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侯刚墓志》
侯刚墓志,石灰岩质,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十月刻。1926年河南洛阳城东马沟村出土。志高80厘米,长81厘米。志盖为篆书,志为楷书,凡33行,满行33字。现藏于西安碑林。
侯刚墓志
侯刚,北魏中后期人,《魏书》卷93有其传。侯刚从孝文帝初期登上政治舞台,历经文明太后、孝文帝、宣武帝、灵太后、孝明帝三皇两太后,曾是北魏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墓志记载其死于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时年六十一岁,据此可推算其出生于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
侯刚墓志盖
墓志记载了侯刚的籍贯和家世:“公讳刚,字乾之,上谷居庸人也。其先大司徒霸,出屏桐川,入厘百揆,开谋世祖,道被东汉。”按此则侯刚为上谷郡居庸县人,东汉名臣侯霸之后。而《魏书·侯刚传》记载“侯刚,字乾之,河南洛阳人,其先代人也”。代是指拓跋鲜卑建立政权的地方,主要在今山西、河北境内,代人即鲜卑人。后来孝文帝将都城迁到洛阳,规定随迁人员籍贯一律改为洛阳,因此侯刚也就成了洛阳人。对于侯刚落籍上谷的过程,《魏书·侯刚传》有详细的记载:“刚以上谷先有侯氏,于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请以祥(侯刚长子)为燕州刺史,将军如故,欲为家世之基。”因为上谷侯氏很出名,因此侯刚想把籍贯落在此处,为此特地向朝廷要求其长子侯详担任燕州刺史(上谷郡归燕州管辖),以方便将籍贯落在上谷。既然侯刚为鲜卑人,那么墓志所载其祖先为侯霸也系伪造,因为侯霸乃是汉族人。
从墓志还可以看出侯刚青年时的性格特点,“贞和简粹”“少私寡欲”,即清心寡欲的意思。这样的性格在他辉煌腾达之后依然保留了下来,“公确焉平直,不以贵贱改心;湛然纯一,不以显晦易行。至有伓假,常危坐独思,不交宾客,门庐希简,不异凡舍。朝廷之士,亦无造请。家臣外戚,自非吉凶吊庆,动迳岁序,莫觌其面。常论臣子之急,以忠孝为心,清慎为体,曾不以荣利关言,产业经意,所可自得者,守一而己。”即侯刚心态平和,不因荣辱而改变心志,生活简单朴实,不结交宾客。这种品行在日趋腐败的北魏后期显得弥足珍贵。墓志多为子孙为悼念墓主所撰写,其中难免有夸大之嫌。墓志中对侯刚的品行记载细致入微,即使有夸大的成分,也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绝非无中生有,《魏书·侯刚传》记载“世宗以其质直,赐名刚焉”即是明证,由此可见侯刚确实有刚直不阿的品质。此外,《魏书》还记载道:“刚启军旅稍兴,国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赈给征人,肃宗许之。”侯刚要求把自己封地的俸禄分给征战的将士,这一细节也证明了他朴实的品格。
除了籍贯和祖先这些基本信息外,墓志主要和最具研究价值的部分是侯刚担任职官经历,这些在今人看来毫无趣味的职官名却是侯刚一生宦海浮沉的勾勒。
对于侯刚早年活动,墓志记载:“太和五年,文明太后调为内小,季年从驾襄沔,以军功转虎威将军冗从仆射,尝食典御”。太和五年侯刚十五岁,墓志记载了侯刚“父内小”,即在宫中干杂活,或许因为父亲的缘故,加上他本人又善于烹饪,因此被文明太后调入宫廷。墓志中“从驾襄沔”,指的是太和二十二年孝文帝南征之事。此次南征后,“从征武直之官进位三阶,文官二级,外官一阶”,侯刚才有了虎威将军、冗从仆射(掌管宫中侍卫)、尝食典御(管理宫廷食物)的职位。
侯刚在孝文帝时期因军功及烹饪技艺在宫中立足了脚跟,到了宣武帝时期才开始真正受重用,并御赐名“侯刚”。侯刚的升迁速度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扶摇直上,墓志记载:
世宗即位,除奉车都尉,累迁至武卫将军通直常侍。延昌元年,进右卫将军。及春宫始建,选尽时良,仍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四年,散骑常侍卫尉卿,寻加抚军将军侍中卫将军本州大中正。
奉车都尉为从第五品,负责掌管皇帝乘舆的事;武卫将军为从第三品,通直常侍,官品为第四品,在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太子中庶子为第四品,是太子身边的近臣,为太子出谋划策。散骑常侍为从第三品,卫尉卿为第四品,职责为掌率卫士守卫宫禁。抚军将军为从第二品,侍中为第三品,卫将军的官品为第二品。从升官速度上来看,侯刚在宣武帝时期的升迁速度明显加快。这一时期侯刚年龄段是三十五到五十岁。
侯刚在从一个在孝文帝朝不起眼的小人物在宣武帝朝成为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其背后原因不得不提。
孝文帝临死前,给宣武帝安排了六位辅政大臣,元禧、元详、王肃、元嘉、元澄、宋弁,其中宋弁先于孝文帝死,但孝文帝因在南征途中而不知情。孝文帝死前曾对首辅元禧说过与刘备临死托孤之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相似的话:“我后子孙,邂逅不逮,汝等观望辅取之理,无令他人有也。”后来元禧因谋叛被杀,“禧临尽,虽言不次第,犹尚涕泣,追述先旨,然畏迫丧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即元禧谋反失败后,哭哭啼啼的诉说孝文帝的话。可见孝文帝确实给了元禧极大权力,而宣武帝的权威则受到限制。“凡是皇帝主观上认为对自己宝座构成威胁的所有人物,都成了皇帝猜疑、提防的对象。于是产生了皇帝在人际关系上的孤独感和疏离感,而这种孤独感和疏离感反过来又助长了皇帝的焦虑,迫使皇帝为减轻和排除这种不招自来、挥之不去的焦虑而耗费主要精力,于是出现了许多钳制、制裁皇亲国戚和悍将权臣的措施和事件。”[7]宣武帝就是这样的典型,在即位后的第三年,即景明二年(公元501年),他通过政变的方式解除了辅政大臣的权力:
世宗以禧等专擅,潜谋废之。会二年正月礿祭,三公并致斋于庙,世宗夜召烈子忠谓曰:“卿父忠允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当有处分。”忠奉诏而出。质明,烈至,世宗诏曰:“诸父慢怠,渐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对曰:“老臣历奉累朝,颇以干勇赐识。今日之事,所不敢辞。”乃将直阁已下六十余人,宣旨召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祥,卫送至于帝前。诸公各稽首归政。
宣武帝将六位辅政大臣招到宫中,然后旁边有卫士看管、胁迫,迫使他们交出权力。在正常政变中,“直阁已下六十余人”是这次政变的主要力量,侯刚作为宣武帝的亲信左右,极有可能参与了此次政变。宣武帝废除辅政大臣、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宿卫之官进位一级”,即给宫廷守卫加官。
推翻六位辅政大臣后,宣武帝虽然开始亲政,但他所面临的威胁不但没有解除,反而激发了他与咸阳王元禧的矛盾,不久便爆发了元禧谋叛事件,并且有宣武帝近侍参与:
魏主既亲政事,嬖幸擅权,王公希得进见。齐帅刘小苟屡言于禧云,闻天子左右人言欲诛禧,禧益惧,乃与妃兄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氐王杨集始、杨灵佑、乞伏马居等谋反。会帝出猎北邙,禧与其党会城西小宅,欲发兵袭帝……直寝符承祖、薛魏孙与禧通谋,是日,帝寝于浮图之阴,魏孙欲弑帝,承祖曰:“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病癞。”魏孙乃止。
直寝是皇帝寝宫的值班警卫,他们之中有元禧的同党,这不得不令宣武帝不寒而栗,加重了本已存在的危机意识,这就为侯刚提供了机遇。侯刚在孝文帝时为冗从仆射、尝食典御。宣武帝即位之后,处于对他的信任和笼络,又让他兼任奉车都尉、武卫将军、通直常侍,右卫将军、散骑常侍卫尉卿、卫将军等职。在中国古代职官制度中,带“卫”“尉”字眼的官名多与军事有关,宣武帝任命侯刚担任这些职位均为了保护自己人身安全。
宣武帝死后,侯刚参与迎立孝明帝,即墓志中所载的“初先帝晏驾,天造唯始,紫宫连艮,承华习坎。公乃保迎东储”,《魏书·侯刚传》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与詹事王显,中庶子侯刚奉迎肃宗于东宫。
孝明帝元诩是宣武帝唯一在世的儿子,也是当时的太子,他即位自然是情理之中。但此时的元翊只是六岁的孩童,生活尚难以自理,更不用说管理国家了,而宣武帝也没有料到自己会突然去世,对后事完全没有安排,因此在这非常时刻,谁第一个拥立新帝登基,谁就可以掌控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拥立孝明帝这一事件中,侯刚等人占得了先机。
宣武帝突然去世,除了年幼的皇帝外,最重要的人就是孝明帝的亲生母亲胡氏了。在鲜卑拓跋部落早期,曾多次出现妻族干涉甚至控制拓跋内部事务的状况,因此北魏的创立者拓跋珪正式订立了“子贵母死”制度,即通过赐死太子的生母,达到防范外戚干政的目的。这一制度到了北魏后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后宫嫔妃不敢生儿子,唯恐因此惹来杀身之祸,因此宣武帝迟迟无太子可立。孝明帝的生母为胡氏入宫后仅仅是一个世妇(等级比较低的嫔妃),但她却有超乎常人的胆略,“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最终生下了宣武帝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即后来的孝明帝。宣武帝去世时,胡氏尚在世(宣武帝意识到了“子贵母死”制度的残忍和弊端,想废除它,因此胡氏在其子立为太子后并未被立即处死),但她也成了宣武帝的皇后高氏的眼中钉、肉中刺。高氏欲借“子贵母死”制度将胡氏置于死地,否则孝明帝即位后,胡氏作为生母必将执掌大权,威胁到高氏的地位。但胡氏对于侯刚等人来说可谓“奇货可居”,控制了年幼的皇帝和地位低下的胡氏这一孤儿寡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朝廷,因此他们设法将胡氏(后来成为灵太后)保护了起来:
初,世宗崩后,高太后将害灵太后。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忠。忠请计于崔光,光曰:“宜置胡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理必万全,计之上者。”忠等从之,具以此意启灵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腾等四人,并有宠受。
因此对于灵太后母子来说,对侯刚自然是感恩戴德,也就有了墓志上“故启国武阳,食我千室,封当其功,礼也。神龟二年,迁车骑将军御史中尉……三年,复入居常伯,还领禁戎,王言克谐,军政缉穆。”“启国武阳,食我千室”指的是他被封为武阳县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从职官上来看,侯刚掌握了北魏的军事大权。神龟三年侯刚五十五岁,已是年过半百、知天命的年纪。从一个服杂役的仆人到势倾天下的掌权者,侯刚应该是知足的。但是本可安享晚年的侯刚却又被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漩涡中。
灵太后胡氏临朝听政后,重用其妹夫元叉,而元叉在羽翼丰满后却在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幽禁了胡氏,成为北魏实际掌权者。这件事本与侯刚关系不大,但是侯刚的儿子侯详是元叉的妹夫,有了这层姻亲关系,侯刚也就被牵涉进来,被元叉委以重任,即墓志所记载的“正光初,加车骑大将军。三年,仪同三司。四/年五月,总兼宪职。九月,复拜御史中尉,余官如故”。侯刚在政变期间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宫廷守卫,看管胡氏。政变本非侯刚所愿,并且政变本身也受到千夫所指,而且一旦元叉失败,侯刚必被殃及,因此他也想尽快脱身,“初以暮年多病,频上表,求解侍中中尉。每答不许”,侯刚以体弱多病为由上表辞去中尉一职(负责宫廷守卫),但均遭拒绝。
正光六年(公元525年),元叉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灵太后重回政治舞台,但侯刚并未受到处罚,反而受到提拔,“六年正月,复拜领军将军加侍中,车骑仪同中尉如故”。侯刚在政变期间与元叉狼狈为奸,政变失败后应该首先受到惩处,为什么他的官位不降反升呢?《魏书·侯刚传》给出了答案:“初元叉之解领军也,灵太后以叉腹心尚多,恐难卒制,故权以刚代之,示安其意。”原来灵太后因为担心元叉的腹心难以控制,所以用侯刚来取代元叉,以此表明她并无报复政变者的态度,但这仅仅只是权宜之计。三个月后,侯刚的任职就发生了变化,“四月,改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冀州诸军事本将军冀州刺史,仪同开国如故,给班剑廿人。行达汲郡,敕令还京。”从中央官员改为地方官,意味着侯刚已经被当权者灵太后抛弃。“敕令还京”中的“敕令”内容在《魏书》中有载:刚因缘时会,恩隆自久,擢于凡品,越升显爵。往以微勤,赏同利建,宠灵之极,超绝夷等。曾无犬马识主之诚,方怀枭镜返噬之志。与权臣元叉婚姻朋党,亏违典制,长直禁中,一出一入,迭为奸防。又与刘腾共为心膂,间隔二宫,逼胁内外。且位居绳宪,纠察是司,宜立格言,势同鹰隼。方严楚挞,枉服贞良,专任凶威,以直为曲。不忠不道,深暴民听;附下罔上,事彰幽显。莫大之罪,难从宥原,封爵之科,理宜贬夺。可征虏将军,余悉削黜。
敕令基本否定了侯刚的所有政治作为,谋反本是大罪,可能是灵太后感念当年的救命之恩,侯刚才幸免于难,但却彻底了退出了政治舞台,此年侯刚六十岁,一年之后病逝于洛阳家中(寝疾薨于洛阳中练里第)。
侯刚墓志录文(文中“/”表示换行)
志盖:魏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武阳公志
铭文:魏故侍中使持节都督冀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武阳县开国公
/侯君之墓志。公讳刚,字乾之,上谷居庸人也。其先大司徒霸,出屏桐川,入厘百揆,开谋世祖,道被东/汉。高祖魏昌公相州刺史,经始王业,勋隆佐命。曾祖江阳侯并州刺史,秉文誓武,有声/关陇。祖镇南平原镇将,世号御侮,功著淮济。父内小,以儒雅稽古,清韵夷放。数君皆弈/叶忠孝,北京民誉也。爰逮于公,庆余藉甚,贞和简粹,本乎其性,少私寡欲,不修自远。太/和五年,文明太后调为内小,季年从驾襄沔,以军功转虎威将军冗从仆射,尝食典/御。世宗即位,除奉车都尉,累迁至武卫将军通直常侍。延昌元年,进右卫将军。及春/宫始建,选尽时良,仍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四年,散骑常侍卫尉卿,寻加抚军将军侍/中卫将军本州大中正。初先帝晏驾,天造唯始,紫宫连艮,承华习坎。公乃保迎东储,/克济屯否,故启国武阳,食我千室,封当其功,礼也。神龟二年,迁车骑将军御史中尉。密/网初结,有触即离,霜风暂吹,所加必偃。蕃收庶政,惏心斯绝。京师权豪,即不垂手。三年,/复入居常伯,还领禁戎,王言克谐,军政缉穆。正光初,加车骑大将军。三年,仪同三司。四/年五月,总兼宪职。九月,复拜御史中尉,余官如故。于时朝政颇宽,贪欲滋竞,迩及四方,苦音忉路。公平生好善,独憎耶暴,及绳简所施,事多贵戚。是以骢传告清,绣衣渐歇,四/五年间,民称更治。初以暮年多病,频上表,求解侍中中尉。每答不许。六年正月,复拜领/军将军加侍中,车骑仪同中尉如故。四月,改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冀州诸军事本/将军冀州刺史,仪同开国如故,给班剑廿人。行达汲郡,敕令还京。公确焉平直,不以/贵贱改心;湛然纯一,不以显晦易行。至有伓假,常危坐独思,不交宾客,门庐希简,不异/凡舍。朝廷之士,亦无造请。家臣外戚,自非吉凶吊庆,动迳岁序,莫觌其面。常论臣子之/急,以忠孝为心,清慎为体,曾不以荣利关言,产业经意,所可自得者,守一而己。方当增/命九锡,分风二陕,毗昇平之逸化,陪宗山之盛礼。而天不慭遗,岩颓奄及,春秋六十有/一,以魏孝昌二年岁次鹑火三月庚子朔十一日庚戌寝疾薨于洛阳中练里第。越十/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葬于马鞍山之阳。若夫沸腾易川,岸谷变位,缣竹炳于俄顷,金/石载於永久,故铭泉刊德,以照不朽。其词曰:/启胄燕河,世振其芳,派彼清流,胤此岳方。经国纬汉,绰有馀光,始云其美,终然允臧。德/祖承祀,下武唯新,驱车出卫,推毂注入秦。功济平俗,建等茂亲,令问不巳,实显伊人。公既/诞载,实隆家国,撝谦不伐,怀明如默。情有余款,心无诡或,展如斯人,四方之则。入宣戎/政,出倍銮翼,再敷王言,三治宪职。豺狼斯道,两观俱息,民咏史鱼,朝称司直。嶷如岳峻,/湛若川平,当官正色,在法斯明。简绳一举,远震迩惊,有威必服,在感忘生。眷惟昔宠,礼/茂明朝,穆穆承华,炫炫金貂,三槐绮植,九棘连霄。为山始覆,前路尚遥,毁梯税驾,顿我/神镳。我将祖奠,言徂西阜,楚楚酸绋,迟迟篓柳。生灭相寻,谁无谁有,一随川逝,方从地/久。孝昌二年十月十八日侍御史谯郡戴智深文。
比较研究
与侯刚处于同一时期的汉族上谷侯氏墓志有两方,侯掌墓志和侯忻墓志。侯掌墓志如下:
侯掌墓志
魏故本国中正奉朝请燕州治中从事史上谷侯府君墓志/
君讳掌,字宝之,上谷郡居庸县崇仁乡修义里人也。曾祖浮,/司隶校尉、颍川汲郡二郡太守。祖甸,举孝,中书议郎,扬烈将/军、带方太守。父麓,举秀才,北征子都将、本县令,伏波将军、广/宁太守。轩辕恢基,寿丘袥绪,积德往昆,庆膺兹裔,故夷门高/尚于前,平国秘名于后。司徒居汉,鼎饪以之克谐;光禄处晋,/几杖由之载蔚。五运乘符,世资簪带,君式诞嘉庆,用保岐嶷;/方重在躬,游杂斯远,仁让著于邦家,孝悌称于乡国。属朝廷/水镜流贯,沙汰衡石,选穷望实,授尽器宇。乃以君为本郡中/正,斟裁铨轴,声允时议,寻除奉朝请,俄转本州治中。言词承/明,出赞部领,纲维故邦,德厌迩远。而与善乖徵,辅仁愆信,梁/木其摧,逝川遂往。春秋六十九,正光五年岁次甲辰三月辛/亥朔,二日壬子,卒于洛阳延寿宅。亲朋悼心,知故陨泗,事等/枯木,义同罢祖。粤四月辛已朔廿九日已酉,寓殡于河南之/芒阜。陵谷或徙,丘垄不常,镌此幽石,志彼玄房。乃作铭曰:/
两仪载桢,川岳斯灵;育宝降瑞,哲人诞生。行苞礼让,器蕴仁/明,贵越照车,价重连城。执铨乡部,分乘故国,人挹其风,物禀/我德。坦怀虚纳,秉心渊塞;时钦高轨,世服英则。风飚电逝,道/存人往,中楹陈梦,游门负杖。福善空言,报应徒爽,一随物化,/永捐黄壤。营业返葬,义传曩册;归骨旧茔,在今犹昔。榷窆芒/山,且志璇石;千龄万古,以播芳迹。
侯忻墓志如下:
魏故平北将军燕州刺史侯君墓志铭
君讳忻,字季欢,上谷居庸人也。忻先出自有周,列为方国,后因以侯为氏。秦照王灭周,徙居燕代,遂为著姓。冠冕相袭,名茂不坠。太和中,沙门法秀讹言遘衅,兰艾靡分,时为逆党所逮,遂为奄害。早给闱掖,小心敬慎,罔或愆失。延昌年除本郡丞,毗赞有闻,庸绩甚著。正光二年除魏平令,恩化大行,合境称颂。又转园池令,清直勤敏,夙夜惟寅。永安年复□大长秋丞,出内宫幄,真心匪石。又加布泛,除宣威将军,加建明、普泰泛,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以□彤宫四十余载,履涉径过,咸留芳响。积福无徵,降年不永,春秋六十,普泰二年二月廿五日,卒于延寿里。诏褒勤奋,叙追考阶,赠平北将军、燕州刺史。今以闰月乙未朔廿一日乙卯,权殡芒所,冀宁归窆。乃为铭曰:
攸攸厥初,承姬启茂,历载遐绵,爰生我后。苇苇孤苗,峨峨独秀,丱日声烦,童辰响就。入宦弁初,驰名骋节,出总方城,威宽并设。将归帝庭,耆民偃撤,三虑乃刑,终然靡缺。积善流庆,兹文徒炳,夏木摧条,中天陨影。朝露有晞,幽泉无景,用刊玄石,芳臭共永。
从侯掌墓志与侯忻墓志的内容来看,他们的籍贯为上谷居庸人,而侯刚墓志记载其籍贯为上谷人。上谷居庸是上谷侯氏的地望,或许是此时侯刚攀附上谷侯氏尚未成功,因此其墓志之中仅记载他为上谷人。而到了侯刚孙子侯义时,才在墓志中记载为“上谷居庸人”。
侯掌、侯忻墓志都追溯了姓氏的起源,侯掌墓志追溯到轩辕时代,侯忻墓志追溯到先秦时期。而侯刚的墓志则完全没有提起自己的姓氏来源,因为他是鲜卑人,其姓氏源自鲜卑族“胡古口引氏”,既然侯刚家族想要冒入上谷侯氏,这点肯定不能写。
侯掌和侯忻都死于洛阳延寿里,因为他们出自同一家族,聚族而居是中国的传统。而侯刚在洛阳的住宅为洛阳中练里。侯刚与侯掌、侯忻住宅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他们不是同一家族。侯掌墓志记载“寓殡于河南之芒阜。陵谷或徙,丘垄不常”,侯忻墓志记载“权殡芒所,冀宁归窆”,即此二人葬于邙山是权宜之计,因为此时北方战乱,战乱平息后,他们会归葬上谷(虽然最终未能如愿)。而侯刚墓志则没有这样的记载。
墓志都会追溯自己的先世。侯掌墓志有完整的世系:侯浮——侯甸——侯麓——侯掌。侯忻因家人参与法秀谋反事件而受腐刑入宫。根据墓志记载,侯忻死于普泰二年(532年),时年六十岁,则其出生于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法秀谋反时间发生于太和五年(481)年,此年侯忻仅九岁,族人被杀,他因年纪小而免受死刑,但从此待在宫中,与家族彻底断绝了联系,所以墓志没有家世也在情理之中。反观侯刚墓志,只记载了一个距他五百多年的侯霸,其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名字都不记,而只记载他们的官爵。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侯刚祖上是鲜卑人,与上谷侯氏完全没有关系,倘若把他们名字写出来则正好暴露了他并非出自上谷侯氏。
总之,通过比较分析可知,在籍贯、姓氏来源、世系等方面,侯刚墓志与侯掌、侯忻有很大的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侯掌、侯忻是正宗的上谷侯氏,而侯刚是鲜卑人。侯刚墓志中所出现遮遮掩掩、语焉不详的部分,反倒让他鲜卑族身份欲盖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