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呢？只是没有想到。我始终相信那些我经历的事情，即使没有被记住，我的躯体也忘不了那些感受。而这些感受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影响着我，并塑造着我，形成一个叫“洪士彬”的人。我开始明白“死亡”本身对我的意义的时候，是2011年下半年，我高三，中午回家，姑妈哭着对我说：“洪士彬，你知道，你没有爷爷了吗？”那一刻，自己肯定没有伤心地晕过去，但那一刻，我记忆留下的是空白。真相大概是众人裹挟着我，见了爷爷的最后一面。说实话，我现在拼命地回想，也回想不起爷爷最后一面的样子。但我能感受到身体的难受，伴着酸酸的眼睛。爷爷离世后，我始终带着愧疚。愧疚的根源在于爷爷的最后几年，我没有好好地陪伴。随着初二，自己的成绩渐渐稍好，小孙子陪爷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虽然肯定有学习功课繁重的缘故，但是更多的时候，这是个借口。因为推着爷爷的轮椅，在大街上闲逛，除了能收获邻居偶尔的夸奖外，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于是老爷子的最后几年，被腰椎间盘突出的疼痛困在自己房间。没有了小孙子这根拐杖，基本不出房门。老爷子85岁那年，被腰痛折磨最终下定决心，去家好医院手术。于是在大儿子的带领下，去了市里某家部队医院。完善术前检查，却被告知肾功能差，双侧肾脏萎缩，某侧萎缩到不见，戴上了“尿毒症”的帽子。于是灰溜溜地回了家，再也不想和手术相关的任何事情。因为“尿毒症”的帽子，再加上，医院排队排不上“透析”的可能和离不开“透析”的未来。这是那时候我感受到的恐惧，他能感受到吗？在走不出的屋子里，独自一人，揣着对未来透析的恐惧。这是我爷爷晚年最后时光的写照。我在他离去很多年后，才明白他的处境。在他离开我的很多年，他偶尔会来我的梦中，我时常醒来，眼角湿润。他最近一次出现在我梦中：我被一群病人围着、闹着，我看到他在旁边看着我，想帮我解围，却无能为力。人是个奇怪的动物，对所有发生的事情会选择性记忆，难受的记忆会被遗忘、封存。手机云端是个奇怪的地方，它会不假思索地将所有的照片同步储存，即使手机丢了，也还能找到那些照片的蛛丝马迹。2016年12月4日，我给大姨与姨夫在徐汇校园饮水思源处拍了个合影。之后他们即将离开上海回家。他们带着些许的希望来到上海，却无可奈何带着失望回家。东方肝胆医院专家看了姨夫带在身边的胶片，明确地说考虑肝癌，也可以在本院做个增强CT，再确定。出了诊室，大姨和姨夫在诊室外的长椅，大姨用手抹着眼泪，哭了很伤心。身为当事人的姨夫，却旁若无人地安慰大姨“医生说了，还需要做个检查再确定呢，可能就不是呢？”我看着难受，便离开给没吃早饭的他们去买汤包，可后来他们也没有吃。后来的几天，我从上海的西南闵行区，赶往东北杨浦区，陪着检查，找医生。在取检查报告的那天，大姨和姨夫坐在检查厅的长椅，有两段和姨夫的对话，我印象深刻：
……“我的血是脏的（感染乙肝），献不了血，献了也没人要。”“你这血不是脏的，只是生病而已。”……“我以后要成为医生。”“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你一直将笑挂在脸上。”“不啦，我这是'职业性假笑’！”……后来，他们回到当地医院接受介入治疗，再也没有回到上海。后来，我的微信运动，姨夫总会给我点赞，而他的微信步数，局限在几千步。我突然感到害怕，如果有一天，我收不到姨夫微信运动的赞，是不是意味着……他在用这种方式向我报平安吗？后来，我和大姨夫的最后一面是在微信视频中，姨夫的脸煞白煞白的。姨夫开玩笑说“可能自己不行了”。我说“没事的，没事的，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结束视频后的几天，我总会突然冒出“这不会是我和姨夫的最后一面吧”的想法。我安慰自己不会。结果最后，没有正式的最后一面。一年前的暑假，收到堂姐的信，开头便是“士彬弟弟，见字好……”。才知道实习刚开始的时候，伯母来我实习所在的医院就诊，确诊食管癌晚期。期间几次化疗，我都不知道，直至需要我补充报销材料，才知道。我已经开始接触临床，也开始有些所谓的临床感觉。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登陆病史系统，查看我伯母的病史。做医生最残酷的地方在于：看着亲人生病，会失去那最后一丝的幻想。医学的常识已经告诉我答案。伯母肿瘤分期，TNM分期中M为1，意味着远处转移。他的主治医生说“M1的肿瘤，只能是姑息治疗，你知道的呀！”“是呀，我知道的呀”我心里默念，带着失落。学医最痛苦的是什么？应该是缺少了幻想，一眼看到底的悲凉。十一长假，我们一家人看望伯母。伯母用帽子遮挡化疗后稀疏的头发，和我们聊着天，谈着身体情况。身体还算是硬朗。我坐在旁边，看着母亲和伯母聊天，父亲和伯父聊天。谁都很有默契没有聊来年的事情。后来，堂哥给我发了伯母的照片，病重住院，躺在病床上，骨瘦嶙峋。我和堂哥聊了很久。再后来，我年二十九回家，堂哥送我去伯母的灵堂，祭拜一番。我虽然不信教，但我觉得宗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近期山东高考顶替事情中的那个高三班主任，口口声声说为了女儿。可是如果顶替他人高考志愿的恶，最终的恶果落在他女儿身上。这还是为了女儿吗？宗教，至少让人有了敬畏。同样，《了凡四训》中的劝善，利人方能利己。这些终究流传至今，被我所知。我始终记得，在医学伦理课上，老师抛出的问题：如果有一套设备，同时又两个病人要用，一个年纪大，另一个是年轻的，你会让哪个人用？我给出的答案：如果从理性的角度，种群的繁衍主要依靠年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给年轻的使用，效益最大。老师哧之一笑：“你这个是医学上的达尔文主义！”我知道这个答案并不令人满意，或许这就是个错误答案。可是在今年，据说在国外，却真实地发生。某天晚上，“逼王”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朋友圈中的水滴筹类似的捐款，你会如何抉择。他给我了个标准：“凭借自己的临床知识，能治愈的便捐，姑息的或者临床无法治愈的便不捐。”我觉得他很有道理，但我却很难做到。我会想起他常开玩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究竟能不能成为好士兵？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眼看到底的我，没有一丝幻想的我，应该理智的我，却还有一丝私心。发出了这封求助信。看透了真相，却要依旧热爱。完成于2020/9/18 1:15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