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拂尘—沈君常 吴锦章: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贸易

百年拂尘—沈君常 吴锦章: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贸易

抗战期间,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根据地,为粉碎敌伪经济封锁,发展经济,保障军供和改善民生,创造性开展三边特殊贸易,成绩卓著。

沈君常,吳锦章是亲历者之一。他们的回忆,有珍贵史料价值。转载分享。

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贸易

忆皖江贸易管理总局

随着第七师的建立和发展,我根据地所需之行政费用、武器装备、穿衣吃饭等等的支出,也都与日俱增。这一新课题不仅要求我们要努力发展生产,注重开源节流,更重要的是要疏通多种渠道,加强财经建设。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七师师部及时建立了供给部,采取自筹自用原则,解决经费的来源。一九四一年六月,建立了皖中财经委员会,由唐晓光任主任,后奕斋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巢(县)无(为)中心区的财经工作。一九四二年十月,新四军军部供给部副部长叶进明调来皖中,担任七师供给部部长。一九四三年初,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成立,叶进明兼任处长。其后,军部又委派原在苏南地区江抗总办事处任财经处处长的蔡辉(又名蔡悲鸿、蔡志伦、对外化名为张光华),来皖中任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兼皖中货物管理总局局长。皖中货物管理总局设于无为县的三官殿。一九四三年四月易名为皖中贸易管理总局(简称'总局'),以利扩大货物管理范围,掌管货物进出口情况,拓宽贸易渠道,开展封锁与反封锁斗争。易名后,总局下设三个科∶会计科,科长沈君常;贸易科,科长宋泽;盐管科,科长李树华。为保障护送物资的安全,师部还为总局配备一个有二百多人的警卫大队,大队长周云祥。总局局长仍由蔡辉兼任。这时,总局迁往无为县东乡汤家沟北郊的叶家桥、陈家湾。

总局成立后,区党委、行署和七师师部对总局都十分重视。曾希圣还经常亲临总局指导,给大家分析抗日斗争的形势,部署财经工作的任务,反复交代在特殊环境中开展特殊贸易的方法、政策和略,并强调指出要注意搜集日伪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动向,认真4析敌方的军情、商情,充分利用敌、我区域里一切可用的资金,开辟多种贸易渠道,努力开创财经工作的新局面。在这场特殊的贸易中,蔡辉认真贯彻了上级领导的一系列指示,不避艰险,身先士卒,运用了'特殊方法',建立起各种形式的'特殊关系',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开辟了通向敌占区的多种渠道,从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搞活经济流通,加强根据地对外联系,一九四三年四月,在子政公署财经处和师部供给部的大力支持下,总局在无为东乡汤家沟镇的万字会内,兴办了'集成号'商行,蔡辉化名张光华,兼任商行总经理,还聘请了爱国人士、唐晓光的岳父沈益民任经理。这个'集天下人才物力、成抗日救国大业'的特殊机构,对外以民间商行名义出现,是经营百货、买进卖出的商行;对内则行使发展财经职能,是疏通渠道、管理贸易的'总局'。

家沟这座小镇地处无为东乡,离长江约十华里远。沿绕镇而过的夹江,两端可乘小轮直达长江;顺陆路东行三十华里,即达芜湖对江之二坝。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连年不断,在贸易上得天独厚的汤家沟,已是一派萧条衰败景象。'集成号'的兴办,带来了这座小商港的繁荣,总局在小镇上吸收部分民间资金,率先办起经营五洋百货兼营批零业务的'裕民号'和'正大号'两个合作让性质的商号。这两个商号虽然专营民用商品,由金其赞、郭方明两位民间人士分任经理,但仍归'集成号'领导,重大事务由倪化黎负责。由于商号货源充足,买卖公平,这对稳定市场价格、调节商品余缺起了很大的作用。盐管科还及时开设了'国营利民盐号',经理由李树华兼任,从而稳定了根据地内的食盐价格。大江银行又在镇内设立了'大江银行汤沟分行'和'永丰钱庄',进一步控制了金融市场。在此同时,民间贸易已十分活跃,除竹、木、铁、炭、瓦诸匠云集小镇开业设坊外,仅粮食行就猛增到十余家,镇上人口也由当初的三、四百人急剧增加到二千余人,市容大为改观,人们都把这蓬勃兴起的汤家沟称为'小上海'。

发展经济,必须广招人才,总局不仅把根据地内通晓财经业务-和搞过采购工作的一批行家组织起来,还从上海等地陆续请进不少有专长的党内外人士,共商这一特殊贸易。在八方来客日见增多的情况下,集成号又在镇上建造了'仁和饭店'和'舒六饭店'。这两座饭店虽然都是茅屋平房,但窗明几净,又聘得名厨,服务热情周到,在我根据地内,堂皇得俨然象是宾馆。每天,这里接待各地云集的客商,迎迓专跑'交通'的同志,荟萃向往抗日的志士,款待洽谈'贸易'的嘉宾。在稍后的日子里,这两座'宾馆'还秘密接待过前来商讨以军用物资换我农副产品的芜湖维持会会长汪子东和日军高级顾问楠木。一些进步的民族资本家来根据地经商或观光时,也在这里下榻。

汤家沟的繁荣引起了日伪的惊慌。他们除了出动舰艇在长江游弋,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外,还不时派遣谍报人员,潜入我二坝、中路、姚王庙等地,刺探我方情报,监视我进出人员。我方也针锋相对,采取了相应的反封锁措施,如将进出人员化装成小商贩和探望亲友的老百姓,或借助各种社会关系打进敌占区,或利用日伪内部矛盾在他们身边周旋。

为取得反封锁的新的突破,蔡辉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结识了、江苏省旅芜民船同业公会会长杨大炎。杨拥有一大批民船,是芜湖水上运输业的巨头之一,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但由于日伪对我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封锁,因此,运输业深受其打击,杨大炎对此深为不满。在区党委和行署的支持下,蔡辉主动向杨大炎发出邀请。在杨来汤家沟期间,我们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他启发,争取他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他耳闻目睹,颇受启迪,表示愿意为我根据地出力。后经进一步磋商,他答应愿和我们合作搞运输。我们也向他表示,倘若遇到日伪刁难,可来我根据地工作或继续经商。为保持双方经常联系,我方还派出周金祥常驻杨大炎处作联络员。杨回到芜湖后,当即联络了一批盐商,把他们收购的一大批食盐运来汤家沟,我方也如约以粮食等物资相付。

对外贸易首战告捷,这既缓解了我方对食盐的急需,也加深了彼此的信任。于是,杨大炎又来到'集成号'与我们洽谈。经他介绍,我们又结识了专营大宗食盐、棉布等商品的周云海夫妇。在上海,周开办了一家'海记公司';在芜湖,他还设有办事机构。经杨大炎引荐,他想与我'集成号'以物易物。洽谈结果,我方用粮食换叉对方食盐、布匹。条件是二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二百斤大米换一匹(合一百市尺)'龙头细布'。有关运输工具和安全事项,均有杨大炎负责,为稳妥起见,我们在汤家沟镇上设了'芜湖海记公司仓库',如遇日伪军'扫荡',形势逆转,就挂上用中文、日文合写的'此、仓库物资属日本军粮采购委员会'之类的牌子,以防不测。这次贸易,我们从周云海处易进棉布约五百匹,食盐约二万担。食盐全交给'利民号'按'官价'出售,棉有点及时送往师部作军用。

要扩大贸易渠道,还必须打通妨碍我方人员进出的芜湖这道关卡。这时,上海有一批专为我方采购军用物资的盛慕莱、朱玉龙、凌良才、方延生、杜海林、邬通慧、王世银等人要从上海来我根据地,还有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想前来洽谈贸易。为了过往安 全,'集成号'又借助杨大炎在芜湖的影响,利用他职业上的方便,于芜湖中山路集益里二十号建立了'运通运输行'。'运通'名为商业性质的运输机构,实为我党在芜湖建起的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运通'建立后,凡与我方有关人员途经芜湖时,均由杨大炎负责接待,并及时提供日伪活动情报。自此之后,在这条交通线上从未发生过意外。盛慕莱、朱玉龙等同志从上海采购的发报机、机械、无缝钢管、炸药、电池、布匹、西药、颜料等大批通讯和军工物资,根据地军服厂急需的缝纫机、针线和有关零部件,印制'大江币'的对开橡皮机、落面机、切纸机、磨板机、发电机、印钞机、锌板、铜板、油墨和有关化学药品,均由'运通'安全运进;印钞厂厂长过雪川和上海前来根据地印制钞票的几十名技术工人,也由此顺利通过。

继一九四三年春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根据地范围迅速扩大,七师建制也大为增加。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把抗日斗争推向新的高潮,我们从杨大炎处得知,曾一度担任过芜湖维持会会长的汪子东有新的'苦恼'。汪早年留学日本,做过日商洋行的买办,又在芜湖开设'利记'商号,经营粮食、食糖、棉布、百货等,是当时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到一九四四年时,他又在专为汪伪政权采购军粮的机构'总力社芜湖分社'中任社长。由于我方严格控制粮食的流向,日伪军又多次向他施加压力,他正为采购任务难以完成而焦虑不安。为此,他仰求杨大炎,想与我根据地进行'以物易物'。蔡辉摸准这一情报后,及时向上级作了请示。七师敌工部部长段洛夫、临江联络站站长吴锦章和总金库副主任谭伟等人,在区党委指示下,作了周密的研究,并决定由蔡辉、段洛夫、吴锦章三人,在长江北岸二坝附近的中路约见汪子东。汪在杨大炎、周金祥陪同下与蔡辉等密谈。当时,汪子东迫于压力,要急于'交差',我方也急需军用物资,好打击日伪。第一次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他们偷偷运进了一批西药和布匹,我们以大米和黄豆交付。

其后,汪子东的胃口越来越大,他提出要以机枪、追击炮和子弹等军用物资换取我们的'特货'。所谓'特货',就是他们渴求而又是我方严禁的鸦片。在日伪统治阶层,他们醉生梦死,生活极其腐朽堕落,对鸦片的需求量很大。鉴于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把历次在战斗中从敌伪顽那里缴获的和在敌我边缘地带征税收得的'特货',用来换取抗日的特需的物资。这种特殊贸易全在夜间进行,对方将包扎好的轻、重机枪、追击炮和各种子弹,偷偷装上日军的小汽艇,再悄悄运往我沿江地带的姚沟、新沟等几个联络点。我方派出武装部队在联络点四周警戒,并用小船将武器弹药一一运到岸上,再把我方的物资装上汽艇。就这样,双方又连做了几笔大交易'。

日本人楠木,这时已在'总力社'任经济顾问。他以'总力社'驻芜湖分社高级顾问的身份常和注子东在一起。有次,汪子东派人给我方送信,说他准备邀请楠木同访汤家沟,条件是绝密。'总局'经请示后,区党委和行署同意安排这次接触,并指示要提高警惕,在摸清对方意图后再作具体行动。蔡辉、段洛夫二人先作了周密安排,才将汪子东和楠木接到中路。

段洛夫长期作敌工工作,经验丰富。他早年还留学过日本,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在这次接触中,他和楠木作了长谈。从谈话中,他得悉楠木又名楠木椿,对侵华战争早就十分厌倦。他说,中国人民是正义的,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接触之后,我们对楠木的态度作了认真的 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他在日伪军中身居要职,位置显赫,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但他能冒着风险来我根据地,又表明对侵华战争的厌倦,这确实是极其可贵的。为此,蔡辉、段洛夫等人决定,继续保持和楠木的接触,进一步观察他的行动。

自从楠木与我们接触后,他不时为我方提供一些情报。一九四五年正月初二的拂晓,日军向我无为东乡发动'扫荡'。'总局'的干部王渔、朱革等五人不幸被俘。因王渔有一支手枪被日军发现,这五人全被押送安庆。蔡辉当即找到楠木,要他迅速设法营救,并由楠木亲自出面,一口咬定这五个人是日军'登陆部队的雇员',还以本人名义担保,使五人全都获释。事隔不久,杨大炎又不慎被日伪在芜湖的特务机关'十一号'盯稍而被捕。杨守口如瓶,未露丝毫机密,'十一号'无把柄可抓。楠木 、汪子东又出面花钱作保,把杨大炎保释。自此之后,楠木与我方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之后没几天,楠木找到杨大炎的住处,说他已与日军驻芜湖部队吉村队长商妥,要把一批武器弹药交给新四军。随后,楠木同周金祥来到吉村处。当夜,他俩又赶到芜湖江边,只见江边有八、九名日本兵正忙着向一艘机动船上装货,所装的约有二十余只大麻袋,内有八挺轻机枪和一大批子弹。装妥后,楠木亲自上船押送,将这批武器弹药安全送到我根据地。三天后,蔡辉、段洛夫、吴锦章等又作了安排,由陈化群派出船队,驶往事先约好的芜湖江边,再次装上吉村队长送来的三十二挺轻机枪和大批子弹,顺利运回我根据地,在此之后,楠木还经常往返于芜湖和无为之间,不断为我方运来大批军用物资,其中还包括许多服装。

北撤前夕,'总局'遵照区党委和行署的指示,将我们掌握的所有民用物资折价,收回发行在群众手中的大江币。'总局'还积极配合师对敌工作部开展对日军的政治宣传工作。段洛夫和楠木主动任教,帮助战士们学习常用日语。当日军途经我活动区域时,战士们都用日语呼喊口号,如'放下武器,保证你们人身安全','你们是侵略军,但责任在你们军国主义的头头'和'你们要将功赎罪'等等。由于学习的时间很短,战士们只会这些简单的对话。有些日本兵很调皮,听了喊话后,就用日语答话,战士们听了只好哈哈大笑。

在北撤时,'集成号'除奉命留下了少数人员外,绝大部分成员包括楠木等一批日本军政人员,都编入七师司令部直属随营学校第五连东进北上。随营学校由陆学斌任校长,第五连连长由蔡辉担任,刘世湘任学校教育长,蔡园任训练长,陈树怀任政治处长。我们还通过关系,护送杨大炎到江苏省扬州继续搞运输。他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与我们合作,表现一直都很好。

一九四六年春色满园之际,我们一路北上,先到江苏六合县,后转往淮阴。至此,皖江贸易管理总局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当年在汤家沟镇上进行过'特殊贸易'的全班人马,有的转战上海,有的前往扬州,有的奔赴山东,又以新的战斗姿态,去迎接新的斗争,接受更艰巨的'特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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