练，1860年配合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次年，在上海设立会防局。1864年任代理上海道，1865-1869年任上海道，是历史上任上海道时间较长的一位。他任上海道期间，正是清军、洋枪队镇压太平军及结束的阶段，战争迫使无数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避难，其中有许多家破人亡的孤寡老人，无家可归的孤儿，对上海治安影响很大，于是，应宝时就在“陈公祠”建立普育堂，“分立七所，收养老男、老妇、男残疾、女残疾、及养病、抚教、贴婴。并设义塾及医药两局”。应宝时是上海道台，主管海关，其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和松沪厘局，其规模仅次于同仁辅元堂。
普育堂是上海道署出资，委托民间承办的善堂，1911年上海光复，上海道署倒台，普育堂的经费来源中断，于是与果育堂合并后改称“新普育堂”，并迁南门外原同仁辅元堂义地建造新堂址，并于1913年竣工使用。新普育堂占地约3.3万平方米，按收容贫民1500人设计，耗资约12万两，建有楼房13幢，其东、西二侧及今普育东路和西路，南侧的路俗称“煤屑路”，又俗称“新普育堂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派员来上海，要求上海特别市政府和上海商界联合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并于该年11月开幕，这是一次政治色彩极浓的提倡国货的展览，不可能在租界举办，而华界又没有合适的场地，遂决定借新普育堂场地和建筑举行，于是，由政府出资拓宽、重修原“煤屑路”，筑成后即命名为“国货路”。11月1日下午2时中华国货展览会正式开幕，蒋介石主持升旗仪式，张岳主席致开幕词，孔祥熙、胡汉民、谭延闿等军政要人出席开幕式，大会还动用飞机散发传单，新普育堂址长期归民政机构使用，如今在旧址上新建的是上海民政博物馆。
清代，上海的善堂大多系民间慈善团体，经费大多来自团体、民间捐款，部分来自政府拨款，1911年上海光复后，由于政权变更，善堂的经费无法保证，遂由上海地方政府将主要善堂合为“上海慈善团”，由该团分配资金，各堂继续开展慈善活动，于是使民间善堂改变了性质，大多经营、管理不善而先后关闭。新普育堂的堂主是著名的天主教人士陆伯鸿，政府无法插手，才使它一直规范经营到1949年。
薛理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