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 古赵大地一次千古回响的社会变革
| 时间：2010-07-23 来源：历史春秋网 作者：李延军 |
前几天在“邯郸论坛”上有网友的帖子说，在路过邯郸火车站的一辆公共汽车内，一位年轻的女孩问身旁同行的男朋友，那广场上的胡服骑射铜像是什么意思？男朋友一脸很有学问的样子说，胡服是古代一位很有名的将军，擅长骑马射箭，经常战无不胜，战功卓著，人们为纪念胡服将军而铸造了这座胡服骑射雕像。女孩频频点头，一脸非常佩服的样子。
人人都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弱点，我也不例外，但开心笑过之后，扪心自问：我对胡服骑射又了解几何呢？何尝不也是一些皮毛而已！
的确，最早知道赵武灵王和胡服骑射，还是在读高中时的语文课本上翦伯赞的文章――《内蒙访古》，只记得翦伯赞先生称赞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就再也想不起来别的了。今天特意翻出这篇文章才知道，这个英雄被历史学家翦伯赞概括为修筑赵长城和实施胡服骑射两大历史功绩。就再也读不到英雄更多的信息了。
另外，再有了解英雄的途径就和公共汽车上的那对青年男女一样了，从邯郸市内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中的雕塑和壁画作品中，去学习和揣摩。在这些众多的古迹中，最著名的就数市中心的那个“连聚非一”的武灵丛台古建筑，据说那就是赵武灵王检阅他胡服骑射成果的阅兵观礼台。但仅凭这些凝固的建筑符号和艺术形象，难以读出更多的精彩内容和更深刻的历史内涵，更多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去望文生义，胡掐乱编了，只落得个贻笑大方，自己却浑然不知。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本过期的《赵文化》杂志上读到宋涟圭先生一篇名为《近代赵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的文章，使我惊讶地发现，早在100多年前的上个世纪的1903年，清末大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曾经对赵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进行过深入的系统研究，写下了被宋先生评价为近代赵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一文。梁启超先生在文中给予了赵武灵王极高的历史评价，并把他誉为中国“黄帝之后第一伟人”。掩卷沉思，思绪纵横驰骋两千三百年历史长河，使我对赵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全新的诠释。
一
在杀戮成性的漫长中国历史传统中，每一次的变法维新无不与血腥和暴力相伴而行。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菜市口的一幕，可能是梁启超先生一生都永远不能抹去的恐怖记忆，而与武灵王同时代的商鞅变法时，反对者的头颅纷纷滚落渭水岸边，一次竟达七百颗之多！鲜血染红的滚滚渭水甚至波及到了秦国太子、后来的秦惠文王，致使他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付出了割鼻和刺字的残酷代价，同时，变革者商鞅本人最终也落了个车裂的悲惨结局。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先关押郑侠，后罢免了十九位台谏官员，对中书和台谏班子进行了彻底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贬御史，封杀所有的反对声音。而当我搜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史料时，读到的是少有的温和、平静和理智，历史呈现给我的都是些难得的久违了的闪光的智慧火花。我惊喜地发现，赵武灵王的改革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没有流血的和平改革。
虽然我们的春秋笔法多是一边倒的写法，我们的文艺作品也多是黑白分明，左多右少，但古赵大地进行胡服骑射改革时，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均没有使用强制、高压和暴力。德高望重、从小就辅佐武灵王的王叔公子成反对变法的方式是罢工抗议，不上朝办公；握有生杀大权的武灵王，推动改革的措施也只是听政、议政，或者开会，摆事实，讲道理，做政治思想工作。
也许赵武灵王的改革够不上伤筋动骨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并未真正触及到各种势力集团的根本利益，但从我的善良愿望出发，更愿意看到我们的历史多一些这样温和的低成本的和平变革，少一些带血的政治冲撞。
史料记载，武灵王十九年春天正月元旦，赵武灵王在王城的信宫举行了盛大朝会，主题就是改革，会议整整开了五天。我不知道古代的会议一般开几天，但从五天的会期来看，会上的各路朝臣们一定对赵国的改革发展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反复酝酿、辩论，武灵王也一定对大家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和发动。可以想象，这次朝会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的大会，但不能说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因为支持武灵王改革的只有肥义和楼缓，反对派竞是满朝文武，“群臣皆不欲”，变革的提案未获大会通过。
会后很长一段时期，反对变革的首要人物――公子成装病罢工，闭门不出以抵制变革，武灵王就派人上门做思想工作，派去的人做不通，碰钉子后，他就亲自屈身登门去劝说。赵文、赵造、周绍、赵俊想不通，以沉默来反对改革，武灵王就启发他们大胆发言，讲出他们反对的理由，然后针对性地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对于盲目自大的，他就具体分析赵国所处“四战之国”的危机局面，反复论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有在三令五申之后还不穿胡服的，才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将军牛赞当初对建立骑兵想不通，经过他的耐心说服，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骑兵将领，在战争中屡建奇功。
这场改革的史料中，我能读到的都是武灵王不厌其烦地说服、教育，以及慷慨激昂的形势分析。他和大臣们群儒舌战，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唇枪舌剑，妙语连珠，精彩纷呈，碰撞出的都是铿锵有力的思想和智慧火花，而不见刀光剑影的蛛丝马迹。这该是多么生动的古代国家参政、议政、讨论、决策的热闹民主场面啊！
在缺少民主投票表决意识的历史传统中，戎马生涯的赵武灵王竟然通过这么理智和平的方法，终于说服了反对派，顺利地推行了他的胡服骑射改革大计，我不能不对这位两千三百年前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刮目相看了。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评价的：“商鞅为舆论所反对，而以威力屈之；武灵王为舆论所反对，而以理势服之。虽其所处地位各不同，而武灵王之手段，固高鞅一筹矣。法行自贵近始，此两君所同认也。乃鞅则罚太子而刑师傅，武灵则先施于公叔而礼下之，公叔变而举国皆变，其政略岂不亦远耶?”
在这一点上，武灵王的政治修养岂止是仅仅高于商鞅，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高人一筹的伟人！即使他称不上梁启超所赞誉的“黄帝之后中国第一伟人”，我把他看作为邯郸历史上的第一伟人，其份量还是应该绰绰有余的！
我被赵武灵王这种可能是不自觉的政治智慧叹服了，但更愿把它解读为中国历史上早期少有的民主治国理念的萌芽和初步实践，不知然否？
我们历史上多少改革的呼声无不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基层的精英；改革的主导和实施无不由站在历史风口浪尖上的社会栋梁、朝中重臣担当，而国家命运的直接主宰者――皇帝和国王有几人能够从谏如流，积极主动进行变革的？这一点，康有为和梁启超们的体会比我更深刻，他们铁肩担道义，“公车上书”，不惜杀头流血，戊戌变法也仅仅上演了一百零三天，最终在国家主宰者的屠刀霍霍声中流产了。
作为清末这场百日变法的领导者和亲历者，梁启超先生经历了中国三千年社会未有之变局，从戊戌变法的血泊中爬起来后再度审视历史，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自然有了更为刻骨铭心的疼痛和体会，对古今中外各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有了更为深刻的独到研究和理解，他把赵武灵王看作是领导中国社会改革变法的成功领袖和英雄偶像，并加以颂扬，正是由于作为一国之君的赵武灵王开创了君主变革的历史先河，而且做得那么卓然，那么成功！
他积极主动探索国家变革改良之策，并亲自发动、主持、实施了这一千古回响的社会变革。胡服，他身先群臣穿戴；骑射，历次军事行动，他都御驾亲征，使胡服骑射成为一场自上而下、国君率先垂范、官员身体力行的轰轰烈烈的国家变革行为。这应该是邯郸历史上曾经的一道多么靓丽的政治风景线啊！这是令历史上的梁启超们多么羡慕、景仰不已的一代开明治国的改革领袖啊！然而，中国的梁启超们多数没有这么幸运，中国的百姓们多数也没有武灵王时代赵国百姓的幸运，我们知道的历史上的变法维新大都是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在声嘶力竭地奔走呼号中夭折了，史书中留下的仅是他们远去的夕阳中的高大背影！
同时代的秦之商鞅、楚之吴起、魏之李悝无此幸运，后来北宋著名的王安石无此幸运，亲历戊戌变法并研究赵武灵王的梁启超也无此幸运！而古赵邯郸大地的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幸运，古赵百姓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幸运！今天的我能够解读并写出来告诉天下，是我作为一个邯郸人的幸运！
所以，梁启超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应该是名实所归吧！
三
华夏优于夷狄的观念当时就已经根深蒂固，公子成等人的反对言论很有代表性：“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这一组韵律十足、铿锵有力的排比句，把个中国赞誉得十全十美、美轮美奂，总之一句话，中国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是蛮夷们学习的榜样，而赵武灵王反过来要穿蛮夷的胡服，学习蛮夷的骑射，岂非江河倒流、乾坤颠倒？
这样的论调，岂止是二千三百年前有啊！二千三百前一直到现在，这样的声音是经久不衰，时高时低，时不时地在我们的耳畔荡起。从清末的宪政改革，到邓公的改革开放，从反对崇洋媚外，到批判和平演变，从康梁的戊戌变法到孙文的五权宪法，……公子成的影子始终在我们的面前游荡！此时我们再来对照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难免会读出“全盘胡化”的嫌疑，赵武灵王当时也一定被看作是满身胡臭的异类，一点也不奇怪和过分！这更发人深省！所以我要盛赞赵武灵王这一惊世骇俗的千古创举――敢于引进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包括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不起的胡人的胡服和骑射文明。
公子成所说的：“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仅仅代表了公子成的个人观点，而是当时社会普遍公认的正统观念。峨冠博带的服饰是一个人身份等级的标志、社会地位的象征，要贵族士大夫们穿上与奴隶服装样式差不多的紧身衣裤——胡服，他们岂能接受？就是当时一般的士人，也视服饰为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在格斗中帽缨被打断，竟停止战斗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他明知风险，但为了保持帽子的完整，将帽缨重新扎上，从容被杀。可见衣冠对于士人的重要性了。
赵武灵王的伟大和勇敢之处就是能够抛弃这些迂腐陈旧的世俗观念，从赵国所处的“四战之国”的危险境地实际出发，从赵国发展壮大的实际利益需求出发，不怕反对，不怕讥笑，宁愿“负遗俗之累”，“任骜民之怨”，旗帜鲜明地走军事变革之路，认为“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法)古”。坚决反对从书本出发，事事在本本中找现成答案，脱离实际，墨守成规。
“以书为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靠书本知识去赶马车，就不能掌握每个马的特点；把古代的制度搬到今天，就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实际。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只要能利民利国，就不应为古教古礼束缚，而应该随情势之变而创新，易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三王不相袭而兴盛，夏、商固守旧制而衰亡！凡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东西，就坚决改革。
史书中这些旗帜鲜明的记载，充分显示了赵武灵王作为政治家的胆略、智慧和勇气！
作为国君，他要对国家的领土安全负责。从少年到中年，他率领赵国一路走来，心中放不下的是：“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要解决这些长期威胁赵国的国防问题，就不能学子路衣帽整齐、体面、从容地去死，那是要葬送整个国家和百姓的，只有革旧图新，变法图强，才是赵国的根本出路。何况当时赵国北方边陲百姓已经在穿胡服，习骑射，抵抗胡人侵扰了。
“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通过他这种斩钉截铁的语言，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历史清晰地记下了武灵王这一千古铿锵的决定：
“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东胡、楼烦、秦、韩之边。”就是要聚舟楫，穿胡服，习骑射，建立强大的水军和骑兵来保家卫国。
这场表面上从服装开始的变革，其实反应出的是思想观念的创新，执政理念的创新，是两千三百年前古赵大地上一次真理标准的大辩论，思想大解放；是保守与变革、僵化与创新、因循守旧和与时俱进观念的一次正面交锋；至今读来依然黄钟大吕，回肠荡气！可以说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古赵版。
赵武灵王在进行改革动员时，反复强调的是：“先王开拓胡地，功业未遂；中山国侵地残民，宿仇未报。”他把这项改革赋予了继承祖先遗志、强国复仇的政治意义。王叔公子成就是在继承先王遗志、强国复仇的大义感召之下，“顿首再拜”，恭敬从命的。而强国复仇的价值认同，超越了华夷之辨，推动了民族融合，凝聚起来的人心支持了赵武灵王的改革成功。
梁启超先生把武灵王的理论叙述为：“王之兵力所加，皆在异种而非同种是也。”宋涟圭先生把它解释为“赵武灵王的伟业在于反侵略，而非同室操戈”。总之，人们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都解读为对外用兵，制止侵略，强兵保国，戍边安邦，使处于“四战之国”的赵国摆脱战乱危机，使百姓能安居乐业。
虽然穷兵黩武、以暴制暴是我经常大加挞伐的人类历史罪恶，但这也可能是人类历史在进入大同之前的无奈选择。至少要比那些为夺取政权而同室操戈、发动一次次的武装内战的帝王政客们，要高尚得多，正义得多，深得人心得多。这也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能够顺利实施的道义基础。
在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战争历史资料中，绝大多数都是内战，都是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的夺权战争，而且这些其实很肮脏的内战无一例外地被冠以不同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正统、正义的外衣，诸如平叛、讨逆、替天行道、救黎民于水火、起义、革命等字眼，使我们常常忘了国家军队的第一责任是反侵略，保卫国土，保卫百姓的和平生活。今日重读赵武灵王，为我又进行一次常识教育和反省。
赵武灵王一次次的反侵略战争，不但保卫了赵国领土和百姓的和平生活，同时对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先生感叹：“使无赵武灵王，则冒顿平城之祸或不待汉高之时，而已见于中国，盖未可知耳”，“使主父（武灵王）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而白登之金缯、甘泉之烽火，或遂不至为我国史污也。”
开始我不懂其中的“平城之祸”、“白登之金缯、甘泉之烽火”的历史典故，当我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匈奴单于冒顿围刘邦于平城白登山、汉朝甘泉宫被掠的来龙去脉后，才真正理解了赵武灵王反击三胡对中国历史进程，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才真正懂得了梁启超把赵武灵王誉为“黄帝之后中国第一伟人”的评价。是英勇的赵武灵王把中国开始遭受胡人欺辱的历史推迟到了无赖皇帝汉高祖刘邦及后来的吕后专权时期。
当后来的唐朝诗人王昌龄感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时，估计他也不知道早在飞将军李广之前的近二百年时，就有赵武灵王使胡马不敢度阴山了！
我的确该为赵武灵王记上这一历史功绩，并广而告之！
五
胡服令颁布第二年，即武灵王二十年，赵国就有了向山地和草原进军的骑兵，开始了反击三胡和中山的战争。赵武灵王亲自率军进攻中山，占据了宁葭（今河北获鹿北），又西征林胡，夺取榆中（今内蒙古与陕西相交处一带），林胡王不得不向赵国献马，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从此有了源源不断的良种战马供应基地。
武灵王二十一年，赵军大举进攻中山，夺取了丹丘（今河北曲阳西北）、华阳（今恒山）、鸱之塞（鸿上塞，今唐县西北）。武灵王又亲自率军攻下了鄗、石邑（今获鹿东南）、封龙（今获鹿东南）、东垣（今正定南），中山王随即献出四城求和，赵军才暂停攻势。赵武灵王的反侵略战争节节胜利、凯歌高奏！
武灵王二十三年和二十六年，赵军继续反攻中山国的土地，使北至燕国和代（今河北西北及相邻内蒙古地区），西至云中和九原（今内蒙古阴山以南）的新疆土连成了一片。四年后，中山国被灭，国君尚被迁往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至此，“北地方从，代道大通”，从邯郸通向代的南北大道畅通无阻了，赵国的疆域和国力都达到了极盛。
胡服骑射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威力和效果，彻底改变了赵国“四战之国”的尴尬境地，同时也改变了战国七雄之间的力量对比，打破了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局面，一度出现秦、齐、赵三强鼎立的形势，稍后，赵国的力量在关东逐渐压倒了齐国。后来苏秦曾对赵惠文王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且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赵”。其后赵将赵奢、廉颇、李牧等，继承了胡服骑射的传统，不断加强武备，仅李牧的部队就有“车千三百乘，骑(张弓之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
赵惠文王时期，赵国经历了五国抗秦、五国破齐，使齐国再未对赵国构成威胁。名将廉颇、赵奢两次大破秦军，力挫其东进锋锐，“四十余年秦不能得其所欲”，充分显示了胡服骑射改革的长期效应。
那段历史真是赵国之幸，是邯郸之幸，是赵国千千万万黎民百姓之幸！
所以赵国百姓记住了赵武灵王，世世代代为他修祠建馆；中国历史记住了赵武灵王，在浩瀚的青史中为他留下一页！
所以今天我为武灵王纵情讴歌！
六
丛台巍巍，沁河浩荡！赵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已随历史的马蹄声渐去渐远，但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对历史、对人类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至今我还沉醉于他的磅礴和恢弘的精神光环之中。
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们的军事史中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
春秋时期，中原的士兵从来不善于骑马，春秋以前的“经典”里连骑字也找不出来。春秋末年才有骑马的风气，战国前期才有打仗用骑兵的可靠记载。公元前341年齐将田忌大败魏军于马陵之后，孙膑建议田忌“使轻车锐骑攻雍门”。《孙膑兵法·八阵》中还提出了“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的布阵原则。
但那时骑兵数量很少，且不是独立作战的部队，是和车兵、步兵混合编制的，偶尔承担一下攻险或奇袭的任务，根本不敢和游牧部族的真正骑兵交战。由于它的作用不大，发展异常缓慢，直到武灵王时期各国军队的主力依然是战车和依附于它的步兵，一般不见用骑兵的记载。如公元前317年，陈轸建议楚王“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屈原在早期作品《国殇》里，还描写的是典型的车战。赵国起初和中山打仗，“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双方还是用的车兵和步兵。
正是由于赵武灵王实施了胡服骑射，才在古赵大地上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作战的骑兵部队。在赵国军事改革的影响下，以后各国才陆续建立了骑兵部队。从苏秦公元前287年左右的游说辞可知，赵、秦、楚都有“骑万匹”，燕有“骑六千匹”，魏有“骑五千匹”。在陕西临潼秦俑坑中也出土了不少骑兵俑，从骑兵俑数量上看，也反映了骑兵日益发展，车兵日趋衰落的趋势。
骑兵从此作为一个崭新的兵种，正式踏上军事斗争的历史舞台，而车兵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一直以来，人们在论及赵武灵王之改革时，只提胡服骑射，而不说舟楫之用。其实是我们多年来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一种误读。前面引用的史料中，首先提到的是武灵王的“聚舟楫之用”，“以守河、薄洛之水”，然后才是“变服骑射”。所以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有两项重要内容，即建立水军和骑兵，这是我们不该遗漏和忘记的。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军，就诞生在了古赵大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还远不至此。后来的日本明治维新时，令日本国民脱和服，穿西装；俄国彼得大帝在实行西方化改革时，要求宫廷人员也必须穿西装；清朝入主中原后，强制推行雉发和满装；孙中山亲自设计了国民党的干部制服，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具有“五权宪法”涵义的中山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中央领导逐渐脱下了毛式中山服，换上西装革履……据说解放初陈毅就任上海市长时，穿着长袍马挂出席就职典礼仪式。
至此，反而令我觉得后来的人们陷入了形式政治的樊篱，背离了服装改革的本来积极意义，同赵武灵王相比难免有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嫌疑。人们只学会了他改变服装的表面形式，而抛弃了他胡服背后的真正革新精神的实质内涵，以致于如今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民族，居然没有了自己的传统服装！不禁令我感叹不已！
……
车辚辚，马潇潇，历史的车轮依然滚滚向前，在荡起的滚滚历史尘埃中，赵武灵王胯下的战马依然奋蹄驰骋于燕赵慷慨的猎猎北风中，声声嘶鸣，穿越亘古，回荡在古赵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