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宁国商人新探（一）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明清宁国商人新探
董家魁
摘 要：宁国商人的经营足迹遍及省内外，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宁国商人与徽商并称“徽宁商帮”，是明清时期安徽境内两支知名商帮。二者有着相似的兴衰历程，经营中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明清；宁国商人；徽商
明代中期起，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相继在国内兴起。其中，宁国商人是兴起于皖南地区的一支重要商帮，常与徽商并称为“徽宁商帮”。一般认为，宁国商人是指明清时期宁国府所辖的泾县、旌德、太平、宣城、宁国及南陵六县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它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鼎盛于清康熙、乾隆至嘉庆之际，衰败于清咸同年间。揆诸明清商帮史论著，宁国商人研究虽有部分成果①，但宁国商人的兴衰历程、宁国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徽州商人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尚薄弱。本文依据大量的宁国商人史料，试图对此问题探讨，就教于方家学者。
宁国商人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于嘉靖、万历之际。成化以前，宁国府县之人多以务农为本，仅有少数人经商，他们“力耕织，薄商贩，敦俭朴”[1]卷9《风俗》，过着勤劳简朴、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到明弘治年间，宁国府人纷纷走上商贾之路。如旌德“弘治以前，人心甚古，乡里之老有垂白不识县官者；以后渐变渐靡，舍本而务末”。[1]卷9《风俗》泾县在弘治以前“男勤于耕，女勤于织，鲜事商贾，尤贱工作”，嘉靖时则“商贾亦远出他境”，[2]卷2《风俗》此后更是“操奇赢，走四方者多矣”[3]卷4《风俗》。嘉靖、万历时人张瀚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4]卷4《商贾纪》时人章潢在其所辑《图书编》中，更称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唱棹转毂，以游万货之所都而握其奇赢”[5]卷36《南直隶图叙》。由此可知，明嘉靖、万历时期，宁国府人结伙外出经商已蔚成风气，成为继徽州商帮之后的皖南第二支商帮。
宁国商人的兴起与形成，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宁国商人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影响而兴起，《宁国府志》将此情形称为“势”，“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势使然也”[1]卷9《风俗》。此时，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6]卷10《江湖胜游诗序》其二，迫于生计。明成化年间，受人多田少、自然灾害、人口激增等因素影响，宁国府所辖六县人地矛盾骤然加剧。据当地文献记载，“民食朝夕饘粥不免于饥，红女终岁纺织不免于寒”[7]102，“人皆欲有生，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8]。可以说，经商成为当时宁国府人谋求生存的唯一出路。其三，受利益驱使。经商不仅可以谋生，还可以获得“机利”，正如前文所述“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上述三种因素促成宁国商人的崛起。
清康熙、乾隆至嘉庆年间，宁国商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营地域广阔。宁国商人或坐贾或行商，他们除了在省内经商外，更多的是在省外从事商贾活动，“走贸四方，或远入黔滇间”[1]卷9《风俗》。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宁国商人的商贸福地。“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北最多。”[9]第21册《艺文三》
二是经营行业多样。宁国商人涉足诸多经营领域，他们从初期主要贩卖本地的土特产品，“客则以兴贩木材为上，下则携纸刀、花剪、漆扇、绒伞诸物走贸四方。”[1]卷18《物产》到后来随着经商范围不断扩大，宁国商人的经营行业涉及食盐、典当、茶叶、竹木、粮食、纸张、雨伞、烟草、丝绸、医药、油、漆等方面。
三是社会影响较大。鼎盛时期，宁国商人同徽商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或合作或竞争，常被并称为“徽宁商人”、“徽宣商人”。宁国商人虽然在总体实力上尚不如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商，但是在不同地域及行业，宁国商人有时并不逊色于徽商。譬如，在芜湖、苏州、松江等地，泾县、太平两县的烟草商人十分强势；在宣纸、雨伞等行业，宁国商人有着徽州商人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清咸丰年间，宁国商人开始衰微。宁国商人逐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方面，清咸丰元年开始，宁国府境内自然灾害频发，洪水、蝗虫、瘟疫等交相肆虐。如咸丰年间，宣城县境内“水灾相继、疫病大起，以致境东南一带，十室九空、人少烟稀，土地荒芜、满目疮痍。”[10]2又如当时的宁国县，“瘟疫后，宁国土著人幸存者十不及一。”[11]743人祸方面，咸丰、同治年间，清军与太平天国军在宁国府境内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宁国商人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均受到了致命摧残。以旌德县为例，咸丰六年始，旌德初遇旱涝瘟疫，复遭清军围剿太平军的兵燹洗劫，结果“壮丁存者不及十分之二，老弱妇女百不存一”[7]87。从“咸丰十年，突遭兵燹，郡人流寓，苦无公所”[12]383等材料来看，宁国府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体与旌德类似。
宁国商人的衰微可以从旌德江氏商人的命运中略见一斑，“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不深……道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店则如恒河沙数。辛酉之难，百无一存矣。”[9]第21册《艺文三》当然，随着清末通商口岸的开辟，商业竞争加剧等因素也加速了宁国商人的衰败。
商人是商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积极推动者。明清时期，宁国商人同徽商一样活跃于商业界，其经商足迹遍及省内外。他们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转销货物，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
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这自然离不开商人的推动。宁国府地理条件特殊，这里盛产大米、茶叶和竹木等农副产品。宁国商人无论是在本地区收购产品以出售，还是远贾他乡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其结果都起到了转销货物，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的作用。早在明人刘洪谟所撰《芜关榷志》中就有记载：
新庄河（属宣城县，距庙埠四十里，庙埠亦属宣城交界）总甲一名，查庙埠斧号。旧例，竹木从旌德、宁国二县西津渡出路，由双桥东溪过宁国府，而乌盆沿，而竹丝沟，而庙埠，而油榨沟，而陈村湾，方至新庄河。此河一通水阳、塘沟、黄池，一通建平南湖。凡竹木至此，验有工部斧号，方准过关，如无斧号，即系走水。商人竹木泊庙埠上，即投单请斧号，本厂差二役查点行号，报厂定税。如往芜湖、高淳卖，过新庄河，过水阳，过塘沟，总甲照前斧号放行。万历二十六年，主事钱竖庙埠课旗一面。万历二十九年，主事茅给告示严查。[13]卷上《管辖事宜考》
这段资料说明，宁国商人将本地区的竹木贩运出去，沿途要交纳关税。又据史料记载：“厘金局多设于货物流通要津之地，因旌、泾、太、石、黟、歙诸县，盛产竹木茶炭等山货，大部分经青弋江水道运出，当时便在青弋江中游之马头镇设一厘金局，榷征竹木茶炭等货税收。”[14]53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宁国商人抑或徽州商人，把皖南的旌德、泾县、太平等地的特产竹木、茶叶贩运到外地，并转化为商品销售出去。
泾县章家渡老街
具体来看，泾县的榔桥镇，早在明代中叶，已成为泾县东南乡商贾和徽商运销木材、茶叶、蚕丝等商品的集散地。在把本地丰富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商人尤其是本地的宁国商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泾县商人徐辉堂就是个典型，他于清道光年间，经常在泾县、太平山区一带收购茶叶贩运到南京销售。泾县、太平的茶叶味香色美，深受南京人欢迎，他生意愈做愈大。后来又在南京三坊巷口租赁一处三进店房，于同治三年开设“徐源记茶栈”。经营茶叶零售业务，并吸引泾县、太平的临时茶叶客商和茶农存放茶叶，还介绍推销茶叶，提取—定的栈厘。由于对顾客和茶商、茶农服务周到，生意日益兴隆。[15]33-34这为泾县的茶叶外销做出了贡献。
旌德县的货物转销情况，据该县方志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本县人口发展到最高峰，“人有余而土不胜”，半数以上的粮食均由商贾从芜湖、湾沚等地筏运以济，旌德米市也应时而兴。[7]102清末民初，工业品和南北杂货分别从绩溪县临溪、歙县深渡和泾县、芜湖输入。[7]360这些商品的购销，主要依靠本地商人来完成。另外，商品运输线路“旌绩驿道”也可得到启示，自唐至清，此道为徽宁二府经济贸易、官员往来的主要通道之一，公文传递频繁，货物运输不息。[16]80这其中必然有宁国商人的积极参与。
宁国县的首镇河沥溪，商业比较发达，这里既有泾县人经营的各类商号，又有绩溪商人开设的店铺。那时的河沥溪正街可谓商贾林立，是皖南山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当地的竹、木、柴、炭、茶叶和土特产品要运出去，日用百货、布匹等要从外地运进来，都需要有宁国商人的经营活动。清代，宁国县商业市场形成，宁国商人把本地所产竹木、柴炭、桐油、表芯纸等特产外销，换进食盐、布匹等所需商品。如宁国县商人叶德松，光绪六年（1880）在江苏溧阳南门河沿“德丰”木行当学徒。三年满师升为水客（即采购员），前往江西、汉口等地采购木材。数年后升为经理，经常赴江西、湖南、湖北采购木材远销上海、南京一带。[17]77这些商业上的举措，无不促进了各地农副产品向商品转化。
宁国河沥溪老街
2.开拓市场，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
商人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无论是坐贾还是行商，其经营活动都是为了开拓市场，从而加速经商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宁国商人一部分在本府境内经商，一部分到外地经营，推动了经商地区的商业发展。
坐贾家乡，推动本地商业发展。
在南陵县，清道光二十二年，南北商贾渐多，城关经商的多为泾县、旌德、太平、徽州等地商人。贸易物资大都是地产的稻米、木材、竹器等。至光绪十四年（1888），该县城关有大小商铺300多家。[18]305清末民初，徽帮、泾帮商人来南陵经商，江北各地手工业者亦到此谋生，故商业逐渐兴盛，手工业匠铺日益增多。[19]84
在宣城县，清末始有来自毗邻的泾县、旌德、太平、南陵各县以及安庆、庐州、徽州等地的客籍商帮入境，在县城和水阳、湾沚、孙埠、水东、沈村、周王、寒亭等集镇定居经商，促使商业重新兴起。至民国初年，宣城县城区商业活跃，店铺鳞次栉比，成为宁国、泾县、郎溪、广德等县茶商集聚之区，也是粮食、茶叶、竹木、山货集散地。当时，独资经营以“徽州帮”、“泾县帮”居多。民国六年（1917），泾籍商户成立“旅宣泾帮商业公所”。[10]336
在旌德县，明末清初已有很多人外出经商，自乾隆以后，掀起经商热，经商成为时髦的职业。当时本县北乡通泾县之徽水货运十分繁忙，仅三溪古渡就有筏户八百，竹木土产水运至芜湖，县内贸易由此兴盛。旌阳、三溪的布店、货栈、钱庄、当铺盛如都市，商号满目，店旗交错。庙首、杨墅、朱旺村、大礼村等都是繁华的集镇，“穷乡僻壤之区，均成市廛林立之所”。旌德人“因商致富”，特别是巨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资本投资家乡。[7]4
旌德江村
在宁国县，清末民初，县内的经商者大多为徽州、旌德、泾县等外地商人。商户多集中于县城和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港口、宁墩、胡乐、东岸等较大集镇。县城的河沥溪、城里、西街是主要商业区。[11]373据《宁国县商业志》记载，光绪年间先后在河沥溪兴办的大型综合商店有：“德隆新”、“春和”、“吴义成”、“吴同亨”、“吴同春”，计五家。在城经商者五方杂处，其中以徽商及旌德、泾县商人居多，故有“无徽不成镇”，“无泾不成集”之说。
以上所述反映，宁国商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本府所辖县境内从事商业经营，他们与徽商等一起发掘本地的商机，共同开发家乡的市场，为推动本地区的商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行商他乡，促进外地商业发展。大量的史料记载，宁国商人在外地开辟了很多的商业市场，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为经商所在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又以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的商人表现突出。
如泾县商贾人，自明成化、弘治始，已是远出他境，赢走四方。清代至民国中期，泾人外出经商者足迹遍及十八行省，宁、沪、苏、浙、赣、鄂、湘、粤及沿江各地商埠，均有泾商开设的宣纸栈、发行所，丝茶行、烟行、竹木行乃至盐号、钱庄、典当行业，且有转而兴办纱厂、面粉厂等民族工业者，形成“泾帮”商系。[20]306胡朴安撰《泾县乡土记》云：“泾人在外经商者约计比居本邑经商者多三分之二，是泾邑商界特色也。”[21]《安徽第九区风土志略》也载：泾县人“长于经商，（南）京、镇（江）、沪、汉（口）诸大埠，无不有泾帮之称”。这些都反映了泾县商人在外地商业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
旌德商人除了在本省境内从事商业活动，更多的则是远贾他乡，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河南等地区经商，这必然促进外地商业的发展。据《江氏宗谱》节录江希曾《旌川杂志》记载：“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不深。故生齿繁，而谷不足食，每年必由湾沚运米以济。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北最多。道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店则如恒河沙数。”[9]第21册这段材料反映旌德江氏商人在外地经商的地域之广，并取得较大成功。
太平商人在外地经商者很多，如谢余庆，咸丰间“设米肆于新安”，同治初又“贸易和州”。清人谢燮敬，“开设衣服庄于江苏之高淳县”。清人林之楙，服贾汉皋，“今汉镇得有花布、茶叶两帮，亦楙首倡之功也。”还有光绪年间的苏国华，未弱冠助其父怀之公经营商务，以振兴实业为己任。他感慨中国瓷茶业之不振，于是倡议创办有江西瓷业公司、江宁茶业研究所等组织。[22]《人物类》这些都说明太平商人在开拓外地市场、推动经商地区的商业发展中，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3.热心公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商人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阶层，不仅要推动经济发展，还应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往往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拥有丰富的资本，有热心公益事业的善行懿德。宁国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或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资和参与地方公益事业，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修桥铺路，方便行人商旅。宁国商人在外地经商时，遇到桥断路毁等道路不通畅之时，便主动投资修桥铺路。泾县商人的善行，如查冠群“修村口大路及狮子山栈道，并建石桥”；查崇禧“在含山修路建桥”。[23]卷254《人物志》查维吉“见义必为，尝倡修青邑山路河桥，客无为州又独建周家硚。”[24]卷5《人物》铜陵县的大通镇，是商旅抵达宣、歙的必经之地，“然中隔山溪，逢骤涨，病涉维均。”乾隆十七年（1752），泾县朱氏商人独资建桥，曰紫阳桥。后来，此桥毁于洪水。嘉庆初年，泾县众商又相谋集资，“得白金七千有奇”，重建了桥梁，修葺了道路。[25]卷18《大通镇重建紫阳桥并修路碑记》
此外，宁国商人还设立义渡，方便和帮助行人商旅通行。例如，泾县曾有五位商人共同出资在县内设立了“上坊渡”。旌德商人的义举，如江一廉“牵车服贾，方起家，慨捐银二千金造黑溪长春桥。”[26]卷8《人物志》康熙五十七年（1718），旌德县三溪石壁大路被蛟水冲坍，舆马负贩阻塞不前者数月。旌商朱文焕“倡首捐资千五百金，坚砌坦夷，至今行旅称便”。[27]卷8《人物》还有旌人汪秉璧，“贾汉阳积赀，喜行善举，归里独力造聚金桥，并构殿阁凉亭，以为村之北障，沿溪筑堤砌路，计费千数百金”；汪上裕“在江右独立建大塘桥，费千余金，毫无吝色”。[28]卷7《人物》太平商人在修桥铺路方面也有很多作为。如林贵懋迁江右，“平治路、修桥梁，凡二十年前后所费共二千金有余。”[1]卷末《补遗》胡国理曾“出千金修通徽州太平路十数里”[23]卷254《人物志》。又如杜伯端尝贸易徽州，稍有余资，辄行善举，对歙县岩寺等处桥梁亭路，倡捐募修；李绍祖道光时侨居贵池之唐田，倡建永济石桥三洞，费数万金；李志发同治初年营业湖北董滩口，“独资重建距董市十里之龙灯桥，行人称便”。[22]《人物类》宁国商人的善行义举，不仅方便了行人和商旅，也有利于社会的有序正常发展。
宣州阮公桥
赈灾济民，维持社会秩序。宁国商人在遇到天灾民饥之时，往往会慷慨捐资，以解救灾民；或者不顾自己的商业利益，积极转运粮食，减价出售，以赈济灾民。如泾县商人中代表性的有，朱时庆“雍正间游楚，适汉口大荒，输粟数千石”。[29]卷19下《人物》王全以服贾致饶，“康熙癸酉饥，输谷二千石以赈。”[23]卷252《人物志》潘景彰道光初年经商芜湖湾沚镇，值水灾，他与同乡潘周达、潘周云，“倡赈难民数万，三月之久，全活实众”。[23]卷254《人物志》旌德商人在灾害面前的义举，如江璐“乾隆癸亥春，雨雪联绵，米价腾涌，璐遵母命，出所藏谷，减价平粜，不足则之山溪太邑贸易以济，全活实多，至今乡邑犹称颂之。”[27]卷8《人物》吕积厚贸易于江北，“乾隆丙午、嘉庆甲戌，岁大祲，叠赈里党及江北费万余缗。”[28]卷7《人物》太平商人在赈灾济民方面也表现突出。如胡国理“咸丰中在汉口资送乡人避难者数千人”[23]卷254《人物志》。刘时可“尝贾于浙，积有余资，辄行善举。乾隆六十年，县境旱灾，人苦饥，与弟际可、行可、仕可、圣可，由浙运米六百石助赈。”李成勋习贾荆沙，好行善。道光二十八年岁大祲，捐资购谷数千担平粜，全活甚众。”赵希圣经商汉口，“咸丰间，县人避难于汉者几万人，希圣会同黄景星等捐巨款，筑屋百十间以居，日给粥两餐，全活甚众。”[22]《人物类》宁国商人在灾害面前，自觉维护了社会秩序，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