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巷故事】铁路街上如寿里

1909年开始建设的如寿里，位于通车不久的京汉铁路汉口大智门车站附近的铁路街（今天声街）。全里份共有99栋二层楼房。主巷道为南北向，长100米，宽6米，东口通法租界学堂街(1919年改名玛尔纳得胜街，1946年与辅堂街、友益街一起合称友益街），西端不通外面。南面3条支巷道通天声街，北面一条支巷道曲折通公安街。这是武汉最早的规模最大的里份之一。

一位如寿里42号曾经的居民，在新浪网“爱快的博文”中，对如寿里的风貌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整个如寿里占地14786平方米，建筑面积20323平方米。……由石库门、天井、装饰门窗、扶栏、砖瓦山墙、老虎墙、退阶阳台、晒台等造型组合而成。石库门的造型和布局几乎是一模一样：由石库门进入，穿过天井进入大厅，大厅的两旁是厢房。大厅后面是楼梯和后天井，然后是厨房和后门。”

“石库门的门头装饰大多采用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高雅而不失富贵气派。住宅内的局部装饰也很细致，一些木制门窗为格子窗，窗子下半截镶条环板，做工精细，花心及腰花板的装饰采用中国传统建筑花饰图案，精致的木栏杆体现了传统民居精巧、素雅的装修风格。……住宅窗子安装成两层，内层玻璃窗，外层为木制百叶窗。阳光直射时，关上外层百叶窗，既遮阴，又通风。……居室内用木栏杆内衬木裙板将屋内隔成几间，隔栅上有精美的雕刻，极其古朴典雅。”

新的天声街上不见天声剧场的踪影 王汗吾2013年摄

南浔富商刘锦藻

如寿里开始建设的时间为1909年，即京汉铁路通车初期。其开发者是浙江湖州南浔首富、“南浔四象”之一刘镛的第二个儿子——刘锦藻（刘安江）。

清道光五年（1825年），刘镛出生于浙江湖州南浔，曾在绵绸庄为学徒和在丝经行当伙计。后经营蚕丝生意而致富，又经销淮盐，为全国的大盐商，并先后在上海、杭州、青岛、汉口、常熟经营房地产。“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汤寿潜语）成为晚清湖州丝业巨富“南浔四象”之首(余为张颂贤、庞云曾、顾福昌)。

刘家在汉口建成的第一个里份，是刘家三兄弟三德堂投资的三德里。

刘家三兄弟的老二刘锦藻生于1862年（同治元年），原名安江，字澄如。1875年（光绪元年）中秀才，1888年（光绪十四年）中举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进京赶考，与南通的张謇同榜甲午科进士及第，并一起参加了殿试。张謇中状元，刘锦藻则为两榜进士。他与张謇从文墨之交，成为挚友。又经张謇介绍，与维新派汤寿潜结交甚笃。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刘锦藻出资助赈陕西灾民，依例授四品京堂候补衔。同年写成《皇朝续文献通考》（初编320卷）进呈，赏内阁侍读学士衔。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汤寿潜、刘锦藻与浙江绅商在上海集议，拒绝英美借款，决定在浙江自造铁路。清廷以汤寿潜总理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刘锦藻囊助建设沪杭铁路，任董事兼副理。

刘锦藻还在杭州入股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设大达轮埠，在南浔与人合资举办浔震电灯公司。中年以后，沉溺于清朝史料的整理。独自穷20多年之功力，于1921年编成400卷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为著名政书“十通”的收官之作。又喜藏书，在南浔建有藏书楼“嘉业堂”（后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多慈善之举，在兴学、赈灾等方面大有建树。1934年病逝于上海寓所，终年73岁。汉口如寿里之名，似得之其字“澄如”。

两次倒黎遭镇压

如寿里建成后不久，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大分化，余波所及，民国元年（1912年）和其后一年，如寿里接连发生两起大事件。

1912年9月下旬，武昌发生以推翻黎元洪统治为目标的南湖马队暴动，黎元洪对其大肆镇压，甚至于10月10日派兵到如寿里40号搜查蒋翊武的住所，搜走手枪一支以及部分财物。国内的《民立报》、《申报》和《大汉报》对此均有报道。

其后一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后，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昙华林举行秘密会议，根据黄兴指示组成改进团，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为号召，以“倒黎反袁”为目标。改进团推定季雨霖、蔡济民、詹大悲、吴醒汉负责军事行动方面的布置，杨王鹏、温楚珩等负责联络和总务，容景芳、管心源等负责机关事务。5月20日，容景芳在汉口如寿里借请客形式开展联络发动工作时，黎元洪派军警捕走容景芳及在座的军官多人。后因湘、赣、皖、粤四省国民党籍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连电黎元洪表示不满，容景芳等4人虽被判死刑但拖延执行，袁世凯死后才出狱。

比肩京沪“戏窝子”

如寿里建成后，门前的铁路街也随着京汉铁路的日益繁忙而繁华起来。南来北往的乘客，迎来送往的武汉人，在这条街上购物、进餐、饮茶、歇脚、住宿、洗浴、看戏，每天络绎不绝，人声鼎沸。

铁路边原属后湖地带，嘉庆、道光年间有不少茶园，很多民间艺人在其中卖唱。建于1899年的丹桂茶园，就是武汉第一座有戏班正式进驻演出的戏园，在此基础上，1918年铁路街出现了后来很有名气的“天声大戏院”。先后登上天声舞台演出的，很多是京剧、汉剧、楚剧、越剧、评剧的名角，其中很多人不乏传奇色彩。

民国中前期，汉口大舞台（50年代改称人民剧院）与北京长安大剧院、上海黄金大剧院并称三大“戏窝子”，来汉口演出既可以走红，又可以赚钱，所以吸引了众多京、沪戏班演员纷至沓来，而天声舞台与新市场舞台（后改称民众乐园）、汉口大舞台三足鼎立，其中故事真不少。

天声舞台最早是楚剧和汉剧的基地。楚剧原名黄孝花鼓戏，清末进入汉口茶园清唱，辛亥革命后逐步进入租界内的剧园演出。1918年，楚剧前辈黄汉翔（艺名黄黑苟）、余文君合作创立天声舞台戏班。黄汉翔的儿子黄楚材，受父亲传艺，逐渐成名（后来成为武汉市楚剧团的主要演员，是楚剧界有个性化表演艺术的艺术家之一）；余文君曾施教高月楼，高月楼以“小叫天”为艺名，后来成为“楚剧里的麒派”（还当过武汉市楚剧团副团长）；余文君的儿子余荣昌于1935年出生于如寿里，跟着父亲学楚剧，以“余笑予”为艺名，终成大家（曾编导过十多个剧种的50多部戏剧，被誉为“中国戏曲四大怪杰”，2008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其“终生成就奖”）。

但楚剧在民国初期仍被视为“淫戏”、“有伤风化”，其演出总是受限制。1926年大革命时期，在“血花世界”（后民众乐园）主任李之龙的支持下，楚剧正式定名“楚剧”，并得以进入“血花世界”公演，其后迅速在全市各剧场普遍演出。大革命失败后，政府当局又对楚剧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如必须经过训练班取得登台资格、必须经过剧目审查等。1928 年，汉口公安局以“荒谬淫荡”为由，禁演 80 多出楚戏，封闭 5 家楚剧戏院。当时《武汉日报》曾报道：“本市法租界天声舞台托庇外人势力之下，对于本市官厅向存藐视，既未照章送审演员，复未登记，月前更专演《珍珠衫》、《秋江河》、《刁刘氏》禁演淫戏，以资号召，讵为武汉戏审会查悉，即检齐证据，提案函请本市公安局照章严办。”1929年，又以“人是淫伶，戏是淫戏”的罪名，逮捕了楚剧名艺人和楚剧工会组织负责人李百川、章炳炎、王若愚等，并通缉回法租界剧园谋生的 70 多名楚剧名人，楚剧史上称之为“七十二杰士”。1935年，仍有80余名楚剧演员“经戏审会多次晓以利害却拒不参加培训”而擅自登台演出，结果被汉口市党部、市政府取缔。

汉剧泰斗余洪元很早在天声街的“丹桂茶园”里演出汉剧，那时武汉观众对京剧的兴趣不如汉剧，京剧名角吕月樵、汪笑侬等别出心裁，特邀余洪元、李彩云、汪天中、陈旺喜、牡丹花（董瑶阶）等汉剧名角，举办“京汉合演”以招徕观众。余洪元等慨然应允，“京汉合演”盛况空前。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名角金少山（人称“金霸王”）多次来汉演出，他们对余洪元的技艺十分推崇，每次来汉，必首先拜谒这位汉剧界的头面人物，尊称其为“余老伯”。1934年初，梅兰芳与谭富英、姜妙香、萧长华、金少山等名角来汉演出于“汉大舞台”（即汉口大舞台）。演出前，梅先生与金少山曾登门拜见居住在汉润里的余洪元，三人合影留念。梅先生一行还在天声舞台观看余洪元演出的《打侄上坟》。

旧时天声舞台的广告

天声舞台出大师

自成一派的京剧大师赵燕侠，就是6岁时从登上天声舞台走向全国的。赵燕侠5岁时跟随浪迹天涯的京剧名角、父亲赵小楼到武汉。其父对她文唱武打的练功要求十分苛刻，后来京剧界流行的说法是“赵小楼打出了赵燕侠”。

1934年的夏天，赵小楼正在天声舞台搭班唱戏，适逢上海京剧名旦毛剑秋到此演出，打炮戏是《三娘教子》。有人推荐年仅6岁的赵燕侠扮演剧中娃娃生薛倚哥，赵小楼担心其年幼又没有登台的经历。但在赵燕侠的一再要求下，请人连教唱带说动作就上场了。第一次上台的赵燕侠不但表现沉稳，还赢得了观众的喝彩。从此，天声舞台演出的《桑园寄子》、《逍遥津》、《汾河湾》等有娃娃生的戏，均由赵燕侠客串。

从7岁开始，赵燕侠跟随父亲在杭州、上海等地演出，进一步炉火纯青。14岁，赵燕侠在北京先后师从诸如香、荀慧生学习青衣、花旦，演技更精。15岁，赵燕侠在北京中和戏院第一次正式登台主演《十三妹》，一炮而红。第二天主演《大英杰烈》、第三天主演《翠屏山》，都很轰动。后与金少山合演《霸王别姬》，与谭富英合演《桑园会》、《二进宫》，与杨宝森合演《武家坡》，与叶盛章合演《女起解》，与李少春合演《武松与潘金莲》，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50年代，赵燕侠独自挑班“燕鸣京剧团”后，票房收入始终居高不下，超过国营剧团。60年代，“燕鸣京剧团”加入北京京剧团，年仅32岁的赵燕侠与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并列五大头牌和五大团长。50年代，为了支援抗美援朝，赵燕侠和众多京剧名家在武汉盛情演出，捐款购买飞机。80年代，赵燕侠还亲临武汉人民剧院，与女儿一道登台献艺，使武汉人民得到巨大的艺术享受。

名角频临声浪高

抗日战争初期，天声舞台演出很多新戏，如《前夜》、《阿Q正传》、《李秀成之死》等，周恩来、邓颖超、田汉、阳翰笙等人也到场观看，影响非常广泛。

1942年，江南京剧名旦戴绮霞到汉口天声舞台演出有两年了，为了增加自身的竞争性，创新推出了融西洋乐队伴奏现代舞曲与京剧武打为一炉的西游记神话剧《盘丝洞》，她饰演的蜘蛛精惟妙惟肖、风情万种，演出后名声大噪，誉满江城。戏迷们谈戏论戏时，多直称其为“蜘蛛精”。其后，为了展示武功，她主演短打武生的经典剧目《三本铁公鸡》里的张家祥。她的宽广戏路、深厚功底，彻底震惊和征服了梨园界和武汉观众。

武汉著名京剧鼓师关永斋，将自己一向严格培养的爱女（与赵燕侠同年，并一起玩耍和练功），拜在戴绮霞夫妇门下为徒，起艺名“戴鹔鹴”，才有了后来的京剧大师关肃霜。关肃霜第一次演出《佘花》、《杨继业招亲》等，也是在天声舞台。

40年代初，南方京剧名丑刘斌昆应汉口天声舞台之邀，特来汉演出《大劈棺》，场内挤得水泄不通，连走道都站满了观众。著名“麒派”文武老生张铭声则在天声舞台常演全本《连环套》，他饰演的黄天霸非常传神，加之架子花脸张宏奎饰演的窦尔墩也表情逼真，因而颇受观众欢迎。

评剧皇后、“四大名旦”之首的白玉霜与芙蓉花，曾联袂在天声舞台演出；而与其竞争的评剧名角喜彩莲，也来到天声舞台亮相造声势。

金家越剧传佳话

1949年11月，上海越剧名角筱灵凤、玉牡丹、金月楼、黄笑笑、戴忠耀等，组成“六艺越剧团”到汉口天声舞台演出，回上海后又邀集一些越剧团的演员，合并组成民营公助的武汉市华菁越剧团（即后来的武汉市越剧团），筱灵凤为首任团长。从此后，天声剧院就成了武汉市越剧团的演出基地，武汉的越剧迷们都到天声剧场过戏瘾，形成固定的观众群体。

武汉市越剧团经常演出经典名剧《红楼梦》、《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红玉》、《沉香扇》、《庵堂认母》、《碧玉簪》等，并曾创作新编历史剧《毛子佩闯宫》（1963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鸿图影业公司联合摄制），跻身国内越剧界前茅。最为武汉人津津乐道的是“金家四姐妹”。大姐金月楼、二姐金雅楼工小生同时也可反串旦行，三姐金梅楼工小旦，小妹金佩楼工文丑。1957年四姐妹同台演出《杨八姐盗刀》，大姐演家丁，二姐反串杨八姐，三姐演九妹，小妹演杨文广，四姐妹同台出演在戏剧界也是罕见，在观众中传为佳话。

声色犬马法租界

天声街、如寿里的另一面是娼妓业出名。

清末民初,武汉娼妓多集中在闹市中心的各个里巷中,而汉口大智门火车站附近的辅堂里、长清里、如寿里、天声街等是出名的“红灯区”。根据房屋结构、建筑规模、妓院内陈设、妓女的姿色风度等,妓女分为若干等级,悬挂“乐户”（娼妓业经营者）招牌,公开营业。

法租界工部局很早就制定了管理娼妓业的详细规定，并收取执业许可证费用以及各种罚款。武汉比较高级的妓院几乎都集中在法租界。许多居住在租界里或租界附近的官僚政客、地主豪绅、大资本家以及租界内的洋人,以妓院作为他们茶余酒后寻花问柳的乐园和交际场所。不同的是，如寿里的高级妓院比较多，而天声街则是暗娼集中之地。

由长期在汉口居住的日本人内田佐和吉于1944年写成的《武汉巷史》也提到这一点，他认为是由于1931年大水以及1932年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禁止公务员嫖娼，禁止出入有艺妓的旅馆”等）的影响，全市娼妓业相对萧条，主要聚集到法租界了。

当然，如寿里、天声街的娼妓现象在武汉解放初期，很快被肃清，妓女们得到新生，从事正当劳动。

危房改造称典范

到了20世纪末期，如寿里已年届九旬，老态龙钟。99栋楼房里有住户509户，其中还有一些是企事业单位，居民有1000余人，一门多户的情况十分突出，楼内没有厨房和厕所，整个里份只有一个30多平方米的公共厕所，生活很不方便。房屋的质量也令人担忧，墙体开裂，梁柱朽烂，楼面下陷，楼梯腐朽，管线老化，甚至发生一个老太因为倚靠栏杆而坠楼的惨剧。排水只有明沟，没有地下管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已经十分恶劣，居民要求危房改造的呼声很高。

由于地幅较小，在众多开发商认为无利可图的形势下，武汉市政府和江岸区政府将其列为危房改造试点和江岸区可持续发展项目之一，由江岸区房地产公司组建开发公司，按照“成片危改，综合治理”的方针，进行开发式改造。该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于1999年启动。到2001年年底全面竣工。建成10栋7层楼住宅楼，总建筑面积45300平方米，命名为“如寿里人家”。原来的天声街同时改造，“如寿里人家”的西外墙为天声街铺面，街上的原天声剧场也踪影不再。

友益街上的“如寿里人家”大门 王汗吾2013年摄

“如寿里人家”的新楼房呈现欧式风格，外墙为果红色面砖，屋面为英红瓦。里份内，上水、下水、雨水、电信、供电、煤气、路灯照明、有线电视、安防和智能控制等十余种网线，全部隐性设计、埋入地下；拥有变频式压力供水、高压式烟道排气和新型安防智能控制系统，1000平方米的中庭花园、架空层绿化和屋顶花园局部绿化使绿化率达到25%。原有居民除10%异地安置外，绝大部分为原地还建，每一家都为南北朝向，都有独厨独厕，生活环境和居住质量明显改善。

据《中国房地产》杂志2002年第6期介绍，该项目被视为武汉市“危改”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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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田联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