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哲学吗？（1）

文章节选自

《形而上学之思》序言

王维著

作者授权发布

中国有哲学吗

既然哲学的思辨性使其有别于其他思想活动，那么在澄清了这一概念后，我们自然的要追问：中国有哲学吗？中国人的思想活动是哲学式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存在着争论。有人说有，甚至明确将自先秦以来的传统思想统称为“中国哲学”；有人说没有，因为哲学发源于古希腊，完全是舶来品。假如我们将“哲学”一词看作是人类所共有的语言符号遗产，那么仅仅去争论“哲学”这个符号形式的归属是没有意义也无必要的，然而我们确有必要去澄清隐藏在这一共同符号形式之下的内容的异同。人们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假如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进行对话——我所谓的中国哲学和你所谓的西方哲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那么我们永远也澄清不了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那么声言中国有哲学的人就须首先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物来作比较研究，否则也就失去了争论的依据。通过前面五个部分的阐述，我们已就西方哲学的概念进行了详尽的澄清。因此，有了这样的参照，问题就应当修正为：中国有无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哲学。

有人可能会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例如存在之为存在、实体及其属性；而中国传统思想家则更关注具体的实践命题，如修齐治平、礼乐教化。但广义而言，如先秦时期的易经、道家思想，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佛学等都不能说不具有形而上的成分（当然，狭义而言我们也无法将之等同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Metaphysics）。也有人会说，但凡哲学家都具有批判精神，后人对前人的观点绝不会一味的接受，而是经由理性的审查做批判的继承；反观中国思想史，以儒家为正统的后人总是将前人的思想奉若教条，这其中看不到任何哲学式的批判意味。但事实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并不只是对孔子思想的简单复述。即便同是在先秦时期，孟子就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发展，比如对“义”的强调以及“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更别说宋明时期的二程、朱子之理学，陆象山、王阳明之心学的发展了。还有人会说，西方哲学史是各种主义、各种思潮百花齐放的历史，没有哪一种思想观点是具有独尊地位的，这保证了思想的多样性和鲜活性；而反观整部中国思想史，诸子之后再无百家，儒家思想一统天下。问题是，我们真的能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简单的等同于儒家思想吗？且不说诸子时代的墨家、道家、法家对后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不仅发扬了玄学，更引进了佛学，出现了一股对儒家正统的反动风潮，再至宋明理学、心学，儒释道相杂揉的态势就更为明显了。因而说自西汉以后中国思想界“独尊儒术”，是委实有些夸大其词了。

然而，虽然我们似乎驳斥了那些反对中国有哲学的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谬见，但我们也并没有因此就证明中国是有哲学的。其一，中国传统思想中确有形而上的部分，但无论从全局抑或本质而言，形而上学都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或根基所在。中国思想者对求知的普遍态度是学以致用，形而上的思考最终也要服务于实践，仅为追求纯粹的知识而求知识是绝大部分人不愿去做的事情（因此自然科学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大起色）。即便易学与佛学，除了在个别时期的讨论具有学以致知的表现外，总体而言的发展趋势依然是实用主义的进路。简言之，中国没有西方哲学那样探究纯粹知识的传统。其二，在儒家内部后人对孔子思想的发展是客观事实，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对孔子的个人崇拜愈加具有宗教色彩（被尊为“文圣”、“至圣”，修祠建庙），因而西方才有观点说儒家实为儒教。而这种情况无论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抑或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人的追随者那里均未曾见到。在儒家外部，批判的声音是有的（如墨家、王充等），但纵观整个中国思想史，批判的声音不仅稀少而且不成体系。简言之，那种盛行于西方哲学史上的批判传统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没有的。其三，中国思想史是一个融会贯通的历史，秦至汉就经历了一次道、法、儒等先秦思想融合的过程；而魏晋南北朝至宋明又经历了一次儒释道大融合的过程。然而，的确没有哪个思想流派能像儒家那样自先秦创立始就一直占据着思想界的主流地位。无论是客观的历史呈现还是在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儒家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条无可争辩的主线，而这样一条贯穿始末的主线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绝然不曾有过的。比如即便柏拉图的思想影响深远，但柏拉图主义却称不上有着某种无可争辩的地位，更没有哪个学派可算作是以柏拉图主义为旗帜贯穿始末的。换句话说，西方哲学史没有中国思想史上某个学派一以贯之的占有主导地位的传统。

因而，评价中国有无西方哲学意义上的那种哲学，不能只看局部和特例，而要看整体和传统。但相较于没有形而上学等传统，问题的本质是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思维传统。

我们说哲学是思的流动，是思辨的过程，它看重的是思想运动本身而非某个凸显的结论。在一个哲学文本中，哲人不厌其烦的就某个观点做反复的运算，显得甚为啰嗦，但读者却能因此更多的直观到他的思想过程，而不仅仅是结论；反观中国传统思想的经典著述，观点的呈现是直接而简洁的，所谓“微言大义”——这正是中国思想者所追求的。难道中国传统思想中就完全没有思辨的成分吗？有的。先秦的墨家、惠施、公孙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如僧肇），宋明理学（如朱子）与心学（如陆象山）中都能看到思辨的影子。但纵观整个中国思想史，这样的思辨从未形成体系和传统，因而或者昙花一现或者零星细碎，不成气候。总而言之，在中国传统思想经典中我们很少看到思辨的动态过程，而更多的看到结论的直接输出、观点与观点接踵而至的静态陈列。因而我们虽有对前人思想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就思考过程本身的审查与批判（同样是一种动态的思辨过程），而更多是围绕某个固化的结论作简单的好坏评价（直接的输入输出），增加或减少观点陈列的规模。如此便可以想象，其所形成的思维传统必然是精致且静止的。一动一静，这是西方与中国在思维形态上的直观对比。

那我们要追问，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更普遍的表现为直接陈述观点而非对思辨性的追求呢？我们说哲学思考的三大途径是经验、理性与直觉，但在其中理性是主导范式。无论一种思想的火花是源自经验直观抑或直觉判断，如果它是哲学的，就总是要通过充分说理的过程而被呈现出来。这个说理的过程就是哲人内在思想过程的外化，是心灵的思辨运动的具体实现。基于此我们便可以通过对其思想过程的审查而更为清晰的把握其结论。与之相反，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导范式是非理性的，是直觉式的。如果说中国思想史就是儒释道融会贯通的思想史，那么直觉式思维则普遍的存在于道家（如老庄）、儒家（如孔孟）、佛家（如禅宗）中。尤其是在中国佛教思想的方法论演变中这一点体现的尤为明显。起初佛教刚刚引入中国时，因受印度瑜伽行派的影响，佛学者还是非常注重思辨性的；但到了唐代之后，尤其是禅宗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标志着更为本土化的佛教体系的确立，那种直觉顿悟式的修持方法便成为主流。禅宗是充分中国化的佛教分支，顿悟成佛的方法论是与中国传统的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充分结合的产物，可见这种思维在中国思想史中的主导地位。直觉判断本就是没有过程或体现不出过程的，呈现出来的就更多是凝炼的观点陈列，而思想者内在的思想过程无法被外化为文本，那么他人对其过程的审查程序也就此合法却不合理的缺失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道理吗？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是通过理性推理而得出的结论吗？不是，这个结论是直接被输出的。孔子没有向我们陈述他这样讲的理由，我们也就失去了对其思想过程进行审查的权力。因而，要么接受它，要么拒斥它。请注意，在这样的思维共同体中不仅思想者对其观点的输出是直觉式的，接收者对思想者观点的读取也是直觉式的。相较于对文本进行分析与辩论，中国传统文人更倾向于对经典做个人体悟式的学习——通过对经典的反复研读，试图在这个过程中进入思考者，洞察其中的道理。内在的洞察而非外在的分析，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甚至“一切尽在不言中”的说法。当然我们要补充的一点是，说中国人的思维是直觉式的并不等于说中国人的思维就完全没有理性的成分，只不过其所占比重非常之小，因而我们只看到零星的理性之光。相较于西方哲人那样的以理性为主导的思维范式，中国文人则更倾向于以直觉为主导的思维范式。理性与直觉，这就是西方与中国在思维范式上的分野。

既然哲学重视说理，重视说理的过程，那么如何规范说理的过程便自然的成为哲学方法论的重要议题——伴随着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是逻辑学的演化史。与之相反，既然中国传统文人更倾向于个人体悟而非理性说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思考及学习方法是非常私人化的、不具有外在形式的，因而在中国我们就难以找到像逻辑学那样用于求知识的方法论体系。实际上，西方哲人的说理能力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严密性的，然而随着他们对说理过程的不断规范，才使得哲学的逻辑性不断得到强化。与之相对，在中国我们找不到存在任何形式的逻辑传统的证据（即便我们将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视作某种意义的辩证逻辑的雏形，我们也没有看到这种形式的逻辑被体系化、系统化的迹象），由于其主导的思维范式是直觉的、非理性的，那么显然也不可能找到。因而，由于不重视理论建设的方法论，中国传统思想著述中结构完备、体系严密的文本并不多见。回过头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是儒家串联了整个中国思想史而不是其他学派——与西方哲学贯穿始末的逻辑学传统形成对比，与其说是儒家思想贯穿了整个中国思想史（注意前面我们提到的几次思想的大融合），毋宁说是儒家所象征的体悟、洞察式的思维方法贯穿了整个中国思想史。逻辑与体悟，这是西方与中国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异。

关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思维传统，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中国与西方语言文字本身的差异。汉字作为古老而又复杂的意音文字（或语素文字），与以英语、德语等为代表的拼音文字之间存在诸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