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商价值千文的驴鞍被偷了，县令说：将毛驴饿几天，小偷定会现身|李治|姚崇|县官|士大夫

　　我国古代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在古代由于技术条件的落后和交通的不便利，加之受教育的人数也少，所以皇权一般只能到达县一级，分管一个县的政府官员叫做县令，县令虽然是一县之长，但是和我们现在的官员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县令虽然官小，但是实权却是很大的，有句俗话叫做：宁为县官，不为京官。说的就是在朝为官你还要受人管，可是县官是当地的一把手，可以说能够呼风唤雨。而县官的职责也十分的庞杂，要督导农桑，要会审案，还要收税。

　　 农桑和收税比较的直接和简单，县官只要多加催促就行了。可是审案子这件事却有着很强的专业性，又由于古代的道德观念很重，有的时候会错判或者漏判，有的县官甚至出于自己的同情会将罪犯减刑等等，宋慈在《洗冤集录》中写到：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这种注重事实依据的断案方式在现在也值得借鉴。

　　

　　在我国唐朝就出过一个杰出的县官，他的名字叫做张鷟，张鷟出生于公元660年，这个时候正是唐高宗李治统治的时期，唐朝国力蒸蒸日上。张鷟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传说其小时候梦见一只紫色大鸟降落在他们家，祖父认为这是一个吉兆，就给他起了张鷟（zhuo）这个名字，张鷟读书十分刻苦，在唐高宗调露年间考中进士。

　　张鷟此人性格比较急躁，恃才傲物，风流自赏。而且为人处世不拘小节，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很反感张鷟的那些行为，这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不过张鷟确实是有才的。时人送其外号“青钱学士”，可见他的才气之高。在张鷟的传世作品当中有这样一篇小说叫做《游仙窟》，乍一听可能是什么十分高雅的游玩之作。

　　

　　然而他所写的是当时文人才子去妓院的故事，不过这个小说张鷟以自己为主角，用他的视角来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去妓院的经历，正如后世柳永在烟花柳巷写下的那些艳情之词一样，这些东西又如何能够上得了大雅之堂呢？也难怪他会被文人士大夫阶层所轻视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并不为传统礼法所拘束，寻求着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他的小说不为当世人所容忍，然而由于中日当时处在一个友好交流时期，中国大量的作品传入日本国内，也包括了张鷟的小说和艳诗《别十娘》。也亏得如此我们才得以窥见唐人的全貌，在这群文人当中还有一个做了敢说的人在。

　　

　　不过也因为这样的放荡，受到了当时他的上司姚崇的不满，姚崇是开元年间的名相，对于这样离经叛道的士大夫，姚崇是十分的鄙视的。公元714年，被众官员弹劾，贬谪岭南。当时的岭南还是没有开发的地方，条件相当的落后，然而这对于张鷟而言却是一件好事，他并不喜欢官场的尔虞我诈，也厌恶人性中的虚伪，贬谪岭南正好可以远离官场，同时还可以游山玩水，算是一趟公费旅游了。

　　虽然张鷟生性不羁，可是他对于政务还是十分上心的。他督导农桑，公平断案。在百姓心中他是一个好官。他的事迹不见于正史，没有独立的列传。而他断案的例子还是出自他自己所写的《朝野佥载》，其卷五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时有一个富商前来报案，声称自家的驴被偷走了，由于没有什么线索，张鷟要这个富商回去等消息。盗贼听到富商报案以后，就把驴子给放了，只留下了鞍，这个鞍值五千文钱。张鷟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让富商把驴子饿几天，驴子果然跑回了那个盗贼家里，张鷟派人从他家的草堆中搜到了那副鞍，很多人都因此而叹服他的才能。

　　公元740年，张鷟病逝在了当官任上。在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当中我们只能看到那些光明正大的士大夫形象，却少有能够见到一些真性情的人，张鷟算一个，柳永算一个。我们并不是批判儒家如何如何，孔夫子这老头也是十分开明而随和的，张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士大夫的另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