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三十九）：武巍谈淇县1947年到1948年武装斗争情况 / 四六文摘

编者按：

从2020年4月16日开始，文艺朝歌陆续推送《红色记忆——淇县革命回忆录资料汇编》，让我们一起走进炮声隆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共同感受这片遍布红色基因土地上的光辉与荣耀。

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武巍谈淇县1947年到1948年武装斗争情况

注：武巍同志曾于1947年8月至1948年秋任淇县武委会参谋组长，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我是1947年“九四”出击之前来到淇县工作的，1948年秋天又调离淇县。我在淇县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县委领导下搞武装斗争，其它工作我没有管。

1947年我们住在庙口那时晚上睡觉也不安生，有时睡到半夜就得搬家，存在不住。9月4号我们一家伙打出去，抓了好多地主，拉了好多牲口，没收了好多东西。（当时“九·四”出击的口号是：扎下根来，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党史办）。这个局面一打开，我们的人民武装由庙口搬出来。当时的指挥部住在桥盟。到了1948年3月，我们进了淇县城，有时也到西岗活动，情况变了，淇县北部的工作也就主动了。当时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打开局面，发动群众，扩大地盘。由于抓了一部分保长，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对地主的东西该没收的没收了，土地分给群众一部分，当时有群众不敢斗地主，我们就把地主关起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斗争。但是，由于政策掌握不准，宣传工作做的不够，有一部分中农也害怕起来，有的也逃跑了。

当时地方土匪头子王三祝有三千多人，后面还有保安团、还乡团和三县指挥部等。“九·四”出击以后，我们主要是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当时，林县有四个民兵连，连长有吕印堂、郭相和等，战斗力很强，另外还有李芳的武工队二十多个人。咱们的前线指挥部住在淇县城北上关，部队常到西岗一带活动，前方指挥部的指挥长是柳林，副指挥长是李秀文，政委是崔光华，我负责武装斗争，刘振财是政工股长，抓民兵思想工作。（每次出击由我和刘振财带领），郭玉林负责供应，宋喜文搞事务，房占勇是干事。柳林同志不大管武装，崔光华在后方做群众工作，我在前方搞武装斗争。

当时还有我们的一个二区区干队，队长是李清美，他们不是民兵在整个军分区有编制，下超五十个人。李清美是淇县人，大个儿，打仗很勇敢，但脾气怪，组织纪律性差，可是他很听我的，另一个是四十九团配合战斗。那时斗争很艰苦，睡觉没脱过衣服，枪一响，马上就跑，有时连鞋也不顾脱。

四十九团一共一、六个连，团长叫李中太，政委是王清礼，作战参谋叫武毅，我两的名子相似，都叫武参谋，有时混淆——有一次在西岗南面，我通知民兵打仗，四十九团武毅不在家，他的人问是谁通知打仗的，有人说：“是武参谋”。结果四十九团误认为是武毅通知的，于是出来两个连，最后打了胜仗，缴获了几支步枪和机枪。事后四十九团的领导查问是谁叫出去打仗的，战士们说：那不是武参谋嘛！

武毅见我说：“你怎么把我们的人也调出去了？”我说：你们的积极性高吗！

当时，还有一个淇浚联合指挥部，浚县指挥作战的叫李悦，他们有了紧急情况，就通知我们，我们曾在浚县巨桥等地方打过仗，可是他没有来淇县打过仗。

1948年麦口，杨富包围了高村几个村庄，把我们几个村的村干部党员抓走了，我给四十九团打了电话，让他们马上出发，跑步到高村桥，四十九团张开英领部队追到淇河边上，（即浚县大业店南边）。把杨富打挂花了，抓住了杨富的亲侄儿，还抓住了特务队长冯治安，解放了所有村干部和党员，从政治上是个很大胜利，大长了我们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从军事上讲，得了几挺机枪，几十支步枪。

1948年秋天，县委书记刘峰给我说：“咱们到敌占区收点公粮行不行？”我对他说：“浚县保安团如果在那里，我们不能去，如果浚县保安团不在那里，光淇县保安团在那里我们就去。”后来一了解浚县保安团到道口了，只有淇县保安团在那里。于是我说：“咱们明天就出发。”我们第二天早晨，赶上几辆大车向西岗一带出发了。那一天，我住在康庄指挥，吕印堂那个连在藏口，还有两个连在小河口，康庄留一个连作机动。其中一半在沙窝、三角屯，怕敌人打迂回。另外，二区区干队也在那里，总共我们去了三百多人，结果敌人一家伙过了河，我骂吕印堂：“你是怎么搞的，你说你想死在前头，还是死在后头，你如果让敌人冲过来，我一枪就打你这儿！”他说：“我死在前头，决不死在后头！”因为臧口的敌人一过来，小河口的两个连就完蛋了。吕印堂胆子太小，我骂了他一顿，觉得不大对劲，后来我给他道歉说：“老吕！我在战场上骂了你，不对……。”那一次，我们先把皇甫村的保长弄来，因为皇甫村是敌人住的地方，给他说：你如果拿不出公粮，拿些白洋面顶了公粮。这次出击，战斗很激烈，从上午七点打到下午九点钟，共收公粮三十多万斤，全部运到后方，群众感到我们确实还有力量，树立了信心，后来我给刘峰同志说：“这次出击我们碰上了敌人，子弹给打光了。”刘峰高兴的说：“打光了，我们再买一点儿！”当时一颗子弹一斤半小米。

还有一次我和刘振财去敌占区收公粮，我们到了臧口，敌人以为我们是地方干部，于是就集中两挺机枪掩护冲过河来，我们马上组织人把敌人打过河去，打回去以后，我们发现河里有两只船，于是就叫他们：“喂，你过来！”敌人也喊：“你过来！”当时，如果敌人得到船，我们就会很被动，结果撑船的在河心一直晃，我又喊：“你们快离开船，”他们不听，想往对岸渡，我们马上用地雷撂过去，“轰”的一声，船炸沉了，要不是这样，船开过去，也就成了敌人的桥了。后来，敌人又用机枪打过来，我们用小炮一打他，他们就吓跑了。

还有一次，四十九团住在大李庄，杨风桐带一个班去小李庄、介圪垱要公粮，结果被反动会道门劈死三个，杨风桐回来给指挥部报告，我批评他：“你们为什么不报告，随便行动。”我很急躁，后来一看，他满脸是血，也无法再说别的了，我说：“你的伤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伤了点皮，”我说：“你还记得那个村不记？”他说：“记得。”于是，我们带领三营七连出发了，结果找了半夜，未找到那个地方，回来时发现小李庄、介圪垱有会道门活动，这时天已亮了，我们就带领民兵，武工队从北向南赶，四十九团在南边截住敌人，我们在追击中，共挑死敌人三十七个。

有一次我们住在大李庄与皇王庙，杨富骑着马，脱掉衣服，亲自带队，用机枪掩护，向我们冲锋，结果攻击了五、六次，都被我们击退了，最后一次我们的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打完了，手榴弹也用光了，于是用拉雷的办法，把敌人打了回去，后来我们的民兵把子弹运到了。

以二区区干队为基础，成立了县大队，在桥盟换的衣服，一连连长是李清美，换军衣以后我们正在开会，敌人“砰砰”打了两枪，形势非常紧张，当时我是指挥员，于是就带领几个人从桥盟西头向外走，敌人见我背着个大枪，把我先放了过去，结果后边一个同志一喊我，敌人“砰砰”打了两枪，可是没有干着我，我掉过枪瞎干了他们一枪，敌人马上跑到芦苇坑里去了，后来我发现我打的那一枪，敌人留下了一滩血，看来是把敌人打伤了。第二天，刘峰同志部署，让我们集合队伍到黄堆、良乡出击，当时是第一次去，情况摸得不准，我有点情绪，刘峰同志说：“不管怎么样，打他一下。”于是我带了一百多人到了那里，住在一个地主大院里，结果周围敌人超我们四、五倍，接火后，我们集中几挺机枪打过去，当时敌人也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后退了，我们一看敌人力量大，于是下令撤回去。但是李清美在追击中发现前面有三十多个敌人，他想带人把他们吃掉，结果敌人一下反扑过来，把李清美压了下来，当即有两个战士受了伤，我们一看情况不好，马上抓了几个俘虏，缴了几支枪撤退了，这个县大队后来变成了独立营，是军分区正式批准的，分区派雷海同志来该营当营长：下设两个连，其中李清美是一连连长，这个独立营我走时移交给雷海同志了。

再一个是包公庙事件，1948年麦口，四十九团扩大了，成了甲级团，三个营的编制，干部配备有正副团长、正副政委、正副参谋长、正副主任、团长是张开印，政委是赵平，团部就设在桥盟，有一天团部开会，研究怎样打击敌人，会上未形成决议，最后决定晚上抢袭敌人一下，于是部队晚上去袭击敌人了，回来后大部队住在张近，把一个侦察班留在了包化庙，侦察班里有个侦察参谋叫李元初，他与我很熟，他原是国民党新五军派到我们部队来的，代号叫“S”。我俩整风时在一起，我帮助他交待了自己的问题，提升为我们侦察股的侦察参谋，那一天，他出发之前找到我，他知道我结他不错，他说：“情况很紧，任务很重，我把怀表留下来，我能够回来，还是我的，我如果回不来，就作为留念”当天晚上，部队整个撤走了，他带领侦察班住在包公庙，当时我们怀疑郝街的保长回报敌人（实际是包公庙的保长赵二喜报告的——党史办），李元初他们十几个人在被敌包围之后，进行了还击，但是寡不敌众，当场牺牲了六个，李元初是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拉响了手榴弹自己炸死了。李元初出身不好，又是抱着那样的动机来到我们部队，最后这样的英勇牺牲，确实是很不错的了，再一个就是田文智同志被抓走了，据了解敌人对老田很残酷，先用铁丝串着两个锁骨，拉到皇甫村，又开肠破肚，扔到河里去了，这件事当时我们做过调查，有人说老田最后变节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老田变节了，敌人就不会那样残酷的杀害他，敌人恐怕还要利用他。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记得当时看现场时，子弹壳，手榴弹把都还存在，这说明他们抵抗过，不是投降或束手就擒。有人说为什么没有开追悼会，我说在那种情况下，开不开追悼会不能说明问题，那一次四十九团同时牺牲的几个同志也没有开追悼会。（郭玉琳同志插话说：当时没有那一项，可以说不行，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条件。）从田文智牺牲，我们很气愤，脑子有点儿发热，工作有点儿左，遇到敌人抓一个，杀一个，死一个，少一个。结果造成了红白对立，敌人能爬一爬，滚一滚的就不肯缴枪，回忆当时的工作方法确实不对，自从几捉几放申启太之后，我们的政策有些改变，极左情绪才慢慢扭转。

申启太这个人很坏，他是土匪头子杨富的便衣队长，他曾给我们的同志李荣富捎信说：“你带民兵过来吧，你过来我给你个队长干干！”李荣富当时报告了我，我对荣富说：“你马上写信，叫申启太亲自来接吧！”申启太接信后与范国祥两个人来到淇县东关接民兵，李荣富一方面先安置他，另一方面又报告给指挥部，我对本荣富说：你先告诉他，就说所有民兵都集中到指挥部开会去了，要是一块起义你是不是明天一块走，申启太如果说行，你请照办，他说不行，人马上就变。结果李荣富给申启太一说，申说：“那么，不走了，明天一块走！”我们派人监视他，准备天亮动手，当时，申启太两人共带四支枪，两支马跳腿（一种步枪）两支手枪，结果我们民兵连的一个同志没有经验，先开枪打起来了，范国祥交了两支枪，出来投降了，申启太只交了大枪，他出来时（弯着腰），后面清空插着手枪，我们的人走过去，申不愿投降，借口说：“哟！你们想捆我！”马上就去拔枪想打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手榴弹下去扔在申的面前，炸伤了他，他一慌，开枪没有打准我们，接着我们一枪打在他左臂上，又一枪打在他腿上，申启太没有办法了，又说：“很可惜啊，把四支枪交给你们共产党了，”申启太被俘后交给了指挥部的警卫排，当时申的民愤很大，有个叫孔凡功的，他妹妹先嫁给了申启太，被申折磨死了，孔有气，要打申，我不让打，我走后，孔把申吊了起来，我回来一看，问：“怎么吊起来了？”孔说：“你不叫打他，我没打他，我只是吊一吊他，”后来把申启太又交给了军分区，军分区把申训练了三个月，申曾下保证说：“我不立功，不回来。”就这样把申又放回保安团了。这件事对社会上影响很大，同时我们又召开伪军家属会，给他们做工作说：写信动员你们在外的人回来吧，回来没有事，你们看申启太这样的人都放了，何况咱们大部分是贫下中农。这样开展政治工作，瓦解敌人。伪军家属一看申启太罪大恶极还没有事哩，于是纷纷写信做工作，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就回来四、五百人，可是申启太这个人放了几次并未改悔，最后被我们镇压了。

1948年春，有一天，土匪王三祝扫荡，从东南方向过来，因为当时他们的指挥部在大李庄，我们的指挥部在桥盟，那一天我去分区开会，留下乔浦同志在指挥部负责。当时给下边有个规定，一般行动可以自己决定，大的行动必须报告指挥部。那一次我们的情况可靠，王三祝加上淇县保安团很多人向二区进攻过去，包围了北阳、南阳几个村庄，可是我们的二区区干队在那里误认为是淇县保安团过来了。于是，派一班机枪掩护，二班冲上去，结果敌人很多，十名战士英勇作战，打死了敌人九匹马，八十个敌人，其中还有两个连长，敌人损失很大，我们的九名同志也壮烈牺牲，一名同志被俘。据说敌人审讯这位战士时说：“你们是太行那信主力部队，使我们损失这样大？”他轻蔑地回答：“我们是二区区干队的，老百姓都认识我。”敌人无奈，最后他们在淇县开了个追悼会走了。

据我了解王三祝作战战术有三条：一是轻装远距离奔袭（即用猫扑老鼠的办法）；二是用骑兵打迂回；三是以少诱多，最后来个反冲锋。

1948年麦天，我们打了个被动仗，当时，我们住在桥盟保卫麦收，有一天中午，敌人一家伙把我们包围了，情况十分紧急，我马上对民兵说：“村西南集合，跑步走！”当时通信员劝我说：“老百姓都在这儿，咱们走了，人家不骂咱？”我当时也无时间解释，就命令说：“少说费话，不要打乱我的计划，跑步走！”我们冲出来，敌人拉了些牲口、粮食向北走了，我们马上组织队伍追击，结果又追回来几十头牲口和几车粮食，回到村里，群众高兴地对我们说：“嘿嘿！你们又回来了，我当你们不管我们了哩！”

1947年冬天，有一次我对武工队李芳说：“人家都打了胜仗，你连挺机枪都搞不来。”李芳说：“我下决心拿几挺！”当时正好敌人从浚县大赉店败退下来，李芳马上集合人在淇县城北阻击，战斗不多久，李芳回来了，说：“报告，我们缴获了两挺轻机枪，十二支步枪。”大家都为之高兴。（郭玉林插话：那次是敌人被打散了，捡了个便宜，没有经过激烈战斗，但是李芳同志确实很勇敢，威震当时。）

（杨金国根据记录整理）

|（六）我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吴丽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