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鲁迅与梅兰芳（任葆华）

    鲁迅与梅兰芳，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话题。对此鲁迅研究界和戏曲界做了不少的文章。但鲜为人知的是，与鲁迅在许多方面意见相左的沈从文，在对待梅兰芳这件事上却难得的一致。他们都不喜欢梅兰芳的京剧表演，并且对梅多有批评之词，然而不喜欢和批评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1930年,梅兰芳在美×的巡演受到当地上流社会的热烈追捧,《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美×知名媒体先后对梅的演出和各种社会活动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消息传回国内，国人一时热议纷纷。同年4月26日,沈从文在致时在美×的好友王际真的信中说道: “让我们谈谈梅兰芳吧。听说张禹九同张仲述都帮了这旦角的忙，特意跑到纽约来做生意，觉得不拘这事如何得美×人快乐，这快乐在我们总是一种羞辱。'东方趣味’有些事是对于民族人格不过问的，想不到这些有知识的人，还特意到纽约去介绍这趣味给美×人。你不要为那事做什么文章好一点，因为这件事在国内较开明一点的年轻人，是一律加以反对，很对于这旦角艺术怀疑的。”沈信中直接称梅兰芳为

“这旦角”，并把他的访美演出说成是去“做生意”，其中的贬斥之意不言而喻。沈担心美×人欣赏梅兰芳男扮女装的旦角艺术内含猎奇心理和潜藏文化优越感，认为用男旦这种所谓“东方趣味”

迎合美×人，使他们快乐，无疑是自取其辱，同时也会使美×人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因此，他对好友徐志摩的内弟张禹九与张仲述等人为梅兰芳访美帮忙，很不以为然，并劝王际真切勿为梅兰芳摇旗呐喊。他说国内较开明一点的年轻人，对此也是一律加以反对的。

    稍后（1930年6月2日）在致王际真的另一封信中，沈从文再次谈及国内学界对梅访美一事的反应: “房间极小，一到下课，教授们就开话匣子，这上午，已经听过六次《天女散花》了。梅兰芳得博士，张仲述当同张嘉铸力量一定用得也很多。”当时沈从文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同在该校任职的同事有胡适、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沈信中所说课间热议梅兰芳访美一事的教授们，指的无非就是这样一些人。同事郑振铎肯定是其中非议梅兰芳访美最为激烈的一位。因为早在梅兰芳访美巡演的前一年(1929年)，郑振铎就领衔在《文学周报》第八卷第三期推出《梅兰芳专号》批梅，其中收录了郑的《打倒男扮女装的旦角——打倒旦角的代表人物梅兰芳》和《没落中的皮黄剧》，以及其他人的批梅文章，共计12篇。郑的文章言辞激烈、火药味十足，称梅兰芳为“妖孽”“变态人”，说梅“竟居然的成了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国际上的声誉竟可与李鸿章、孙中山相比肩。这种奇耻大辱，我们将怎样洗刷才好呢? ”比之沈从文的微词、鲁迅的尖刻，郑振铎甚至可以说是在进行人身攻击，其用语之刻薄，令人震惊。他在文章的最后号召:“打倒男扮女装的非人的不合理的旦角! 打倒扮演旦角的代表者梅兰芳! 打倒一切捧梅，做梅讯，倚梅生活的无聊文人! ”沈从文在《怀念郑西谛》一文中曾回忆道: “约在一九二九前后，因同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每星期才有机会碰碰头。”这说明在沪时期沈从文与郑振铎课间接触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郑振铎当年批梅倒梅之声，肯定为沈从文所知晓，甚或曾亲闻过，沈对梅访美的态度上恐怕也多多少少受郑的影响。

    当年梅兰芳到美演出，美×波摩那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由于鲁迅不喜欢京剧，似乎恨屋及乌地也不是很喜欢梅兰芳，以至于在文章里每每提到梅兰芳博士，大多是带着一种调侃的口吻。他甚至还断言: “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

    其实，鲁迅最不喜欢的是梅兰芳男扮女装的旦角艺术。他早在1924年就曾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对梅兰芳的艺术表演提出了批评，认为梅兰芳饰天女，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鲁迅最反感的就是像梅兰芳这样的“男旦”，他挖苦说: “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跋扈。”最后他又不无嘲讽地说道: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鲁迅对于梅兰芳的扮相很不喜欢，认为“形象不美”。他之所以反感这种男旦艺术，是因为他认为其中包含着国人某种畸形的艺术审美心理。我们知道，戏曲中的男旦的形成，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最初戏曲中全部是由男性演员扮演全部人物，禁止女性登台演戏，演出也主要是演给男性观众看的。理由自然是事关风化。然而戏如人生，生活里有男人，也有女人，没有女人的舞台，怎么能算是完整的人生呢? 于是男旦便随之而生。拿有清一代来说，政府不允许官员嫖妓，但去相公堂子嫖男妓却是允许的。相公堂子这一处所便借此繁荣了。为了赚钱，有些梨园老板招收面相姣好的小男孩进入堂子，教他们学戏，等到长到能登台演出的年纪，便叫他们扮演女性，演出的剧目多半带有色情成分，有时甚至是以色相表演撩拨观众。倡优地位极其低下，社会对于他们的接受也多只局限于玩物的层面，众多名伶或被男人包养，或为势所迫成为仕宦商贾所狎的对象。鲁迅之所以批梅兰芳，并非他们两人有什么过节，只不过是借梅兰芳来说事，即借梅的男旦艺术来讽刺其背后畸形的审美趣味，进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造成国民畸形人格和这种审美趣味的传统文化。

    与鲁迅立场相似，沈从文认为，世人欣赏梅兰芳男扮女装的旦角艺术内含猎奇心理，或者说是一种欲望化的变态的性审美心理，而用这种所谓“东方趣味”迎合美×人，使他们快乐，是有损我们“民族人格”的。鲁迅与沈从文对梅兰芳所代表的男旦艺术的批评，或许不无偏颇之处，但他们的深刻分析和忧虑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无疑又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近似立场也说明了两人在思考中西文化大局时的清醒与深刻。

    不同于鲁迅，沈从文看戏多了一点对服装的挑剔。1956年12月他在湖南参加全国政×安排的视察活动，恰逢梅兰芳应邀来长沙演出，当地×府部门统一订配戏票，安排在省人×代×大会期间演出。沈不想看，他说因为“一看到洛神穿的衣服，就替古时洛神叫屈，梁红玉更要不得! 所以不看也好。这里少数民族那么多好看至极的衣绣，通无人欣赏，却在赞美梅兰芳洛神穿的不三不四服装，真是怪事! 其实那种衣服比你大姐（指张兆和的大姐张元和，著名的昆曲票友——引者注）表演穿的还显得拖沓，实实在在太不美观，绣花布置更无条理，乱七八糟比新越剧还差。大家都像赞美皇帝新衣一样的说是真好，并不怎么想想好到那里的。眼前事情和故事不同处，是一个不穿衣，被一个孩子一揭发，即了然明白；一个穿衣，大孩子不揭发，群众却永远跟着说好。这是一个小说题材，只是不大好表现罢了。”沈说梅兰芳的戏装“不三不四”，看了“就生气”。他不明白大家为何赞美梅兰芳那并不美观的服装，甚至说那是“皇帝的新衣”，但不幸的是却无人道破其中的真相。当时京剧坐拥国粹地位,整套装扮也被认为是博大精深，要传承下去。作为研究服饰史的专家,沈曾应邀帮助郭沫若的四个历史剧、曹禺的《胆剑篇》等戏搞服装道具设计。内行的他总希望戏装不要脱离和违背历史的实际情形。于是他批评梅兰芳，说一看到他扮洛神穿的服装，就“替古时洛神叫屈”，这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戏衣，包括服装、盔头和鞋靴等，都是类型化的。一般以明代式样为主，兼采少量清式服装，如旗衣、马褂之类。不同于“话剧是写实的，什么时代，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国剧则不然，它是不分朝代，不分地带，不分时季”。即便表演汉代的《王昭君》，穿的衣服仍是明清式的。其实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戏曲程式化、写意性在服装上的表现。就这一点来讲，沈从文对梅戏的装扮要求确实有点苛刻。但有意思的是，在看一些优秀地方戏演出时，其服装、道具、舞台气氛，也未必与历史相合，沈却常持宽容态度，不仅不再挑剔，反而赞赏其精彩的剧情或演出，如豫剧《戚继光辕门斩子》、昆剧《十五贯》等。

    1956年12月10日，沈在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再次说到梅兰芳: “六十岁犹上台装女孩子，有人在报上称赞宇宙疯（指《宇宙锋》，下同——引者注），装疯之妙，又说什么内心活动，出神入化，我一点不懂，今晚却有可能去看他的宇宙疯，岂不是奇闻巧事? 我一看到他被人称赞的衣装就生气，宁愿称赞越剧《西厢记》，不肯同意他的《洛神》或任何一种戏剧服装，因为实在不美! 但正如我不懂相声艺术一样，我实在不懂'艺术’，懂的是不知应当叫做什么! 这也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情。《湘行散记》作者不能再写文章，情形也许相同。”沈说梅兰芳年已花甲，仍上台扮女孩子，扭捏作态，实在不美。他说自己实在“不懂”欣赏这种旦角艺术，而自己懂得的艺术却又不为时代所接受。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沈从文，对当时流行的艺术趣味不仅不理解，也不欣赏，但面对这一切，他又无可奈何。对于不能再写自己喜欢的文章，他心中自然是颇为不满。尽管如此，沈当晚还是被邀请去看梅的演出，不过所演并非他此前所说的《宇宙疯》，而是梅最为著名的戏《贵妃醉酒》，“在一丈内看他作种种媚态，谢幕约八次之多，是彭俐侬（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引者注）抬大花篮上台的。……前一出戏是《清官册》，作寇准的张什么，唱得可真好。梅兰芳谢幕时还作女孩子嗲态，以手捧心。掌声雷动。十点即散场，回来还是相当累，大致晚上看乒乒乓乓大锣大鼓的热闹，还是主动取消了好。特别是《贵妃醉酒》，毫无唐代空气，于是更加累人。”

    沈从文不喜欢京剧“乒乒乓乓大锣大鼓”的热闹，甚至把自己看戏归来的“累”，归之于京戏大锣大鼓的喧闹。鲁迅对此也不喜欢。他曾在小说《社戏》中说到观京戏留下的印象: “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并借小说人物之口说: “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应于剧场……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

    鲁迅不喜欢京戏的喧闹，但却对西安易俗剧社的秦剧表演大加赞赏，又是捐款，又是送匾。众所周知，陕西的秦腔以梆子为主要乐器，演唱时多高喉咙大嗓子，外地人听来常觉“聒噪”。那么鲁迅为何不反感秦腔的“聒噪”，而独对京戏的喧闹心生厌烦呢? 这是因为，他有感于西安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难能可贵的是却有一个面向大众，立意提倡社会教育、移风易俗的剧社，而梅兰芳的京剧表演却是在迎合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过于雅化，从而远离了大众。1934年11月，鲁迅化名

“张沛”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发表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沈从文在上面信中说，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毫无唐代空气”。无独有偶，鲁迅1924年来陕讲学谈到对西安印象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鲁迅原本打算写一个有关杨贵妃的历史小说（一说是戏剧），当年到西安，除了讲学以外，就是实地考察，搜集相关材料。但到了西安后，他很失望，发现到处都是颓败、残破的景象，心中原来美好的印象一下子被破坏了。后来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用日文写的信中，鲁迅忆及考察西安旧事时写道: “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五六年前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沈从文的“毫无唐代空气”与鲁迅的“不像唐朝的天空”之说，不仅类似，而且都与杨贵妃有关，其中的精神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或许是一种偶合，他们只是相互“心有戚戚焉”而已。当然，也不能排除沈此前看到过鲁迅致山本初枝的那封信而受了影响的可能。据查,该信在国内最早出现在《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人部分)》一书中,该书由吴元坎译,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1月出版，而沈从文的“毫无唐代空气说”则是在1956年12月说的。因此，沈从文完全有可能看到过此书，或是有关文章的介绍。

    总之，沈从文与鲁迅都不喜欢梅兰芳的艺术表演，反感京剧的喧闹，对梅兰芳所代表的男旦艺术更是颇有微词；不同的是，作为古代服饰专家的沈关注到了梅戏的服装，认为它并不美观，而鲁迅则注意到了梅戏过于雅化、远离俗众的审美取向。沈从文与鲁迅对梅兰芳的某些看法，在今天看来，尽管不无偏颇之处，但他们两人的深刻分析和忧虑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无疑又具有一定合理性，它们表现了一代文学大师在审视中西文化大局时的清醒与深刻，同时也展现了他们两人异中有同的审美趣味。

    注释: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