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焕英》到《姐姐》，“女性红利”来到电影圈了吗？

过去几年间，女性对于文娱消费生态的重塑基本可以视为两个阶段，同时也是两种模式。

先是随着女性消费能力、网络活跃度的增强，2014年前后兴起的“小鲜肉”男色消费。电视台、视频网站主导的小屏市场可以说对女性用户极尽讨好，大女主、甜宠剧、耽改剧、选秀综艺，至今仍是荧屏的绝对主角。

另一波则是随着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权话语传播，性别开始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议题。女性内容消费对象也由“弟弟”转向“姐姐”，由女性向外凝视转向女性向内自省。2020年剧集、综艺相继被“姐姐”席卷之后，2021年又轮到了电影市场。

先是贾玲自导自演、张小斐主演的《你好李焕英》看哭全国人民，以黑马之势狂收五十多亿票房，成为当之无愧的春节档王者。

后有“国民妹妹”张子枫携手殷若昕、游晓颖两位女性主创的《我的姐姐》众望所归，打破中国影史清明档剧情片票房纪录以及中国影史清明档影片家庭片累计票房纪录。

长久以来，电影市场都是偏男性向的。今年以前的中国电影票房榜，top30的电影几乎都是男性主演、男性主创、男性化题材。甚至一些电影被指摘有“直男癌”嫌疑（比如开心麻花早期作品），仍不影响其整体成功。

而今年不止春节档被《李焕英》夺冠，刚刚过去的清明档期，四部新片除一部动画片外，或多或少都在涉及女性议题。但另一方面，“妈妈”和“姐姐”的胜利，当真是女性电影的胜利吗？

还是“哭片”的胜利

当“笑”变得唾手可得，“哭”也就越发显得珍贵，值得花钱买上一张电影票、亲身跑上一趟电影院。

说不上从什么时候起，喜剧不再百试百灵，“泪点片”开始屡屡在重要档期称雄，其中又包括狗血纯爱片、主旋律家国片、现实主义类型片等多种流派。

确实，正如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观察到的，“情绪”在拉动票房、助力传播方面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纵观近年的现象级影片——《战狼2》、《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或者次一级，去年的年度爆款——《八佰》、《送你一朵小红花》，无不是在正确的时间戳中了正确的国民情绪，从而收获了亮眼的票房成绩。

而在诸多情感之中，亲情又是最为普世、最具感染力的一种。许多商业大片在朝着工业化前景一路狂奔的同时，都不忘加入一些父子、父女、母女关系当做“润滑剂”（成不成功另说），更别提这一类情感的主场——现实题材。

尽管《李焕英》采用了喜剧类型、奇幻穿越元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对于母女关系（特别是台词、互动方面的细节）的描写，对于80年代风土人情的刻画，都落得非常“实”，能够强效触发观众脑海中类似的回忆片段，从而引发共情。

完全可以看出，作为一部本质非常私人的影片，《李焕英》在创作上其实没有多么大的野心，不做多余的炫技尝试，也没有为了热度而强行制造话题，最终呈现的效果纯粹而温和。可以说，《李焕英》在主观上谁都不想冒犯，也做到了以真情打动观众。

但也正因如此，《李焕英》的“女性力量”其实更多体现在女性之间的相互扶持。不管是戏里贾晓玲为了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情愿自己消失，还是戏外贾玲与张小斐的友谊，抑或是镜头语言与笑点的“去恶俗化”（隔壁《唐探3》还恰好送上一波助攻）。但本质上来说，影片最终又回到了讴歌母亲的牺牲上，并没有真正挑战到男性主导的主流价值，缺乏女性电影应有的批判意识。

那么，《我的姐姐》有做得更好吗？

这部影片的创作动机与《李焕英》完全不同。编剧游晓颖曾在采访中提到，其创作灵感产生于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时，创作契机则首先是伦理角度，而非女权议题。只是在后期创作中决定向后者靠拢，凸显女性的困境。

这就导致《姐姐》存在一种难以言喻的“拧巴”感。一方面，女性在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压迫，被全景式地展现在了姐姐安然一个人的身上：家暴、为了二胎被要求装残疾、来自长辈的性骚扰、前途被毁、职场歧视……连谈个男朋友都是“妈宝男”。任谁看了都觉得，她挣脱束缚的脚步不应为任何人而停留。

但另一方面，在朱媛媛、肖央的精湛演绎下，两位着墨最多的亲戚都是市侩但不失通情达理的典型人物。弟弟在影片一半左右也从熊孩子转变为小可怜，最后甚至主动为姐姐做出牺牲，三人为安然织就了一张亲情的天罗地网。

而安然本人也被塑造为，在剥去外在的冷硬之后，内里还有一颗需要爱与被爱、期待被父母认可的心，所以最后会选择在父母坟前和解，不再抗拒血缘感召下对弟弟的感情。

如果偏向伦理，这会是又一部感人至深的亲情电影；如果偏向女权，也不失为一部观念大胆的女性电影。但主创并没有做出很鲜明的选择，而是反复横跳、最终开放式结局，以至于最终在取得高票房的同时也招致了口碑争议。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很可能是因为互联网已足够割裂——快手上的亲情营销与豆瓣上的批判吐槽，几乎可以做到平行共存，互不干扰。

当然，从另一种角度看，开放式结局尽管招致了不少口水，但也激起了连续不断的争论，吸引着感兴趣的观众走进电影院一探究竟，对于影片的热度保持是有利的。《姐姐》不能说是一部很彻底的女性电影，但可以说是一部运作很成功的女性爆款。

女性电影，何去何从？

当然，国内并非没有更“女性电影”的女性电影。2018年有田壮壮监制、新人导演白雪执导的《过春天》，姚晨、马伊琍主演的韩改犯罪片《找到你》；2019年有大胆谈论女性情欲的《送我上青云》；2020年有网播的《春潮》。

然而，除了《找到你》有一定的类型片元素，其他三部显然都更偏向文艺片。这一方面对普罗大众造成了门槛，另一方面也必然要面对更挑剔的目光、更严苛的审视，最终票房分别为995.2万（《过春天》）、2953.8万（《送我上青云》）、7079万（《春潮》）。

包括与《我的姐姐》同档期的《第十一回》。尽管自我标榜为喜剧，但事实上，其中的女性角色堪称多元化且具有生命力，演员周迅、窦靖童、春夏的表现也各有惊喜。不过，影片太过实验风格，理解门槛比以上三部更高，难以向更广阔的下沉市场渗透，目前票房堪堪突破6000万。

当然，单以票房论输赢是可耻的，硬糖君也并非要以一方的成功来印证另一方的失败，或者以一方的清高来比对另一方的妥协。只是，在网络或其他适合文艺片发行的院线尚未成熟之前，女性电影作为注定要向主流发起挑战的“小众非主流”，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存在表达与票房难两全的困境。并且，票房数据代表的其实不仅是商业收入，也包括传播的力度、渗透的范围。

而《我的姐姐》的难得之处正在于：对于许多女性问题，它尽管没能给出答案，却把问题本身推到了更多人眼前，引发了各界对于女性话题的深度讨论。就此来说，硬糖君认为，它值得更公允的评价，起码不应被随意扣帽子。

当然，纵观海内外女性电影的进展，除了女性佳作的涌现，女性影人的崛起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特别是在好莱坞，女性导演开始不再局限于独立电影，而是操刀《神奇女侠》、《惊奇队长》、《花木兰》、《黑寡妇》等以女性为主角的商业大片。

反观国内，电影圈“阳盛阴衰”也由来已久。百亿票房先生已有10位，内陆女演员里累计票房最高的周冬雨卡在了95.95亿，再往下是曾经的小妞电影第一人、有多部女主作品的白百何（83.57亿），以及最成功的女性喜剧人之一马丽（73.74亿）。

上上个春节档（2019年）曾有媒体统计过，6部定档的真人大片中仅有一部是女性主演，即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其他基本都是男性挑大梁、男性组群像。因此，当2021年贾玲携张小斐力压《唐探3》摘得春节档头筹，甚至于因为全球市场的特殊情况，贾玲有望冲击全球票房最高女导演，其意义也远比一部影片的成功要大。

包括《我的姐姐》的成功，在电影本身之外也成就了00后张子枫的“实绩”，从妹妹到姐姐，从戏份不多的童星到可以担当主演、“扛票房”的新生代女演员，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总而言之，就像健康的市场生态应该商业片与文艺片各得其所一样，女性电影与女性影人想要崛起，专业价值与商业价值都要去证明，从而提高女性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与话语权，推翻陈腐的行规与创作意识等等。作为观众，其实也应多一些包容。毕竟，这可能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有妥协，甚至有倒退。

目前看来，2021年确实是个女性电影大年，《我的姐姐》余威尚在，排片稳居第一位，有望向8亿、9亿票房发起冲击。而本周末（4月16日）又将有改编自安妮宝贝小说的双女主电影《八月未央》（钟楚曦、谭松韵）登陆。

半个月后的五一档，则有张艾嘉、李少红、陈冲联合执导，周迅、郑秀文领衔主演的《世间有她》，以及李玉执导，马丽、宋佳主演的双女主犯罪喜剧《阳光劫匪》两部女性主创+女性主演的影片。下一部女性爆款，将会轮到谁呢？理想的中国女性电影，又将是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