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最后的空中生命补给线

淞沪会战以后，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中国的战略目的始终没有达到，因而不断扩军增兵。此时，中国军民伤亡不计其数，急需外部物资的援助。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最后一条补给线被斩断。由此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驼峰航线：

日军在侵华过程中，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侵华兵力从1937年的陆军21个师，到1940年增至38个师，1943年达到最高峰。日军共有38个师另24个独立混成旅团用于侵华。中国军队的抗战困难随着时间不断加大，对援助物资的依赖也不断加大。

不幸的是，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经海路和陆路获取战争物资的最后一条补给线被斩断。据当时国民政府统计，中国战区的作战物资、武器弹药只够勉强维持两个月，重庆兵工厂因缺少钢材而被迫停工，运输机因油料短缺而停飞，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为压制敌人炮火，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竟然炮弹告罄。各方告急、急电持续不断地飞向重庆求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作战。英美盟军为让中国拖住日本军队，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中美两国被迫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这就是历史上空前大规模持续空运的驼峰航线。

该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在三年多时间里，美军向中国空运了736374吨作战物资。驼峰航线的在运输过程中，损失了468架飞机，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中国人民称这些美国飞行员为“飞虎”，“飞虎队”的名号不胫而走。

驼峰航线上的C-47

由于条件恶劣，选择什么样的飞机执行空运任务成为一大关键。最初的驼峰空运是由道格拉斯DC-2、DC-3、C-47、C-53运输机完成。然而，这些飞机的有效载荷并不适合高负载的高空作业，且无法达到飞越山区地形的高度，飞机不得不通过非常危险的迷宫般的喜马拉雅山隘航行。

C-87“解放者快运”

1942年12月，美军派来C-87“解放者快运”和C-109燃油专用运输机，运输吨位增加。飞机较强的高空飞行能力勉强可直接飞越较低的山峰(4877米)，从而无须穿行危险的山隘，但飞机事故率较高且不适于当时使用的机场。C-87尽管有4个引擎，但载重高时爬升性能差，经常在起飞时因引擎熄火而坠毁，同时在山峰上空稍一遭遇较轻的结冰状况，便容易回旋而失去控制。

C-109

C-109从B-24轰炸机改装而来，所有武装弹药均被拆卸，机身内安装有8个油罐，能够装载2900加仑航空汽油。不过由于其满载时，在超过海拔6000英尺的机场降落十分困难，并且飞行不稳定，很容易摔机。

C-46“寇蒂斯”Commando于1943年4月起开始执行驼峰航线飞行。C-46是一种比以往任何双发运输机都飞得更快更高的涡轮增压双引擎飞机，且载荷也比C-47和C-87高。装备C-46之后，航线的空运吨数明显提高，运量在1944-45年间继续攀升，1945年七月达到历史最高值。并且美国在1942至1945年间，向中国援助了77架C-47运输机和23架C-46。

1944年，航空运输司令部开始支持B-29“超级堡垒”轰炸机从中国轰炸日本。当时经驼峰航线运送了大量协助物资，B-29的行动也转移到中国。

当然提到驼峰航线，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无畏的飞行员，除过驼峰航运，“飞虎队”在中国抗战中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联接中美友谊的桥梁。“飞虎队”的队长陈纳德是美国空军特技飞行员，后成为战斗机战术教官。

1937年，陈纳德来到中国，发现国军空军虽号称有500架飞机，但能起飞投入战斗的仅有91架。应蒋介石要求，陈纳德招募了一批美国飞行员组成了志愿轰炸机中队，并正式参与国军空军的训练与作战。

从“淞沪大战”开始，中国空军由弱变强，从开始的小规模作战，到能够与日军抗衡，随着美国新式战机的引进和一批批美国飞行员的志愿加入，美军将陈纳德的“飞虎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由中美两国飞行员组成的空军在中国抗战中逐步取得了制空权，一举扭转了抗战初期的绝对空中劣势。

至战争结束，第14航空队以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日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日军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有效地支援了国军陆军的作战。1944年6月，飞虎队转守为攻，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发，开始轰炸日本本土，共出击了900多架次。

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6月范长龙军委副主席访美时，会见了飞虎队老兵和陈纳德外孙女，并对他们所做贡献表示了感谢。92岁的温雅德曾驾驶C-46运输机87次飞越驼峰航线，今年9月他还将参加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