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素之问 | 从阴阳五行到《伤寒论》六要素

原创 忆忘 腔调中医 3月5日

灵素之问

还原古人观察视角和中医经验理法的演进。

栏主

忆忘先生，从事临床工作，研习传统文化和中医经典，索求源流，力图还原古人的观察视角和经验及理法的演进。

“阴阳五行是中医理论的基础”，类似的断言，大部分中医学者是终身坚信不疑的。

日本汉方医学自从放弃了阴阳五行理论，取得了人所共见的成效，虽然他们指出了阴阳五行理论的一些问题，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更难以从根本上说服尤其标榜文化传承的中国中医学者。

日本汉方虽然是学自中国的《伤寒论》，经过不短时间的实践，又从晚清开始回馈影响中国学者，最终出现了像胡希恕这样的大家，出现了折衷的结果，即放弃了五行脏腑理论的解释，但保留了阴阳。

这当然会促发思考，会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不同模型的理论，具有等效性，也就是《等价原理》所要表达的观念：理论无所谓对错，只存在适应范围，以及指导实践（包括学习和掌握、运用该方法）所存在的效率高下。

但这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理论模型的内涵，必然有着共同的内核。比如，无论是所谓的经方、时方、局方，阴阳五行，还是脏腑经脉辨证，或者六经八纲等等，它们其实都存在着共同的要素。

《太平圣惠方》

这个要素其实北宋初期宋太宗赵光义在《太平圣惠方》的序里提到了：“凡候疾之深浅，先辨虚实，次察表里，然后依方用药，则无不愈也。”

但是更权威的表达是“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因为面色脉象是“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神明”可以理解为神而明之，生机的显现。但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方法需要执行，即“治之极于一”“一者因问而得之”，除了望诊、切诊，问诊是《素问·移精变气论》特别强调的。因此再回头一看“先别阴阳”其实指的是“色脉”的阴阳，并不需要凭空另有一个先验的“阴阳”存在。

也就是说，“阴阳”必须在具体语境中具体分辨其含义与指向，否则必然莫名其妙。诸如“热病阴阳交”的“阴阳”含义，本是有汗与无汗，但是一直误会至今。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于我个人而言，是无法回避的。

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学习《伤寒论》以后，完全颠覆了从事中医学习以来的印象。比如“表和里病，下之则愈”被改为“阳盛阴虚，下之则愈”；“里和表病，汗之则愈”改为“阴盛阳虚，汗之则愈”，是在宋代。如果宋太宗之后，还在使用阴阳改构“表里”等概念，那么阴阳概念与中医的真实关系，显然不是“中医基础”的断言那么简单了。何况至今“发于阴温里宜四逆”“发于阳攻表宜桂枝”被歪曲成其他莫名其妙的“纲领”呢？

于是出于对中医自身所表达的医学史，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之后，查阅海量文史医学的相关资料，寻找“五行”的源头，最终发现汉代五行与先秦五行同名而不同音义最终被混为一谈的事实，彻底否定了五行作为中医基础的必要性。因为中医实践在五行理论之前早已有之，并在扁鹊时代已经形成较为完美的内外治法体系。

换言之，阴阳家与五行家的结合是在汉代，阴阳五行结合的“黄帝之道”也是汉代的新生事物，并不是医学的基础，仅仅是两个以上的不同模型加入医学，并且不断的修正过程，这个过程遗留的问题依然多而且存在无法规避的理论缺陷。

虽然张仲景曾经使用“递归”一度完全避免了陷阱，但在大一统经学的惯性下，之后的理论经过包括谢士泰、王叔和，萧吉以及《素问》相关学者的不断弥合，最终到了五运六气学说的大融合，但实际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不谈阴阳与五行相结合以架构中医理论是否具有必然性，以及结合之后不断“弥合”但又早已脱离或否定旧有的范式而创造新法，左支右绌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虚实与阴阳的关系上，也就是“八纲”的问题，阴阳是不是能随便套。

虚实与阴阳真有什么关系吗？其实是没有任何对应关系的。如果实证是 “亢奋”，虚证是“减弱”指的是功能表现，但实际还是不能一刀切的，因为实证的减弱，虚证的亢奋也是存在的。不管如何，把实证命名为“阳证”，虚证命名为“阴证”，显然是会引发混乱的，因为“阳证”又可以是“表证”，还可以是“热证”；“阴证”可以是“里证”还可以是“寒证”，这种混乱，在当下的中医经典还是各种使用阴阳的流派中，无处不在。

最终共同的规律呈现为“两两相对”的定义体系，即“寒虚”“热实”，另外还有脏腑经脉表里关系上的此虚彼实、彼寒此热，如“补二泻一”“泻二补一”之类的理论，这类理论，都是不严格的，不完全分类的失效理论。

而这种失效的根源，就在于使用阴阳“两两对称”的执念，去分解“六合之道”的类三维复杂性质，是不可达的。这并不是宣布“阴阳”的终结，相反，这是指出阴阳理论并不能滥用，而只能有限制使用在哲学概念中。阴阳家序四时大顺，本为农业时代的农业生产指导。当阴阳变为哲学二元的至高概念仅次于“太极”（即太初）化生二气氤氲而生万物，就可以止步了，多一步就是谬误。

阴阳理论天然具备“辩证法”的素质，即“互根互化”，无论是在相对概念的产生还是提醒事物发展相关的“反身性”诸如“祸福相依”的哲学人生，它的确比线性关系更为“完备”，但却不具备可操作性，只能被动选择接受态度，塞翁失马是典型的例子。

塞翁无需做出任何操作动作，只需要“守株待兔”，任何事实的结果呈现对于他老人家来说都是无所谓祸福的，这仅仅是生存态度，而无法成为有着具体实践的学科理论，态度其实即“A=非A”，祸即是福，福即是祸，塞翁他老人家说过：一切都是我老人家说了算，我说它是祸是福，还即是祸又是福，因为必须存在一个前提：忽略时间因素，其实就是“守株待兔”。

但是阴阳理论却在中医中“实现”了长期的“理论一统”，成为一种既是“其小无内”没有内部结构的，又是“其大无外”包罗万象“无限可分”的神奇之物，这种神奇其实是中医理论的非逻辑陷阱。特征是A=非A，随时自反，左右逢源，不成为理论。阴阳理论，既不能表达递归，也无法描述三维，但偏偏中医们以为能，而这就是中医需要认清，但又没有相应认知能力的现实。

忽略时间序并不是不可以，因为时间序基础构建的因果线性关系，是片段以及“一叶障目”，肯定是不完全的，没有“反身性”。这种“反身性”的辩证法思维，的确是高于一根筋的线性思维的，能更多的观察全局。但并不意味着全局的宏观思维，可以用于生机底层递归的分类。

这是《伤寒论》六要素脱离“八纲”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