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曾问金庸：武侠小说是不是中国人的自我陶醉，金庸的回答霸气

每一次和学生们谈到诺贝尔奖，总有人问我：“为何金庸得不到，他的小说那么多人看？”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可笑，通俗的武侠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别说诺贝尔了，就是进课本都有难度。2005年，《天龙八部》中的一段武打片段，入选了地方版的语文课本。这件事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很多家长表示不满，认为看这样的闲书会带坏自己的孩子。而一些70后，80后们则觉得课本真的是进步了，当年偷偷在书桌下看的金庸，现在居然能光明正大地读了。

其实这种讨论，从本质上就说明一个问题：武侠小说在文学界，一直处于俗文化的尴尬境地。就连武侠泰斗梁羽生都曾表示过：当年办报刊是认真在做的，但写连载小说，真的只是玩玩。

既然无法被主流文学认可，那为何中国人还这么爱读，金庸的小说为何销量还这么好？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武侠小说是中国人的自嗨，是中国人的自我陶醉。持类似观点的外国学者不少，比如德国文学家顾彬等人。

对于这种看法，金庸先生曾做过明确的回应。金庸先生为人低调，不太爱出境，所以他做的访谈类节目很少，但他曾两次接受过杨澜的访问。先生逝世后，杨澜曾回忆他思维敏捷，作为一个专业访谈类主持，自己经常被他反驳地不知如何接话。

在一次访谈中，杨澜就很直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西方有他们的蝙蝠侠、蜘蛛侠等，而中国也有飞檐走壁中的大侠，但一些学者说武侠是中国人的自我陶醉。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么牛的武功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很自卑，需要这样的超现实来找到安慰。

杨澜只是抛出这个问题，并不代表她自己的观点。之所以提到西方的蝙蝠侠等，就是因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是受到了追捧的，这一点从此类影视作品的全球票房量就能看出来。而中国的侠，按照德国文学家顾彬的话来说：在德国，甚至是西方，很少有人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对于这个犀利的问题，金庸先生的回答是很霸气的，他直接表示：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懂武侠。

金庸认为，武侠小说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武”，而在于“侠”。各种离奇的武功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侠义精神服务的。在他看来，侠是一种奉献和忘我的精神，而江湖则是这种侠客文化的产物。在现代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这种侠文化仍然是能得到体现的。

对于金庸先生的这番回应，笔者真的要送上一个大大的赞。侠客文化在我国是有很长的历史渊源的，早在《史记》中就专门有一个《游侠列传》，司马迁写道：“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侠客重在一个义字，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很珍贵的。

而到了唐代，大量游侠诗的出现，让侠文化更加盛行，很多诗人都有一个游侠梦。这也是李白会常佩青莲剑，会在《侠客行》中吟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原因。据统计，李白入选《全唐诗》的千首作品中，光是“剑”字就出现了107次。就连贾岛这样的老实文人，也会写出“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用“侠客行”这个诗题去《全唐诗》找一圈，会发现数量之多令人瞠目。

大唐侠客文化的盛行，其实就反驳了“自卑说”、“自我陶醉说”等无稽之谈。唐代的诗人们是何等豪情万丈，他们对于侠文化的推崇，显然不可能是因为内心的自卑，因为唐诗里几乎没有很少有自卑因子。

不是因为自卑，也不是自我陶醉，那为什么我们爱看武侠小说? 从本质上来说，笔者认为这是对“先人后己”的大我精神的一种传承。侠文化是一种不分阶层的文化，上至帝王和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都对它很推崇，只是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士大夫推崇的往往是范仲淹式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而贩夫走卒们推崇的则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一为儒侠，一为游侠，但精神内核上其实是一样的。

正如金庸先生所言，有些人真的不懂武侠，他们看到了武，却没看到侠。或许我们的郭靖、萧峰注定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蜘蛛侠、蝙蝠侠一样的影响力，但我们的侠文化是有上千年的历史，并在全民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传承着的。对此事，大家怎么看？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