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世界 | 肖复兴
文/ 肖复兴
一
四十多年前，我从前门搬到洋桥，尽管那里离陶然亭公园不远，但明显属于城乡接合部的郊区。如今，那里已经成为高楼林立的闹市。沧海桑田，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造化，足以看见城市化进程的足迹，远非雪泥鸿爪那么浅显。
洋桥往北一点，有一座小石桥，从西北蜿蜒而来的凉水河，在这里往东南拐弯儿，一直流向如今繁华的亦庄开发区。再往北一点，叫四路通，这是一个很好听的地名。听作家从维熙对我讲，他年轻时曾在这里劳动，那时更是荒僻的乡村。这里有一个火车通行的岔路口，往来的火车都要经过这里。所以，别看这个路口不大，车流量大，路口的横杆常常是横躺下老半天不起来，阻挡上下班的人流车流。
那时，我在一所中学里教书，每天必要路过这个路口，无论骑自行车还是坐公交车，总会被挡在那横杆前，一堵堵半天，焦急的心伴着火车隆隆声一起在这里轰鸣。便常想这个地名——四路通，真是具有反讽的意味。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岔路口》，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
从前门搬到洋桥，完全是我的主意。我去北大荒插队后，街道积极分子、俗称“小脚侦缉队”中的一位，欺负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和母亲的年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抢占了我家老屋，把我父母挤进了逼仄的小屋。父亲病故后，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住进小屋，忍受不了窗前全院用的水龙头整天水声哗哗不断。正好洋桥有一位复员转业的铁道兵，孩子要上小学了，他想让孩子到城里上个好学校，看中了我家边上的第三中心小学，便和我各取所需换了房子。
二
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的选择，离开了我的伤心之地，应该也是母亲的伤心之地。便在暑假母亲去姐姐家小住的时候，麻利儿地搬了家，等接母亲回来，以为会给母亲一个惊喜。殊不知母亲并不情愿，只是没有表达。前门住了几十年的老街、老院、老屋，纵使有占领老屋的得志小人，毕竟还有好多善良的老街坊。一种故土难离的感情，在母亲心头升起。它是住进洋桥没几天，母亲向我提出想回老院看看时，我才感觉到的。
1983年，我从洋桥搬家至和平里，好心的同学怕母亲坐搬家的大卡车颠簸，特意开着一辆小轿车来接母亲。那是母亲第一次坐小轿车，也是母亲最后一次看到前门。车子从永定门开出一直向北，穿过前门外大街，从前门楼子东侧驶向天安门广场。母亲最后看了一眼高耸的前门楼子，多么熟悉的前门楼子，当年父亲就是在前门楼子后边的小花园里，清早练太极拳，一个跟头倒地，脑出血去世的。
都说年轻的时候不懂爱情，其实，年轻的时候，最不懂父母。生理年龄上代沟，又赶上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更把代沟扩大。自以为是又自私膨胀的年轻人，常常会把年老的父母像断楫孤舟一样搁浅在沙滩上。
搬到洋桥的第二年，赶上唐山地震。母亲惊醒，喊起我来。幸好小屋无恙，只是屋檐下的蜂窝煤被震倒一片。震后，洋桥这一片地铁宿舍的人全都住进空场上搭建的简陋地震棚。幸好是夏天，住的时间不长。母亲没有说什么，但在她的眼光里，我看出了多少有些埋怨，好像对我说：看你搬的这个好地方，要是在咱们老院，不会这样的。老屋虽旧，但结实得很！
地震之后没几天，我的一位小学同学，阔别多年之后，到前门老院找我没有找到，向街坊问清我搬家洋桥新址后，执着地找到这里。她是我童年的好友，“文革”时去了东北，后在哈尔滨读了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在哈尔滨工作，这一年到上海出差，途经北京，才有了这次意外的重逢。母亲自然熟悉她的。赶巧那天晚上，我们那一排房子突然停电，很多人都从屋里出来。同学跟着我也出了屋，自告奋勇地对我说：有梯子吗？我上去看看。我找来梯子，跟在她身后爬到房顶。电线就晃晃悠悠地横在上面，不知她怎么三鼓捣两鼓捣，电路接通了，电灯亮了，房下面一片叫好声。
老友走后，母亲对我叹口气说：要是还住老院，用得着人家这样好找？还让人家登高上房给你修电线？我看得出，母亲还是怀念老街老院老屋。我的童年伙伴的突然造访，让她的这一份怀念加强。
三
这只是我一时的感觉，并没有放在心上。
人老了，都会念旧。我们都还不老，不也念旧吗？不念旧，我的这位童年的好伙伴，何必那么远费那么大周折跑到洋桥来看我？我没有想到，除了念旧，还有孤独，已经如蛇一样悄悄爬上母亲的心头，吞噬着母亲的心。毕竟，这里没有一个母亲认识的人，特别是白天大家上班后，更显得寂寥，只有远处不时传来的阵阵火车鸣笛声，能打破这死一样的寂静。我没有想到，对于老人，孤独是可怕的。母亲这样柔弱又内向，病魔已经借助孤独逼近。只是，我一无所知。
一天夜里，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吓了我一跳。她悄悄对我耳语，生怕别人听见：有人要害你！你可要注意，要是把你害了，我可怎么办？我以为她可能是做了噩梦，没怎么在乎，只是安慰她：没有人要害我，干吗要害我？您放心吧！
一直到1977年初的一天，我正带着学生在一所工厂学工劳动，学校的一位领导急匆匆地找到我，对我说：你家里有点儿事，让你赶快回家！领导没敢告诉出了什么事，回到家一看，屋子里围着好多人，还有一位警察。才知道，那天母亲从家里出走，走到北边不远的凉水河前，想投河自尽。她觉得我已经被害，自己无法再活了。河边有一道很长的慢坡，母亲无法走下去，她是坐着慢慢蹭下去，一直蹭到河里的。初冬的河水还没有结冰，而且很浅。母亲只是半个身子浸泡在河水里，被人发现后救了上来。
母亲的棉裤已经湿透，好心的街坊帮母亲脱下棉裤，看着母亲枯瘦的光腿伸进被子里，我的心一阵绞痛，才意识到母亲病了，病得不轻了。
我带母亲到安定医院，那里是北京精神病专科医院。医生告诉我，母亲患的是幻听式精神分裂。那一刻，我很后悔这次搬家。我只想到自己，没有设身处地地想想年老孤独的母亲，从熟悉的前门搬到洋桥这个陌生的郊区会怎么样。
时隔多年之后，我读到布罗茨基回忆他童年的文字，说到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的巨大差别，他写道：“来到郊区，你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更远，来到真正的世界。”这句话，可能对于别人算不得什么，却让我有些触目惊心。我想起了母亲那年的病。这句话的前半句，说的是母亲，“来到郊区，你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更远”。确实是，母亲“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更远”，孤独感才更重，病才袭上门来。这句话的后半句，说的则是我，来到郊区，我以为来到真正的世界，却是以母亲的病为代价。
布罗茨基在这句话的前面，还说了这样两句话：“郊区，这是世界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结束。这是习惯性世界之结束，但这是当然大得多、多得多的非习惯性的世界之开始。”洋桥，虽然住了不到八年的时光，对于我意义却非同寻常。它让我认识到了习惯性的世界的结束，也认识到了非习惯性的世界的开始。对于我，习惯性的世界，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习以为常；非习惯性的世界，则是他人的世界，或者说是客观的世界。从习惯性到非习惯性的变化，是从自我的世界跳出来认识真正客观的世界，尽管有些残酷，却是我告别青春期的重要节点。母亲以她的病的代价，帮助我成长。
一年多之后，1978年，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报到是11月的一个周日，我一直拖到吃完晚饭，才离开家。骑着自行车，刚到屋后的拐角处，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看见母亲正倚在墙角，显然是我出门后她紧接着也出了门。我赶紧跳下车，推着车走到她的跟前。她挥挥手让我赶紧走。
我报到之后，找到被分配的宿舍，已只剩靠门的上铺给我。那一晚，睡在上面，怎么也睡不着，只听见窗外白杨树的大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地响。我爬了起来，跳下床，骑上自行车，往洋桥赶。学院在棉花胡同，离洋桥二十来里，不算太远，我赶到家时，却推不开门，呼喊着母亲，母亲打开门，我才看见门后顶着粗粗的一根木棒。我的心悬到嗓子眼儿，眼泪一下子滚落出来。
我和母亲商量，先送母亲到姐姐家住，母亲同意了。四年的时光，母亲以她的牺牲帮助我大学毕业。母亲更帮助我认识了从未认识的非习惯性的世界，也认识了母亲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