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她说过，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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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长篇连载，写我跟乔紫叶之间相遇-相知-相爱-相守的故事。故事会从大学写起，再到广州—深圳—武汉—九寨—北京—大理，最后又回到广州。
这些年，我一次次离开广州，又一次次回来。因为她在这里。恋爱七年，我们还没结婚。但我一直对她说，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我会边写边更新，计划写十多万字，每篇三千到六千字。因忙于生计，难以每日更新。但我会坚持写，用发自心底的爱，写出平凡生活中的我们。
希望读者诸君多留言，多提意见，参与到我的写作中来。写作是孤独的，也必须孤独。但你们的支持与鼓励，绝对是我坚持的动力。先行感谢。
我真正开始工作后，当家人或亲朋问起时，乔紫叶终于不用继续撒谎了。她一向诚实，不擅长撒谎。一年多时间，我闭关写作，她支持，但别人不一定认同。每当有人问起我在做什么，她多是囫囵过去，对家里人只谎说在教书，她心里着实不安。那一天，我把几十万字的稿子锁进U盘，放下文学梦，开始上班。我说，要让你过上体面的生活。她哭了。
我心怀大梦，在现实里，却是那么卑微。找到的工作，只是在培训机构当语文教师。那家培训机构以培训英语为主。当时，风闻考试改革，语文成绩会大幅提升。很多家长开始担忧孩子的语文。不少培训学校抓住时机，纷纷扩充语文培训班。本是专门培训英语的他们也不甘落后，破例开始培训语文。我在总部应聘，入职后，被分到分校任教。
那里只有我一个语文老师，要负责小学到初中的全部课程。一个自称作家的人，每天教一帮小孩子写作文，我总感到有些滑稽。我付出了很大心血，他们几乎不听，搞得我筋疲力尽。老师们任务很重，还得打扫卫生，接送孩子，为孩子们做饭，哄孩子们睡觉等等。每天我们穿着不合身的工服，就像超市的搬运工，忙着一切琐事。
有时下午放学，我们必须及时赶去校门口发传单，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穿着不合身的工服，引来学校保安的不满。有时晚上，还要像做贼一样去外面贴广告。日复一日，这样的工作，实在没劲。干了不到两月，我就辞职了。
我一直想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广州是座金融城市，文化相对薄弱。留给文科的，大多是文案策划、教科书编辑、采编记者一类。我几乎都已干过，不太适应。
在培训机构准备辞职时，我联系一位认识多年的师兄。他在武汉做出版。大学期间，我们就有来往。当初诗社的刊物，便是他负责出版的。前一年秋天，他联系我，告知自己开了公司，言下之意，是要我过去，跟他一起干。我没去。转眼又逢秋，我问他需不需人。他说，你想从事文化行业，早就应该来武汉，来吧，咱们一起干。
深秋的一天，我收拾好行李，乔紫叶送我去火车站。这可说是我们在一起后，真正的一次离别。在培训学校上班时，距离较远，我住校，周末才回，至少能回，共度两天。这下，我去武汉，她留守广州。我们虽约定隔空相守，却也不知前路如何。眼前只有离别，偌大的广州城再也留不住我。
我们拥抱，吻别，在私密的空间里，完成只属于我们的仪式。然后，我们拉上行李，走出租房，走出城中村。外面秋光遍地，车喧人杂，红尘热闹。绿树，高楼，蓝天，我们肩并肩走着，慢慢走着，只因心头的不舍。进火车站时，我没有回头，反复想着她的一句话：“多想在广州有个家。”
一列北上的火车，缓缓出站，穿越广东，穿越湖南，穿越茫茫的夜色，到达武昌。师兄开车来接。公司在东湖边一个小区里。穿过被挖得千疮百孔的雄楚大道，就到了。公司新起步，不大，有五六个员工。三室一厅的民房，稍大一间是集体宿舍，一间是老板办公室，一间是美编室，大厅一排长桌几台电脑，集体办公。
业务两大块：出版图书和刊物。图书出版卖书号，主要面向自费出书的作者。刊物出版卖版面，所刊发文章，全是教师、研究生等编写的论文。政策规定，教师要评职称，研究生要毕业，都需发表论文，以见学术成果。
我们名义上是刊物编辑，其实就是销售。入行我才得知，在当今中国，所谓学术论文发表，早已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链。论文，图书，代写，代发，明码标价，只要给钱，一条龙服务，保证专业，绝对体面。那段工作经历，我算是大开眼界。
我们的两本刊物，社内直收价，上万方的200元一个版，上知网的300元一个版。代理会提价，七八百不等。编辑的工作，就是聊天，在无数个几百上千人的QQ群里瞎聊，目的是开发代理。每个月，只要代理能发来几十篇文章，编辑就安逸了。
社内编辑，多是初中毕业，有一个曾在煤矿做保安，有一个多年在工厂打工，有两个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份工作不要求学历，不要求文学造诣，越有水平越难以长期做下去。刚开始，跟师兄聊时，我还信心满满想把刊物做得与众不同，以为会受到重用。
入行才知，编辑根本不用审稿，不用校对，只负责收文。收到的文章，他们看都不会看，也看不懂。有时，某个作者要代写，编辑会联系专门的写手，收作者200元一千字，给写手60元一千字，转手就赚一百多。文章要求不高，就直接百度，稍微删改，便成一篇原创，署上作者的名字，皆大欢喜。
我业绩做得还算不错。第一个月开了3000的单，第二个月开到5000。但社内主编，一个叫史金鸽的女人，看我不惯。我也不知哪点得罪了她。社内有哥们儿帮我分析，是因为我跟老板（师兄）的关系，那女人怕我取代她，所以一再排挤我。这其实根本不可能。
那哥们儿告诉我，第一月我能开3000的单，少有先例，史金鸽却在师兄面前黑我，说我业绩为零。第二月，我开到5000的单，也算不错。史金鸽叫所谓编辑部主任跟我谈话，说下个月要是不破万，只能辞退。听到此，我真觉是对我的羞辱。第三个月，我业绩破万，史金鸽依然视我为敌人。去武汉，我的确抱着干一番事情的雄心，现实却是如此，深感沮丧与无奈。
离开广州时，我对乔紫叶说过，只要能在武汉稳定下来，她也过去。两个人一起打拼，才有动力。刚到武汉不久，目睹眼前现实，我就打消了那个想法。还好，她留在广州，我总有退路。每月月尾，我会回一次广州。周五下班，我便前往武昌火车站，坐上南下的火车，次日早上十点多到达广州。
乔紫叶在城中村的租房里等着我。我不是归人，只是过客，听着熟悉的粤语，心头却泛起归来的喜悦。在这里，我们没有家，只有一个狭小的租房，只因有她，也跟回家一样。见面，没有多余的话，一句你回来了，尽在不言中。短暂的相聚，又是离别。周日黄昏，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次日早上七点多到武昌，正好赶到公司上班。
那年，父亲要修房子，修到山下。为给家里送一万块钱，我离家两年后，总算回了次家。大学毕业时，父亲坐在火坑屋里说，这一生，我送你读完大学，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我今年五十岁，还可以在工地干十年，十年里，再修一座房子，这一生也就不白活了。一番话，说得我心很酸。
两年后，他要动工，钱不够，四处借。我也没钱，商量乔紫叶。她答应出，但存款不多，只能拿出一万。我说，也够了。从武汉到恩施，四个多小时动车，再转车到芭蕉小镇，打车回村。离家两年，我远道回家，身上只带着一万块钱。
天下着蒙蒙细雨，吹着冷冷的风，农历十月的山村格外萧条。山路上，落叶枯黄满地，野草覆满了水。群山寂静，雾气升腾，分外缥缈。走回家，我第一眼看见的是场坝里那棵柚子树。黄澄澄的柚子亮在雨中，似乎是在迎接我的归来。树下几排翠绿的蒜苗，长得那么安静。走上阶沿，放下雨伞，站在大门口，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出门在外，每次回家站在大门口，总是会喊一声妈，我回来了。
从火坑屋里走出来的是父亲。他满脸笑，望着我，问我吃饭没有。母亲也出来了，纳鞋底的针，在头发里顺了顺。瞥眼一看，眼前的母亲，几年不见，已是满头白发。她的笑容还是那么年轻，声音还是那么年轻。我默默地想，母亲没有老，只是白了头发。父亲也没老，满脸的笑，没有了当初的威严。母亲说去买点菜吧。父亲转身就去了。回到家，竟感觉此身是客。站在阶沿上，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群山不语，草木无声。
晚上，火坑屋里，我把不多的钱当面递给父亲，父亲犹豫着不接。他说，你们在外处处需要钱，自己留着吧。我知道，他不是在跟我客气。我只感到愧疚，也默默地激励自己，为了家人，一定要在这世界活出个样子。
母亲又抱来木柴，放进火炉。木柴燃烧，发出轻轻的炸声。炉火很旺，扎出一片红光。父亲喝过酒的脸，也红着。父母要我尽快结婚，我说暂时不结。父母要我必须在三十岁之前生孩子，我说不能生。父母不高兴。这件事，我无法让他们高兴。我感到愧疚。
次日登程，在柚子树下站了良久。母亲说这柚子苦。苦，几十年的老柚子树，苦到如今。雨已经停了，雾气笼罩的群山，还是那么飘渺。我走下阶沿，走下场坝，再回头，看见父亲和母亲都站在风中的柚子树下。他们身后，是黑瓦飞檐的木屋，是我一次次走出去又一次次走回来的家。山路寂静，落叶枯黄满地。我走在出山的路上，家，就在我一回头看见的地方，一直在那个地方。
我很不喜欢武汉。整个武汉几乎都在施工。雄楚大道完全一派末日景象，坑坑洼洼的路，正在施工的高架桥，围墙，升降机，钢筋水泥柱子，混乱，破败，尘土飞扬。给诗人张执浩发过一组诗，我在诗中说，这尘土飞扬的人间，哪里适合抒情。
他说现在的武汉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劝我从大中看小。小，我已经很小了。读武汉诗人的诗，一度的隔空相望，成了身临其境。我们在同一座城市依然不知对方是谁，我们在诗中偶尔相遇又失散在各自的生活里。
诗人小引在文章里写到与朋友在丁字桥喝酒，写到朋友在单位的破房子里写《汉阳树》——那些树都高过了屋顶。丁字桥，每次去图书馆经过，都让我想起一群诗人在黑夜里围桌痛饮。真的有汉阳树吗？我没见过，只在崔颢的诗中读过。这是他们的武汉，不是我的，永远不是我的。而那个荒草凄凄的武汉该去何处寻找，那个晴川历历的武汉也不见了踪影。
在武汉，我不会问日暮乡关何处是，也没有烟波江上的愁。在武汉，我孤独，偶尔苦闷，就是没有乡愁。据说野夫也在武汉，我却一次没见过他。一个女同事说，前几天跟野夫吃过饭，还说起北塔，她说跟北塔也吃过饭。我想，读他们的作品，比跟他们吃饭应该更有意思。在图书馆看见张执浩主编的《汉诗》，竟是那么亲切，就像见到了故人。
张执浩约我吃饭了。四年前，我跟他在混乱的教室里认识，四年里，我们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四年后，我们又见面了。那天下着雨，约定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半。我从出版城出发去虎泉坐地铁，半个小时的地下穿梭，在积玉桥换乘公交，公交在霓虹闪烁冷雨凄清的夜色中把我送到了彭刘杨西路。原本我以为还得花时间寻找那个名叫荆楚两江鱼的饭店，而一下车，抬头就看见了夜色中荆楚两江鱼的霓虹招牌，是那么醒目，那么冷清。
雨中，寒风阵阵吹着，我打着伞走过斑马线，走过一道围墙，走到了饭店门口。由于时间没到，我没进饭店，穿过临江大道站在长江边上，望着夜色中亘古长流的江水。夜里的长江很安静，幽暗的水面荡漾着对岸高楼的灯光，船只的轮廓都那么渺小。凭栏站了许久，看看时间，我转身去赴约。雨下得更大了。路灯光照亮的雨丝纷纷扬扬。长江在我身后沉默，整个武汉在我身后沉默。
吃饭结束，大家四散离去。在饭店外面昏暗的路灯光下，我把打印的三部小说稿子递给张执浩。他问我怎么回去。我说去坐公交。他没说送我，却朝公交站走去。雨已经停了。夜很黑，寒风把整个城市吹得冷冷清清的。我们默默无言地走在寒冷的黑夜里。四周空无一人，偶尔跑过的车辆，使夜里的临江大道更加沉寂而荒寒。
快到公交站时，他突然说，不管怎样，你不能像许立志。（许立志90年出生，20岁开始写诗，在富士康打工，2014年国庆跳楼自杀。死后，他的诗在国内诗歌界引起关注。）这话就像寒冰打在我耳边，使我心头一震。但我没说话。公交站到了。我问他公交站在哪儿。他说就在这儿。他握了握我的手，转身朝前走去。
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我需要去对面坐公交。当我穿过斑马线，站在人行道上再回头来寻找他的身影，却怎么也没发现。黑黢黢的夜里，亮着几盏昏黄的路灯，模糊地走动着几个人影子。我四处看，也没看到那个身材不高走路很快的诗人的身影。
我没有马上坐公交回去，而是独自一人沿着刚刚走过的路，走回荆楚两江鱼，穿过临江大道，在长江边上凭栏站了许久。那亘古的江水在夜空下沉默，在我的心中激荡。我的脑海里回响着无数句张执浩的诗—你已不在人间/我亦不堪烟火—千山万水美好/千山万水莫名其妙—一个人的浮力并不能阻止整个世界的沉沦……
在武汉，我活着，活在漫天灰尘里，活在自己的命里，活腻了，就去一次广州。去广州的火车上，有次跟一个河南焦作的大哥闲聊，他去广州修高架桥，问我去干嘛，我说去玩，让他很羡慕。那一刻，突然觉得活着也不错，至少还有人羡慕。走出火车站，站在广州的天空下，还是一样的人群，一样的高楼，一夜之间穿行了上千里，为什么还没有走出这个国家？
在租房，跟乔紫叶商量结婚的事，她默然半晌不语。我们都知道，没有准备的婚姻将是对两个人的毁灭。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父亲不会明白，母亲不会明白。我想听听她的意见。她默然了好久才说，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成为留守儿童。刹那间，我心里一紧。这话，就像一块冰，使我浑身发冷。
我早已厌倦广州，也厌倦了武汉，时刻想逃出喧嚣的城市。为求生计，我只能在这烟尘滚滚里，日复一日，重复着生命的平凡。我需要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凯鲁亚克的幽灵在呼唤，呼唤着我上路。金斯伯格的幽灵在嚎叫：我看见这一代最优秀的头脑毁灭于疯狂。迪安问过萨尔：你的路是什么？正常人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路。那是一条在任何地方给任何人走的任何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我也不知道，就是想逃离城市，去远方。
恰此时，远在九寨的朗杰要我过去，我不及细想，答应前往。到年底，发论文的人少了，公司很早放了假。我果断辞职，准备年后去九寨。年终岁末，我理应坐上前往恩施的火车回家过年，还是去了广州。火车出站，穿越阴沉沉的江汉平原。我回望武汉，默默地跟这个城市道别。当火车越跑越远，我便放下了对武汉的所有野心、愤怒与牵挂，只感到一种在路上的快意。
火车载着我，经过咸宁—长沙—衡阳—郴州，进入韶关，直奔广州。车外是广袤的乡村，单调而荒凉。我来自乡村，再也回不去，只能在城市打拼，徒劳地等待。火车穿过广袤的乡村，进入喧嚣的城市。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沉沉地悬在我头顶。我时刻想逃。但乔紫叶在那里，我必须回去。因为，我对她说过，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