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复刊40周年想起的

《北京青年报》复刊40周年想起的

四十年前的今天,1981年7月3日:《北京青年报》从511期起复刊,暂定为周刊,四开四版,每星期五出版,定价每份三分。一张四开四版的小报,为什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就飞速发展成为一张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报纸,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北京青年报》发展的重要一环。

那会儿我还在北京汽车电机厂工会工作,说是北京,其实就是一个区级小厂。有一天正在办公室设计橱窗宣传,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厂团支部书记郭燕茹拿着一张报纸进来,我顺手拿过来看,是一张《北京青年报》,一张有北京晚报大小的小报,我立即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了,当时就曾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到《北京青年报》去工作!

1984年因某种原因必须尽快离开电机厂,我从《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大众摄影》杂志的招聘广告,我立即拿着我的作品去了红星胡同报名,经过层层选拔,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大众摄影》杂志做美术编辑,但是因为我原来工作单位是集体所有制,而中国摄影家协会是全民所有制,所以工作关系不能马上调入。

一天晚上孩子她妈下班回家,手里拿了一份《北京晚报》跟我说:你看看这招聘广告,原来这是她们商店门口一位“板爷”给她的,因为他们认识,所以说过我工作的事。我接过报纸一看,在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刊登一则北京青年报“招聘启事”,当天晚上我就带着作品骑车到了天坛南路的“眼镜三厂”。

就这样在1984年年底我调进了《北京青年报》,虽然关系也不能立即转入,但是报社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我的关系暂时放在报社第三产业,阎景全的“读者服务部”,每个月按临时工的标准开工资,后来,陆陆续续的有一大批人员也把关系落在了“读者服务部”那里,也许这就是《北京青年报》能够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记得1984年底那个月不知道如何给我开工资,最后报社先借给了我六十块钱。我的档案关系落到“读者服务部”后,有很多被挡在“全民所有制”以外的集体所有制的人才,也被调进了报社,为报社引进人才闯出了一条新路。开始那会儿我们每个月开支都去沙滩领取,后来为了方便我们领工资,改为“读者服务部”转账由报社支付的方式。

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有真本事,《北京青年报》就要你。后来为了解决这一批人的关系问题,时任副社长的孙继国骑着自行车亲自去团市委、市委组织部、人事局等有关部门联系我的关系调动,后来经过半年多次碰壁,继国终于找到了“转正”的途径,把我的关系由“集体”转成了“全民”,把身份由“工人”转为了“干部”。

我的关系转正以后,报社几十个在“读者服务部”落户的员工,也都陆陆续续转为报社正式职工。除了我们这些集体所有制的员工以外,还有一批关系在学校工作的老师,因为学校的特殊性质,学校为了制约教师的流失,严格控制档案调出,所以有很多编辑记者的档案一直调不过来,最长的压了好几年。

据说,有的编辑关系耗了十几年才调到报社的。不能顺利调进报社,报社就按照正式职工的待遇“养”着这批人,你学校不放人吧,好,我们跟你耗着了,看谁能耗过谁!正是这样一批老报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把《北京青年报》从一张四开四版的小报,发展成为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大报,并创下单一报纸广告收入全国前三名的业绩。

《北京青年报》1981年复刊时在市委大院的木板房里办公。

1981年5月4日薛凡、李大林与朱璜(时任北青报总编辑)在市委一楼大厅畅谈5月4日北青报试刊号。(李大林提供)

1981年报社部分人员在市委大院合影。

1982年报社组织员工去承德避暑山庄合影。

1982年报社组织员工去承德避暑山庄合影。

1982年报社组织员工去承德避暑山庄合影。

1983年报社部分员工在密云水库合影

1986年报社组织员工去百花山合影。

1986年报社组织员工去百花山合影部分人员。

1986年报社组织员工去百花山合影部分人员。

1986年报社组织员工去百花山合影部分人员。

1987年报社组织员工去石景山游乐场合影。

1989年报社调研部记者在研究选题。

1995年在潘家园报社新办公地址前合影。

从天安门前经过的北京青年报社小红帽发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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