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 法藏 P2005 沙州都督府图经
敦煌写经
法藏 P2005
沙州都督府图经
尺寸：30×912厘米
说明：残存四段。
按：背有“敕河西节度归义军使等检授兵部尚书兼义使／大夫赐紫金鱼袋南阳郡开国公石（食）邑三百”二行。
《沙州都督府图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唐代图经之一，对于中古时代的历史、社会、地理、中西交通、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和方志学的研究均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图经》原件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首尾俱残，存510行。
《图经》被发现后，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有关《图经》的写作年代问题，罗振玉最早进行考证：“此书之作，殆在开元间。虽卷中多颂扬武后语及遇大周处多跳行、空格，而无伪周之新字，且有开元之纪年。又避唐讳，如虎作武，隆作陪，基作其，四民作四人之类，均为作于唐而非周之确证。记事至开元而止，而不及天宝以后，又为非作于肃代之后之明征也。”郑炳林亦引用此证。王重民认为“实作于武后之世”。日本池田温对写卷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认为图经是根据上元三年（676）以后数十年间成形的《沙州图经》编纂，武周证圣元年（695）大幅增补而成，开元初又有部分添插，永泰二年（766）沙州升都督府后改称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李正宇亦同意此观点。周绍良以为此卷成书于武周时代[P27-33]。王仲荦认为“《图经》纂成，当在开元四年之后”P141”。此外，伯希和[P519-620]饶宗颐、严耕望亦有相关的研究。
池田温将S. 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P. 2005《图经》与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沙州地志》）放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并参考S. 367《沙州伊州地志》，S.788《沙州图经》、向达所录《寿昌县地镜》，P. 2691《沙州城土镜》和S. 5448（（敦煌录》等，据《沙州地志》中出现播仙镇、石城镇及本件《图经》中出现的石城镇名称对《图经》上限做出推论，因二镇于上元二、三年（675，676）罢安西都护府后相继划属沙州，推断《图经》上限在上元三年。
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李正宇认为体例与S. 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和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之纲目式志书同，且卷中内容不涉开元、天宝年代及其以后之事，又出现武周新字‘□’（初），而又不避‘基’字，可能为武周时旧本。因而支持池田温对其作《沙州图经卷第五》的定名，以之为《沙州图经》的一部分[P134-135]。而笔者认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文献真迹释录》将之定名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P27]应该是较为妥帖的。另外，也有学者认为P. 5034与S.2005和P. 2695是否同为一个底本，尚无法确定[P131]。
S. 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第3行：“沙州下。属凉州都督府管。”《旧唐书·地理志》：“武德二年（619），平李轨，置凉州总管府，管凉、甘、瓜、肃四州……七年（624），改为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咸亨元年（670），为大都督府，督凉、甘、肃、伊、瓜、沙、雄七州。上元二年（675），为中都督府。”[P1640]同书；“沙州下。隋炖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去西字。”[P1644] 郑炳林据之认为该卷所称凉州都督府当在武德七年至咸亨元年之间，而 写卷则应著于唐贞观年间[P3]。而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据《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陇右道“沙州永徽二年（651）五月升”[P1238]。如果《沙州图经卷第一》的下限可以断定在沙州升都督府的永徽二年之前，且池田温所说《图经》是据《沙州图经卷第一》增补而成的观点亦不误的话，那么，《图经》的上限大概在永徽二年以后似更合理。因唐代初期，政治制度稳定，律令格式规范，故图经的修纂亦当有条不紊。随着沙州行政级别的上升，图经的名称只是在续修过程中适时地变更。
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池田温指出《唐会要》的永徽二年为永泰二年（766）之误，且敦煌文书中出现“沙州都督府印”最早者见于《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769）手实》，认为《图经》是永泰二年五月后更名《沙州都督府图经》[P34-35][P351-353]。然而，从地区都督府更置的情况来看，我们以为史籍中关于沙州于永徽二年升都督府的记载与史实并不相悖。凉州总管府管区起初包括凉、甘、肃、瓜、郑、兰、河、廓、会等九州。武德五年（622）析出瓜、西沙、肃等三州，别建瓜州总管府，武德七年（624）凉州总管府改称凉州都督府，同年，瓜州总管府亦改为都督府，武德八年（625）撤销瓜府，另置肃州都督府，仍管三州，贞观元年（627），罢肃府，贞元中复立瓜州都督府[P1642]。在此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只有沙州永徽二年（651）升都督府的记载，直到开元十五年（727），史书中才再次出现了瓜州都督府的信息。是年吐蕃大举侵扰河西地区，“（萧）嵩又奏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干裁立……朝廷喜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P678]国此，艾冲提出从高宗永徽二年五月沙州升都督府，直到开元十五年（727）都督府徙置瓜州后，沙州都督府才降为沙州[P52]。开元十五年再置瓜州都督府，是否如艾冲所说同时降沙州都督府为沙州，在史料中尚找不到根据。但须指出的是，凉州陷落后，河西节度使正是在永泰二年（766）徙镇沙州，以敦煌为大本营，展开长达16年之久的抗击吐蕃的历史[P2332-164][P119-130]。因此很难说沙州会在永泰二年升都督府。
从以上分析大致可将《图经》的修纂时间框定在永徽二年（651）到开元初。
从《图经》中出现的避讳信息，亦可对《图经》的下限时间略做考查。统计前辈们查出和我们重新检括出的避讳有武避虎讳1次、其避基讳6次、隆字缺笔1次、人避民讳6次、代避世讳3次。
晋孙毓《七庙讳字议》据礼提出：“天子诸侯皆讳群祖，亲尽庙迁，乃舍故而讳新。”［P604] 隋文帝即位后，参酌南北朝旧制，自高祖以下置四亲庙，唐初也沿此制，至唐太宗建七庙，玄宗时增至九室[P339-340]［P664]。文书中的避讳从虎到隆基，不包括武则天在内恰好九代，与玄宗时所定礼制相符。与《图经》记事时间范围相当，故文书中的避讳当为当代人写作之避，即使是用来誊抄存档，或后人抄写实习，其抄写时间亦不应迟于开元天宝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