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君的崇祯为何深得后人同情？
崇祯十六年，大明王朝进入了风雨飘摇的关键阶段，面对内忧外患崇祯召集内阁六部九卿等高级官员的御前会议时，忽然颇为感慨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三垣笔记》。
此前，崇祯帝得知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渡过黄河横扫山西，自登基以来，崇祯就急切地进行补救，希望大明能够在他疾风骤雨的拯救下能够起死回生，可是任凭他宵衣旰食，任凭他日以继夜，大明社稷的周围愈发动荡不安。除了不断的天灾人祸外，内有李自成，外有满洲兵的不断迫近，让崇祯隐约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绝非亡国之君能够做到，但是依旧呈现出亡国之象，在如此高级官僚的会议上，作为帝国当家人抛出亡国论调，可见形势紧迫和内心深处的无奈和焦灼。
然而在崇祯的身上发现了一股惊人的坚韧意志力，他的性格自尊极强，这也解释了为何多次说出“何面目于地下”自缢后也要疲乏覆面的原因。在崇祯十五年的时候，他的臣下还发现这位忧劳的皇帝一直还在模仿唐太宗，从书法和风度上力求与李世民作为模仿标准。当时的给事中孙承泽记录了崇祯书法的风采：“上书法唐太宗，此谕尤秀劲，当时摩勒上石”《思陵典礼记》。
崇祯的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善于学习，不管形势如何危及，从未放下书本，某种程度上，他并非单独热爱读书，而是希望从经典里的祖宗之法找出挽救大明王朝的办法。“上喜读书，各宫玉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则随手批览。尝作《四书》八股文，以示群臣，因而颁行天下，士子咸诵焉。
当时有个叫倪元璐的大臣，担任崇祯讲官之职，一次讲到经书中“生财有大道”借机向崇祯阐述加派赋税的害处。这在当时也是崇祯最遭人非议的辽饷、剿饷、练饷的三饷加派，以至于当时百姓怨声载道，并借“崇祯“的谐音，戏称他为“重征”。崇祯听了果然大怒，训斥他，倪元璐听了不急不缓解释说：“臣儒者，所陈虽是本头书生语，然不敢怀利以事君。”说得崇祯一时语塞。第二天，崇祯竟然对着内阁辅臣的面向倪元璐表示歉意：“讲筵有问难而无诘责，昨日之言朕甚悔之。”
除此之外，崇祯心底还是希望在其不断努力下，能够挽回大局，在册封皇太子时后，更是苦心孤诣对其教育。一次与内阁辅臣议论到太子教育的问题时，他郑重地从一个黄匣子里拿出他亲自书写的《钦定官属约八条》，都是对太子和其身边人员管理条例，甚至细化到不得离间和结交，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动非礼等细节上。当臣下读完规定后，特意问崇祯“戒饬官属，是内是外？”崇祯颇为感慨动情地说：“是内员，此朕亲经历的。向朕在慈庆宫住，得知此辈情弊，专行离间，朕朝皇兄熹宗，并不交接一言。先帝朴实，被他蒙蔽。”说到伤心处，崇祯竟然流出眼泪。紧接着又对太子身边的服饰人员和伴读都一一作出安排。
越到最后，崇祯对自我约束越来越严格，甚至近乎于苛刻，他给自己定了一个长期斋戒计划，穿布衣吃素食《明史》，为此他发布了一道谕旨：“朕念皇考皇妣，终身蔬布”。内阁辅臣上疏劝说崇祯不必如此刻薄对待自己，有的臣下甚至以为崇祯这是作秀而已。
一直到崇祯十六年的时候，他还在坚持带头节约开支：“先自朕躬始，若祀典丰洁，仍旧不敢议减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无可议。”接着他又大量裁撤宫中吃用，减少宫女十分之三，自己的膳食开销减掉50%，后妃以及宫女太监减去40%和30%，这种大规模削减宫中开支目的在于带动地方上行下效，以此纠正奢靡之风和集中财力物力用于维护庞大军费开支。一个月后，当他知道内外大小官员未能按照他的标准依然“奢侈相高，贪僭嚣凌”，气愤非常，并再次重申“崇俭去奢，宜自朕始”的旨意，除了以前宣布的减去吃穿用度外，又宣布只有重大节庆典礼才可以使用金银器皿，其他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内外文武诸臣能够效仿，并要见诸行动，如仍置若罔闻，依旧奢靡宴乐，拜谒馈赠一掷千金，必将严惩不贷《思陵典礼记》
崇祯在推进这项事情上果然能够做出严格表率，只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运作改变帝国风气比打一场胜仗更难，这样的时候，这个当家人以一人之力苦苦求索。甚至他将万历年间宫中所存的上佳野山人参，去换回几万两银子贴补国用。有一次他在讲筵，发现自己所穿的衣袖子已破损，露在外边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感动的一旁官员为之流泪。崇祯的后宫风气较为端正，因为他平时不苟言笑，对身旁人很有约束力，这些后宫嫔妃们都能和崇祯一样吃粗茶淡饭，穿着布衣。“宫中常服布衣，茹素食，与先帝同尚节俭，一切女红纺织，皆身自为之。”
然而“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英果类世庙（嘉靖帝），白皙丰下，瞻瞻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日盈尺，手笔逼似欧阳率更。有文武才，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绥寇纪略》。这是在崇祯死后，遗老们对其做出的高度评价，对其人格表示佩服。对于崇祯帝的遭遇历代史家均给予了同情和相对正面评价，《明史》更是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明清史讲义》，类似这样的对于亡国之君一致的同情和理解，在李朝历代实属罕见，崇祯有知，想必也不必非要“以发覆面”而羞见祖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