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前一千纪稀有商品贸易网络中的中亚——以青金石与玻璃为中心的探讨
中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横贯大陆关系中的作用，在人类文明之初的旧石器时代已有所展现。可以推测，主要的贸易路线位于中亚南部，那里有更为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水源，为人类生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直到中亚开始将自然资源作为远程交换的商品，才促使它成为洲际联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史前时期，即国家(酋邦) 形成之前或早期阶段，存在着多种交换模式。但在这些交换模式中，对稀有商品的需求在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丰富的矿产资源，中亚对于它的邻国来说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对伊朗高原也是如此。
中亚，拥有伊朗高原和土库曼斯坦阿姆河(Amudarya River) 之间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和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它们中的许多因自然美为世人所喜爱，如石灰华、大理石缟玛瑙、水晶石膏等，其他如盐、硫磺等也有实际的用途。这些漂亮的石头在装饰制作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一种最重要的人类审美感受的满足方式——通过美的完美来获得积极的情感。众所周知，装饰制作有着漫长的历史，在人类文明之初即已出现。事实上，玛瑙是最流行的制作容器及用于装饰的矿石之一，代表了从埃及至伊朗、马尔吉阿纳(Margiana) 的古代东方。
矿石虽不是中亚交换的唯一资源，还有各式各样的植物、动物和制品等也尽在其中，但极少有考古遗存保留下来。农产品交换也是如此。而这些正是诸如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城市文明繁荣的主要根源。
稀有商品虽然不是古人好奇的唯一对象，但却是复杂社会、国家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古代社会的权贵阶层通过占有他人无法获得的稀有商品来证明其独特性，以巩固他们在其他同胞中的威望和权力。这股力量成为人类文明形成和社会复杂化的原动力，必然带来更为精细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稀有商品的交换不容小觑。将其据为己有大约是早期国家权贵阶层的优先事项，后来才发展成为经常性的贸易往来。
在古代东方，青金石即是拥有如此支配性地位的稀有商品。时至今日，这种被认为是半宝石的矿物仍广受欢迎，其两个主要原因在于它罕见的可利用性和特殊的品质。青金石由天青石、方钠石、蓝方石、方解石、黄铁矿及其他矿物元素构成，硬度为5. 5，相对密度为2. 80，折射率为1.50，玻璃光泽至蜡状光泽，其结晶类型不确定。事实上，该矿物的各项指数均非常平均，青金石的化学成分是(Na,Ca)8[(SO4,S,Cl)2/(AlSiO4)6］,方钠石是Na8[Cl2/(AlSiO4)6］,蓝方石是(Na,Ca)8[SO4/(AlSiO4)6] 。它们主要由不同比例的钠、氧化铝和钙构成。这一矿石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着因不同色度而呈现出特别漂亮的蓝色。它是东方古代和中世纪以来蓝色颜料的来源。青金石不是自然界唯一的蓝色矿物，其他尚有方钠石、蓝方石、绿松石、蓝色堇青石等，但青金石从古代流行至今则在于它特殊的伴有特有白色杂质的佛青色。
青金石是自然界中罕见的矿物，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仅有几个地方发现:20世纪发现于加拿大、美国东海岸、帕米尔(塔吉克斯坦) ; 18～19世纪发现于俄罗斯外贝加尔湖地区。在此之前只在智利－阿根廷边境地区(弗洛尔德洛斯安第斯山脉) 和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兴都库什山脉的Sar－e－Sang，Duh，Sakhi，Chelemak) 为人所知，且在史前已开始开采。阿富汗被认为拥有9000 年的开采历史。在阿富汗Shortughai 遗址发现的未加工的青金石原料已证明这一点。文献材料和考古证据已清晰地指出近中东附近的所有地区青金石匮乏。值得一提的是，产自美洲的青金石与巴达赫尚的青金石在色度上完全不同，因此使得后者的颜色独一无二。最近，在意大利、美国西海岸、缅甸也发现有青金石矿藏。在缅甸北部，英国地质学家称青金石的发现与抹谷(现在称掸邦) 红宝石的开采有关，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史料和考古遗物证明它早期的使用。
二
来自巴克达山(Badakhshan) 的青金石被作为装饰材料和宗教器物在近东地区广泛使用。它被用在王室的装饰物上，以彰显其权力与威望。这样的例子可以在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乌尔城的皇家墓葬中看到，在这里发现一条由黄金和青金石珠子制成的项链。另一个例子是用于宗教仪式的圣礼物品。现藏于日本信乐美秀艺术馆为公元前1295～前1213年的荷鲁斯雕像(鹰头神像) ，他的身体为银质，头发为青金石质(见图1)。它应该是埃及神庙最神圣的部分。
在王权的支撑下，有时大量这种珍贵材料被用于制作和装饰相当大的物品。马里(Mari)遗址(叙利亚哈里里) 发现有狮头鹰雕像，尺寸为11. 8cm×12. 8cm，其翅膀由青金石制成，年代约为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见图2) 。它极有可能是皇室成员或大祭司的装饰吊坠。上述遗址还出土了一条由青金石和红玉髓珠子串成的项链(见图3) 。印度半岛北部也发现有哈拉帕文化的青金石和红玉髓组成的项链，年代为公元前三千纪至两千纪中叶。珠子不一定为当地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交换的成品。主要产于印度，特有的双锥长形红玉髓珠子的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样，被称作蚀花珠的制作技术可以被追溯到古代印度。在哈拉帕及属于哈拉帕文化的其他地点发现有大量的红白条纹哈拉帕文化蚀花珠。它们也影响了印度后哈拉帕文化的同类珠子，时至今日，那里仍然生产此类珠子。乌尔皇家墓葬和Mari遗址出土的公元前三千纪初至中期的印度风格红玉髓珠已证明了当时珠子的远程交换。珠子体积小，极易移动，便于运输，加之品种多样，提高了它们作为成品流通的需要。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近东和中东地区不仅进口如青金石珠一样的成品，也有未加工的原石。叙利亚埃卜拉G宫殿遗址(公元前2400～前2300年)地下发现有22kg未经加工的青金石原石（见图4) 。
当时，青金石是欧亚大陆贸易往来最重要的物品之一。著名考古学家、土库曼斯坦荣誉市民维克托·萨里安尼迪(Viktor Sarianidi) (1929～2013)甚至称当时的“丝绸之路”为“青金石之路”。1986年他首次提出“青金石之路”这一概念，并很快闻名于世。
遥远东方的青金石抵达埃及最西部已是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尼罗河下游涅伽达文化的许多地点出土大量青金石吊坠及其他制品足以证明青金石在这一时期已广泛传播。因此，不能将之认为是偶然性事件或间断性接触。我们可以大胆假设，青金石帮助形成了那里复杂的社会和国家——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古代文明之一的摇篮。
同样在西亚，青金石贸易的历史更为久远。叙利亚Tell Sotto遗址出土的青金石珠说明，公元前七千纪青金石在这里已为人所知。这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形成更早，也是西亚最早知道青金石的地区。我们可以将青金石在西亚的出现归于新石器时代农耕社会权贵阶层形成的时期。这发生在中亚陶器和农业出现之后，时间序列十分清晰。
三
1968年，萨里安尼迪已从历史和考古两方面证明了青金石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的贸易往来。其后，他的考古发掘厘清了中亚在贸易往来中的地位。其中之一是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名为哥诺尔(Gonur) 的大型聚落和墓葬遗址，年代在公元前2500～前1800年。目前发掘的防御型遗址已超过25公顷，中间为宫殿群，一边南北宽400米。同时也发现了宗教设施、作坊及有上千座墓葬的大型墓地，包括奢华的皇家陵墓。在这一地点发现有极丰富的器物和装饰品，由金、银、铜及各种矿物制成，包括半宝石如雪花石膏、红玉髓、青金石、石灰岩等。
青金石作为装饰物与金、红玉髓等制成珠子被广泛用于制作项链(见图5) 。它们被制成椭圆形或菱形，在某些情况下，项链上的一串珠子被串在金色的木板上。在乌尔皇家墓葬中出土的项链显示同样的珠子组成和结构。
哥诺尔遗址由萨里安尼迪于1972 年发现。该遗址自1974 年开始发掘，使这里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学材料，而且将中亚在古代世界的地位明朗化。萨里安尼迪还提出了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的概念(BMAC) 。经过长期在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的发掘，以及对中亚、伊朗材料的理解，和这一地区材料类型学上的相似性，使他有充足的理由确定其为共同的考古学文化群。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与同时存在的伊朗和印度河流域考古学文化有关。通过对大量材料的精密检测后的结论认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的边界可以被确定为今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大部、伊朗东北部。伊朗高原与印度河流域的主要文化在基本器物(陶器、青铜工具) 上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安纳文化大部分是不相同的，但是在宗教和奢侈品上却有着紧密的共同文化互动，如装饰物、权力的象征物、宗教雕像等。对所有例子的分析已超越现有的研究框架，这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工作主题，我们已尝试发表较大的规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为丰富的出土物，证明哥诺尔遗址极有可能是马尔吉阿纳文明和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化的中心。已发现有直接证据证明这里与同时期的近东和印度河流域有交流，最具代表性的是刻有楔形文字的美索不达米亚类型圆柱形印章，及刻有印度河流域文字的象形图案印章。
如上所述，在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和马里遗址发现的红玉髓双锥形长珠子和哈拉帕类型蚀花珠说明在公元前三千纪印度河文明已与近东有了联系。但是发现于巴克特里亚、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黄色薄胎陶器、动物俑型金属针及Sarazm和摩亨佐达罗遗址的青铜箭(见图6、图7) ，表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与印度河流域关系更为亲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近东和印度至少通过中亚南部，亦即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取得联系。
四
印度河流域的青金石珠甚至在哈拉帕文化之前已为人所知，例如，美赫尕尔(Mehrgarh) 遗址就曾发现青金石珠。中亚与印度半岛的联系也延续至后哈拉帕时代，包括希腊化时期，Edward Rtveladzeto将其命名为“伟大的印度之路”。
目前已十分清晰的是，古代青金石之路继续东行至东南亚。2007年笔者在柬埔寨西北部班迭棉吉省(Banteay Menchey Province) 发掘蓬斯奈(Plum Snay)遗址，根据比较遗物的年代，部分遗址可被定为公元1～7世纪，但是，一些非科学发掘的遗存使我们认为这里很有可能存在着因现代活动而未被保存下来的更早的文化堆积。笔者认为，在A地点发现的遗物中有许多是由青金石制作的装饰品，如圆盘和珠子等。
2012年笔者同东京理科大学中井泉教授团队对蓬斯奈遗址出土的玻璃与半宝石做了分析，发现现藏于金边Tranet博物馆的两颗蓬斯奈遗址出土珠子的谱峰与青金石的谱峰是一致的，显示出东南亚与青金石之路的密切关系(见图8) 。
由于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公元前一千纪印度与东南亚的交流极为活跃，乔治·赛代斯(Georges Coedes) 称之为“印度化”时期。这一时期，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积极向印度半岛及孤立的东南亚小岛的居民带去他们的文化、宗教、文字和技术，从蓬斯奈遗址出土的双锥长形红玉髓珠(见图9) 和柬埔寨吴哥窟出土的阴文婆罗米碑文可见一斑。
然而，公元前一千纪青金石在欧亚商路上的地位被玻璃所取代。玻璃在许多情况下取代青金石作为装饰品进行交换和贸易。事实上，玻璃的诞生应该是人类在制造合金时最有可能用来代替青金石的成功尝试。最早的玻璃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Tell Brak，叙利亚) 和南部(Eridu，伊拉克) ，为公元前24～前21世纪。而公元前16 世纪的早期残片应归于所谓的“初级玻璃”，或低温玻璃，或可能是“釉”，或者彩釉陶器，这与发展成熟的高温玻璃制品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玻璃残片是蓝色的，在阿马尔那文本中玻璃被称作“窑炉里的青金石”，而埃及文本中称作“人工制作的青金石”。最早的玻璃制品是珠子。
玻璃自公元前16世纪从美索不达米亚来到埃及，很快被用作大型艺术品装饰材料，如信乐美秀艺术馆藏的法老头像(公元前1450年) (见图10) 。第一件玻璃器皿被认为制于公元前15 世纪中叶。在第一阶段，技术决定了所有地区发现的均为有色非透明玻璃，无色透明玻璃的出现不早于公元前8世纪。
玻璃制品传播至青金石之路的其他方向还包括公元前18～前16世纪传至伊朗。在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Geoy Tepe遗址发现有玻璃制品。然而玻璃在哈拉帕时代并未抵达印度，印度发现最早的玻璃制品很可能属于后哈拉帕时代，即所谓雅利安人的彩绘灰陶文化。哈拉帕文化有釉陶或彩釉陶器，但这一时期发现的不管是出自哈拉帕文化地层还是被归类为玻璃的玻璃珠均受到质疑。印度第一件确实可靠的玻璃制品发现于Ruper和Hastinapur遗址，但非玻璃珠，而是一件较大的制品——手镯，由此我们认为玻璃的制作技术由商路引进印度。早期如Inamgaon 遗址(公元前10～前8世纪) 发现的珠子由半宝石或骨头制成(见图11)。
印度最古老的玻璃制作遗址位于北方邦的Kopia，大约为公元前3世纪。这一时期，玻璃主要被用于制作珠子，如Nevasa，Navdatoli，Chol等(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 (见图12) ，有时也会被制成手镯。
在中国，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釉到玻璃的过程。商代晚期(公元前11世纪) 出现最早的釉陶珠，春秋末年(公元前5世纪) 出现的玻璃珠。中国最早的玻璃制品可能是模仿绿松石制作的管状蓝色珠子。这种与西亚碱石灰硅酸盐型玻璃不同的玻璃促生了中国有独立玻璃起源的假说，尽管在中国发现了不少来自西方的玻璃制品。广为人知的来自西方的玻璃制品也让许多研究者有理由提出中国早期玻璃生产受到西方影响。
如此，新疆和中亚的材料则成了关键节点。新疆最早的玻璃珠出于克孜尔，年代大致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公元前11～前8世纪) ，它混合了类似于伊朗和“罗马” (即地中海) 不同类型的玻璃，但与中国早期玻璃不同。
有关中亚玻璃材料的研究极少。仅有的研究也只是对中古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一小部分材料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更早期的也是知之甚少。在哥诺尔遗址发现了看似釉陶或玻璃的珠子，但是化学成分分析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发现了相同类型的蜻蜓眼玻璃珠(见图13) 。这种一颗珠子上有很多眼睛的类型(所谓的Ⅱ－Ⅲ型) 很可能起源于公元前6～前5 世纪的腓尼基或黎凡特，那里拥有各式这样的珠子。应该很清楚的是，公元前5世纪，这种样式的珠子极有可能从西亚经过中亚和新疆传入中国。然而，在新疆克孜尔只发现了简单样式的蜻蜓眼玻璃珠(即I 型一珠一眼) ，年代也十分早，大致在公元前11～前8世纪; 同类珠子于公元前13世纪出现在埃及法尤姆绿洲的Medinet el－Ghurob，稍晚一点这种样式的演变形式出现在腓尼基文化中。目前我们在中亚还没有发现这三种类型的任何珠子。这种蜻蜓眼玻璃珠在泰国南部的Takuapa 遗址倒有发现。
五
考古证据表明，伴随着“印度化”的过程，东南亚在公元前一千纪末成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珠子成为印度至东南亚商路上的重要物品。早期东南亚地区的珠子由石头、贝壳、骨头制成，且多为本地生产。最早的半宝石(红玉髓) 珠子被认为出自泰国NongNor遗址，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前后。
大部分由半宝石和玻璃制成的贸易珠在公元前一千纪末至公元一千纪上半叶“印度化”时期传播至此。各样的半宝石珠大多数由红玉髓和玻璃制成，在柬埔寨Phum Snay遗址(公元1～7世纪) 和Angkor Borei遗址(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 都有发现。有管状形、双锥形、圆柱形等其他形状(见图14) 。一些如上文提到的双锥长形红玉髓珠给我们充足的理由推测它们若非印度进口，即受印度影响。
玻璃工艺同样在“印度化”时期传入东南亚。在Phum Snay遗址D地点发现的一块玻璃熔渣使我们有理由推测至少玻璃在这里回炉重熔(见图15) 。
柬埔寨、老挝、越南、印度玻璃材料分析的工作由中井泉教授和笔者完成。研究显示中南半岛的玻璃混合有不同的化学成分类型，反映出这里不同的玻璃贸易方式。如在柬埔寨普遍流行的印度－斯里兰卡样式和东南亚铝碱玻璃类型，越南则和中国华南地区一样是钾碱玻璃。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少数碱石灰玻璃、典型的西亚玻璃、铅类玻璃，此外，还可以看到典型的中国玻璃。这证明东南亚与遥远的西方世界有着联系。
印度－太平洋类型玻璃珠的传播也是东南亚贸易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我们依靠印度阿里卡梅杜遗址(Arikamedu)的证据。随后在泰国中部约公元前4世纪的Ban Don Ta Phet遗址发现有这类单色玻璃珠，比阿里卡梅杜遗址早100～200年。无论如何，这种类型的珠子广泛遍布亚洲，东至韩国、日本(公元纪年开始) ，西至非洲东海岸。发现于Shasenem遗址和土库曼斯坦其他遗址的一些玻璃珠从外形上均属于这一类型，但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和分析(见图16) 。
另一个表现东南亚与遥远西方联系的重要证据是在Oc Eo遗址和Angkor Borei遗址发现的罗马金币和希腊－罗马式阴文印文(见图17) 。它们肯定不是本地生产的，而是通过印度进口的。无独有偶，希腊罗马式宝石在泰国南部也有发现，如Klong Tom，Ta Chana，PhuKhao Thong遗址，年代为公元前一千纪晚期至公元8世纪。它们中的一些希腊神话主题与东南亚原住民文化截然不同，毫无疑问这些是来自希腊化的世界，如印度北部。藏于Suthi Ratana 基金会，出土于Klong Tom遗址的一件阴文印文与沙迦酋长国Dibba遗址发现的相似，由Sabah Jasim发掘。
虽然至公元前一千纪末中亚仍保持着连接西方纽带的作用，但印度作为东南亚与西方连接的关键节点的地位毋庸置疑。有时，我们甚至可以从东南亚遗存中看到某种关系。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与印度的密切关系，多数情况下我们会谈到印度的影响，同样包括中亚的一部分。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中亚很大一部分地区在当时属贵霜帝国(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 境内，同时也享有着犍陀罗式的佛教文化。
土库曼斯坦出土的希腊和帕提亚时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 的珠子中有镶嵌平面人脸珠。在泰国南部Khlong Tom遗址(公元1～8世纪) 、新疆营盘遗址(公元1～5世纪) 、印度北部Kausambi遗址都发现有极为类似的珠子(见图18) 。它们与来自地中海的珠子表面属于不同的类型。也许，这种类型形成于中亚或印度北部的某些地方。
另一个例子是一端饰有金或银、另一端饰有奔马样式，可能用来装扮奔马的玻璃或红玉髓的管状珠子。这类珠子或仅存金属端装饰，在柬埔寨Phum Snay遗址、泰国Phu Khao Thong 遗址和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地区的Shirin遗址都有发现(见图19)。Shirin遗址(公元前3～前1世纪) 出土的器物前部有马的装饰。PhuKhao Thong遗址有一件类似的金尾型器物，前半部是类似于有蹄类动物抬腿的样式，虽然没有发现珠子，但从样式和大小看极可能是珠子尾部残缺部分。这种有蹄类动物样式是典型的来通杯尾端装饰，来通乃是流行于伊朗和中亚的宗教器物，后来传遍欧亚大陆，从希腊直到韩国和日本。Phum Snay遗址出土的珠子虽未见有蹄类动物雕像，但与前两件样品之间的联系可见一二。当然，公元前一千纪贸易路线的中心从中亚移至印度，通过印度的间接联系为所有这些相似之处创造了可能性。
六
公元前三千纪，中亚因其居中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特别是独有的青金石资源，成为欧亚大陆交换(贸易) 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金石，作为珍贵稀有物品在近东地区社会复杂化形成与国家起源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黎凡特广为流行。公元前四千纪从巴达赫尚传播至埃及。这很可能是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学文化群或马尔吉阿纳文化繁荣的原因之一，是联系西亚与印度次大陆的纽带。这一时期的贸易路线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作青金石之路。随后，青金石贸易也到达了东南亚。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玻璃这种人类制作合金的偶然产物，逐渐取代了青金石在商路上的主要地位。这一时期，不仅有商品，还有技术的传播。公元前一千纪初玻璃传至印度，这与雅利安人从中亚迁移至印度次大陆北部紧密相连。后来，至公元前一千纪末，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玻璃从印度传至东南亚，被称作是“印度化”时代。“印度化”在带来了印度文化和宗教的同时，还有着希腊文化的因素。这一时期，印度开始成为连接东南亚与西亚之间的关键节点，中南半岛的一些中亚文化元素想必也是经由印度传入的。
附: 中山大学历史系林英教授点评
对于中国人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与《汉书·地理志》(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八下) 中的一段记载密切相关: “(武帝时)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文撰述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细细品味，我们不禁会问，公元前1世纪的中国航海者们是如何详细了解到这些海上奇珍的名称?又如何确定可以用黄金和丝绸来交换?显然，早在汉武帝遣黄门译长入海之前，这一条海上通道已然存在。那么，它的面貌如何，涉及哪些地区，主要的贸易货品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丝绸之路? 或者，我们应该为它寻找一个更为贴切的名字?
谢尔盖·拉普捷夫博士多年来在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地点从柬埔寨洞里萨湖畔延伸到土库曼斯坦的沙漠深处。他为我们勾勒了公元前1世纪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其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泰国南方恭斯耐墓葬群来看，当地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有了阶级分化，出现了两类埋葬方式完全不同的墓葬。在社会等级较高人群的墓葬群中，出土了带有公牛角标志的青铜器，结合云南石寨山文化出土的公牛青铜雕像与东南亚民间广泛存在的公牛崇拜，他认为公牛角的出现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公牛是政治权威的象征，甚至更进一步被神化。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珠。印度和东南亚出土的玻璃珠一直是早期海洋贸易网络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学者Peter Francis已经调查了马来半岛出土的玻璃珠，并发现这种单色玻璃珠广泛存在于南太平洋列岛之中。他将这种类型的玻璃珠与印度南部的著名遗址阿里卡梅杜(Arikamendu，公元1世纪，出土了大量罗马文物) 做了比较，认为马来亚的玻璃珠来源于印度，因此将之命名为印度－太平洋式玻璃珠。但是，拉普捷夫博士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公元前500年，泰国南部不仅有同类型的玻璃珠大量存在，而且还有制作珠子的玻璃料，说明中南半岛南部和暹罗湾沿岸早已拥有大规模制作此类珠子的技术和原料，因此，所谓的印度－太平洋式玻璃珠可能并非从印度传入马来亚和中南半岛，而是循着相反的路线，从东南亚传入印度，或者，两大地区之间的玻璃珠贸易和技术交流是双向的，互动的。
有趣的是，印度－太平洋式玻璃珠居然也出现在中亚。作者在土库曼斯坦的文物调查中发现了同式样玻璃珠，在相距如此遥远的地区发现同类型玻璃珠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在上古时代已经有了某种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以玻璃珠为代表的贸易和技术交流网络?抑或另有原因?
源于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也成为作者研究的对象。这种珠子在湖南、湖北的战国墓中曾大量发现，说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与西方通过玻璃珠建立了某些交流。在泰国南部的它爬跨遗址(约公元前500年) ，也出土了几枚这一样式的玻璃珠，这提醒我们，在研究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东西方交流网络中，东南亚地区也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作者的第三个重大发现涉及早期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标志——青金石。早在1968年，苏联学者维克多·沙里阿迪尼已经分析了古代中亚、西亚和埃及的青金石。这一源于阿富汗崇山峻岭中的宝石，在从中亚到地中海区域的古代文明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被用来装饰神像，制作珠宝，并且常常与黄金并列，成为权威的象征。沙里阿迪尼认为，早期丝绸之路可以称之为青金石之路，青金石从阿富汗被辗转运往近东和埃及，它在不同地区的出现和使用，成为跨区域的贸易网络形成的标志。在泰国恭斯耐的墓葬群中(公元前1世纪～公元后5世纪) ，也出土两颗青金石宝石，说明至公元前1世纪，青金石之路很可能已经通过印度次大陆的贵霜帝国，延伸到了东南亚。
作者探讨的第四个问题是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希腊罗马式文物，这些发现来自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包括带有人像的宝石浮雕(主题多与希腊神话有关) 、罗马钱币、带图案的薄金版等。这些发现同样说明，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带有古典文化特征的物品已经在东南亚出现。按照作者的分析论证，当地人不一定了解这些物品的文化内涵，只是单纯地欣赏它们，将它们当成社会等级和权威地位的象征物。
总之，在作者看来，大规模的贸易网络古已有之，它最初是区域性的，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几个节点。就东南亚地区来看，早期国家的诞生催化了跨区域贸易，统治者需要来自外域的物品象征新的权力，它可以是青金石，也可以是希腊式宝石和罗马钱币。新的需求动力推动了区域贸易网络的扩展和连接，到了公元前1世纪，我们可以发现，某种全球化的贸易网络已经形成，它以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为中心，将东西方连接起来。当中国人携带黄金和丝绸从交广地区出发，他们所要驶向的地方，正是这个贸易网络的南方节点——东南亚。丝绸的现身，犹如一个信号，意味着来自中国的新物品已经被这一南方海洋贸易网络接受，不久即将大显身手，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真的被命名为“丝绸之路”。
拉普捷夫博士精通中、日、越南、高棉等多种欧亚语言，他的研究视野开阔，多文化比较并行，并且依据自己发掘和调查的一手材料展开分析，确实为我们带来了诸多启发，例如，我们在认识丝绸之路时，是否应该注意换位思考，不仅仅从中国出发去探讨它，更要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去观察它?又如，我们习惯于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分别考虑，但是拉普捷夫博士的文章提醒我们，这些道路实际上是纵横交错的，在某些时代，海路和陆路会发生交集，那么，它们又是如何发生了联系，这后面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或许，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丝绸之路的概念，习惯于用丝绸来概括这一全球性贸易网络上曾经输送过的诸多物品，从上古的青金石、玻璃珠到中古的丝瓷与茶马。事实上，丝绸之路并不仅仅属于中国，也不是仅仅用来将中国的丝绸销往外域，丝绸之路乃是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和分享的古代贸易之路。只有当我们深刻地理解了它多种多样的面貌时，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最终被命名为丝绸之路是多么值得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