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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近些年，通识教育蓬勃发展。通识教育所倡导的经典阅读，也已经成为一些高校学子最熟悉、最喜欢甚至最为认同的学习方式。但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为什么要开展通识教育？这些方式和理念背后又意味着什么？
今天推荐一篇张旭东老师的发言稿《经典阅读是全球化时代的选择》，他从全球化、文明冲突和文化政治视角切入，为我们阐述了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并由此深入探讨了教育的本质以及我国通识教育的发展现状，引人入胜。
发言稿收录在《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书中。
作者简介
首先要直面我们所处的无法回避的大环境——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化竞争对人的适应性要求更高，经典阅读是强调回到人、回到理解和思考、回到人的自我陶冶意义上的教育，是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代转换的需求。我们必须承认，全球化的准确定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全球化，资本运作的全球化是它的经济基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文化现象。中国在世界分工、商品流通的意义上，已是全球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近30年来日益成为西学主流话语的“全球化”和“后现代”论述，实际上改写了在中国语境里谈“现代化”的前提：传统的工业化、追求GDP、粗放型、高能耗和不计社会和人的成本的“现代性”，恰恰被放在了“前现代”的位置。同样，“落后就要挨打”、“新启蒙”、“普世价值”这样一味追求“进步”和“先进”的必然性逻辑，也因为把人的思维限制在线性筒状态里，而不能适应一个更为多元、高度竞争性的、具有多种选项可能性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指出，“现代”在全球范围里的饱和状态带来了“后现代”问题。今天生产领域和价值领域里的竞争，比如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从粗放型经济向知识密集型经济，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到整个劳动力素质的提升、生活世界的重建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只能在“后现代”意义上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同样，中国目前的大学制度，从它自身发展的历史看，基本上仍是为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在短期内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而设计的，比如苏联式专业学院体制的高度专业化的钢铁学院、邮电学院、航空学院等等，如今的“大学”不过是把这些专业学院在行政管理意义合并到一起，但却还并没有整合出一个新的关于教育和大学的理念和制度。即便在人文领域，许多高校的文史哲院系在培养方式上基本仍沿袭文革前的训练方式，这就和今天全球化、价值多元、多媒体、跨学科的文化环境和知识环境不相适应。我们提倡有利于人的自我塑造、自我陶冶、自我修养的经典阅读，就是想重新回到原点，回到人，回到思考、分析、素质和人的训练，以及人的全面的心灵陶冶这个大前提。在文明冲突和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教育、经典、传统以及“人”的概念的界定权都需要重新考虑。粗略来讲，美国文明主导了全球化，从具象的事务，再到想象方式、白领、成才、幸福、机会、太空、虚拟空间等等一系列的界定，都是被那种想象中的、概念意义上的美国人或是美国文明所界定。在这个前提下，普遍和特殊是什么关系？中国是否作为一种全球化社区里面的一个少数民族或是地域文明的特点存在？中国文明实际上是通过那些能够思考这些问题的中国人确定下来的。而中国人一旦丧失这样的话语的生产能力，在文明意义上就不是一个存在，而只是一个衍生品、寄生品。这才是今天中国大学教育、文化最深刻的内涵和使命。今天“中国梦”作为一个话题被提出来，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从宏观的迫切的历史性的问题上看，回归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恰恰是适应广义上的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时代需要、竞争需要、训练需要，是通过应对当下的挑战而反诸自身，重新发现和思考“人”的内在含义。这个全面竞争的时代，也对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可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能够触及这种内在素质培养的教育，只能是人文基础教育，通过和古往今来的人类伟大心灵的交谈，我们才能在今天这个歧路丛生的世界获得一种基本的方向感和价值定位，有效应对历史挑战。北大中文系曾做过调查，毕业十年以上的学生中，90%的就业都和专业无关，中文系提供给大多数学生的，实际上是综合素质和适应性方面的训练。如果本科教育专注于职业性培训，那么在这条窄路上可能走不远。以纽大商学院为例，学校对毕业后在华尔街上班的总裁们做问卷调查，问学校教给你的技能管多少年，一般的回答是3到5年，越是高层，时间越短。普遍的缺憾是当年没有多读点文史哲方面的书，因为对于决策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理解力和判断力。 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奇异性而言，我们无法预判人类能否走出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人需要加强对自身的思考，而经典是先人的财富。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是一种“奇点”性质的事件，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无法预判人类能否走出资本主义，走出今天所处的商品时代、技术时代、信息时代。这里的博弈关系到人能否在这些外在条件下恢复并扩展人性的自主性和内在自由，具体讲，就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作出无愧于前人、甚至超越前人的回答。这就需要我们在前人经验和思考的基础上，激发全部潜能，处理自身经验，培养分析、理解和思考能力。否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上悲观地讲，我们是没有未来的，因为我们的未来已经完全被套在资本、技术、信息、市场、商品的运作中。能否走出这个奇异性事件取决于人能否通过一种自我追问从物的世界回到人本身，但这种克服异化的努力必然包含着有关“人”、“意义”和“价值”的预设。这个意义上的未来蕴藏在人的挣扎和斗争之中，是无法通过科学理性推算出来的，而教育则是为这种斗争所做的必不可少的准备。“经典”在这个意义上是前人思考的痕迹，是我们唯一的财富。不去领取这份财富，我们就只能始终孤零零、赤手空拳地面对当下。这是动物性的存在而不是人的存在。从国民素质而言，大学的终极产品就是学生，社会是用户，而价值资源存在正当性危机，此时，就需要回归本源的教育来滋补。我们再从国民素质和劳动力素质培养的角度来看看经典阅读的必要性。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林建华曾说过，大学的终极产品是学生，而不是科研论文、指标，社会就是客户。我非常赞同，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学生就是大学的本职工作。这里牵涉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性危机”问题。他认为，国家维系社会公正、提供关于生活意义、目标、理想等问题的积极答案是以消耗自身文化和价值资源为代价的。西方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理性化的治理系统最终也只能把社会生产领域的矛盾不断地转移到到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比如，在美国有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人民会直接找到美国政府，认为这不是一个生产领域的问题，而是立法或公众讨论的问题。但是如何产生出国民对生活动机和意义的理解，却不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就可以提供的。价值和意义无法由政府生产出来，更无法由市场或工厂生产出来，它只能由人、由家庭和生活共同体、由教育和文化传统自己产生，是一个近乎自然的培育和养成的过程。这种价值资源的消耗类似于自然资源的消耗，而当代社会的正当性资源在今天被各种各样商业、政治、意识形态体制的征用所消耗，消费大于产出，正当性资源渐渐枯竭，这就是所谓的“正当性危机”。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即生产和行政管理领域里的活力和矛盾不断对意义和价值领域提出“正当性”资源的需求，但整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生产的总“供货量”严重不足。这个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教育来解决。可以说，当代中国大学的素质教育不但关系到提高国民劳动者素质的这个“合理性”问题，更涉及到如何维系中国社会内部的意义、价值、理想、信仰乃至整个世界观结构的“正当性”问题。以经典阅读为核心和基础的人文教育，关系到人们如何用传统的、长期积累和沉淀下来的语言、符号和价值体系去表述和理解当下的矛盾。经典阅读则是承续传统、反思传统、把传统带入到同当代生活的对话中去的最基本的路径。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下的比较时代，西方教育体制是参照系之一，在比较交流中找到自我认同，确立自己的文明。全球化时代，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大学都处在一种比较状态，有多种的参照系，多重的视角。这并不是一个当代现象，而是与近代以来的历史变化一道出现的。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有一段关于“比较的时代”的精彩论述，他认为，传统社会基于封闭性、稳定性、单一性和连续性基础上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难以维系，但如果现代人永远处在这样一个眼花心乱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是谁，今天可以被这个吸引，明天被那个吸引，那么这样的时代、文明哪怕再有“见识”和“教养”，最终也只能是一团混乱、是没有意义的。顺着比较思路，应该是承认目前中国学术的落后，但并不因此而“病急乱投医”，而是致力于各种学科在中国的本地化。以“社会科学中国化”为例，第一步是“社会学在中国”；第二步是“让社会学说中国话”(像当年黑格尔发誓要让哲学说德国话，而不是拉丁文、法文或英文)；第三步才是“社会科学中国化”，它是更高意义上的、真正的“世界化”，而不是搞出一个“中国化学术”。我每年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看博士项目申请，纽大每年能吸引全球范围内很多优秀学生。中国大陆学生每年有二三十份申请，大部分进入第二轮。但很少能进第三轮，因为除了可以量化的托福、GRE等高分外，中国学生的成绩单上，本科第一、二年多半是外语、计算机、政治思想等公共课，专业教育方面，很难看出知识、能力和方法论训练的深度。反观西方特别是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单，则基本上都是议题具体、内容翔实的研讨班课，注重的是能力培养而不是知识灌输。联系到自己在海外培养国内教育背景的博士生的经验，逐渐意识到我们高等教育真正的短板不在研究生、博士生阶段，而在本科阶段。在全球化竞争中，我无奈地说，至少从成绩单反映出来的课程结构上看，中国学生的训练是很单薄；在能力培养上处于较大的劣势。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的核心课程以高强度的经典阅读著称，学生在废寝忘食地阅读中体会文明和文化，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在比较中反思一下中国的本科教育，以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院的核心课程设置为例。哥大本科学院一年招生1000人左右，总的是四五千人的规模。每个新生都上系列的核心课程，一门是《文学人文学》，读西方文学经典，上一学年两学期，每个班不超过20人，1000人分50个班，由终身教职序列的教授开课，配备博士生助教。课程必读书有《伊利亚特》、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多芬作品、《圣经》等等，下学期《傲慢与偏见》、《忏悔录》等。从课程表上看，《伊利亚特》读一周，《奥德赛》读两周。每学期是10到11本西方文学中的无可争议的经典，学生几乎是要废寝忘食才能完成教授的课堂讨论，通常20人一班还会分成两个小组，教授加助教的课共三次。我儿子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我看到他每一页书本上都写满注释、问题。很多学生考哥大，就是冲着这个核心课程而去。新生培训课上，从白发苍苍的校友到刚刚入学的少男少女，手里都拿着一本《伊利亚特》，像暗号，更像身份证，这是文明传承延续性的标志，也是学校的认同感和骄傲所在。第二门课也是必修，叫做《当代文明基础》。几乎清一色的西方社会思想经典，但因为面临全球化压力，也有多元文化因素的加入，比如有《古兰经》。下学期有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康德、洛克、达尔文、尼采的全本原著，也包括几篇点缀性质的黑人和女性问题的重要文献。哥大核心课程是在争议当中发展到现在的，差点办不下去，二十年前一位校友捐了一两亿美元才维持至今。这在美国也不是特例。但只要它存在一天，这种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教育传统就仍然在发挥影响。为“当代文明基础”课程辩护的立场可以总结为：今天的世界再多元，它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仍是西方人奠定的。而这个基础的基础则由西方文明的经典编码。这些经典由西方人写出来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但是今天所有人不得不读这些经典，则绝不是偶然的。这句话很傲慢，中国人可以不认同，但不能不思考。继元培学院、复旦书院、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后，重庆大学即将进入秋季经典教育的尝试，为多元化教育做探索。在美国也并非所有本科都设有经典阅读，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等实践得较好。回到中国，北大的元培学院，复旦的复旦书院都在实践，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走得最远，今年已经有第一届毕业生。重庆大学在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下设立了博雅学院，今年秋季招生，首届30人，以经典阅读作为教育的基础。分中国人文经典和西方人文经典，一周一本书，或两周一本书，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中国人爬坡时确实是要比别人更辛苦一点，一两倍或三四倍于别人的努力是应该的。我们也尝试把用经典阅读的方式讲授马列政治课，比如像读康德、黑格尔一样去读马克思；比如像美国人研究美国革命、美国宪法那样去重读人民共和国的原典；以阅读和讨论外语原著的方式取代常规的公共英语和“二外”。同时，我们还强调学生对中国内部多样性和以中国为立足点看世界的“地域研究”。一、二年级不分专业，完全的通识教育；三、四年级分流为两个轨道，一个是传统的文史哲即人文轨道，另一个则是所谓PPE，即政治、经济学、哲学。我们的规划是七成学生保送推荐研究生，三成学生毕业找工作。最后想说的是，我们经典阅读课程的书目如何形成？西方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经典有着高度的共识。中国的经典书目只能通过整个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性争论才能确立下来，因为它的形成和确立本身是当代中国文化共识和价值共识的结果。经典一方面的确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像海德格尔引用柏拉图的那句话：“一切伟大的事物都伫立在暴风雨中”。但另一方面，传统只存在于它同当下的关系之中，需要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共同体在自身的实践、努力和斗争中去不断地复活、再造、发扬光大。在后一种意义上，经典文本书目又必然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过程中，处理这种变和不变的关系，正是经典阅读的任务。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比较的时代”，谁没有自己的经典，谁就没有文明意义上的归属和家园。没有家的人谈不上出门远行。而世界上最远的路，是回家的路。为了帮助广大的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和了解党规学的基础理论，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由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编、柯华庆主编的《党规学（党员干部版）》一书，即日起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该书系统探讨了党规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党规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党规的渊源和效力、党规的功能、党规与道德的关系、党规的运行机制等重要问题。全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将党规分为党章、建设类党规和领导类党规，对党章、重要的建设类党规和重要的领导类党规进行了细致解读与深刻分析，阐释了社会主义法治应当遵循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原则，力图做到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结合，给党员干部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学习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