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信恩·我们应当宣传什么样的徐渭——纪念徐渭诞辰500周年
绍兴名人有身前名人与身后名人之分。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显然属于身后名人。终其一生，坎坷潦倒，贫病交迫，充满了悲剧色彩。在其73年的人生旅途中，迭经七年牢狱，八次落第，九死一生，十番移居，最后落得无米无酒，无屋无银，一身重病的凄惨境地，蜷缩在一堆乱稻草中赤条条地离开了人间，有史以来的绍兴文人中，没有比他更倒霉的了。
徐渭去世400多年间，不断有人为其立传，有的是历史的徐文长，有的是传记的徐文长，有的是小说、剧本中的徐文长，更多的却是民间口头传说中的徐文长。
封建社会中，老百姓多数不识字，无法看到袁中郎笔下光芒四射的徐文长，也无法看到徐文长为自己所作的传记和留下的作品，只好听凭历代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而编造种种所谓徐文长的故事。400多年来，此类故事传了又传，变得稀奇而又古怪，除了少数是称赞徐渭的足智多谋，嫉恶如仇和刚直不阿外，多数都是泼向徐渭身上的脏水，是对这位一代奇才的歪曲、丑化与糟蹋。笔者从幼年时代起，就听惯了“都来看”之类的故事，留在许多人脑海中的徐文长是一个无聊下流的落魄文人的形象。及长看了不少徐渭的传记，包括徐渭自己留下的人生记录，才明白以前听到的传说故事，绝大多数都是胡说八道。徐渭生前吃了那么多苦，死后还要如此长时间地 被人诬陷与污名，实在太不公道了。
如果民间口头传说中的徐渭是一个被扭曲了的徐渭，那么，文人笔下记录的传说故事则是一个被夸大乃至走样了的徐渭。
就目前笔者的视野所及，这种有文字可查的与徐渭有关的民间故事，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尤其是《绍兴市故事卷》中的“徐文长故事”共18则，被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文长的故事》一书，部分来自现场采访，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从正面为徐渭歌功颂德的，有的属于家喻户晓的故事，如“山阴勿管，会稽勿收”、“三江题联”之类，这类故事大部分缺少史实依据，只能姑妄听之，作为一般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资料。二是绍兴师爷故事中与徐文长有关的，如“徐文长二救老猎户”、“徐文长舌战赵文长”、“徐文长两气陈掌柜”、“徐文长帮讨赊账”、“徐文长题字兴酒店”、“徐文长改名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杜撰的。有的虽然有一点点史实依据，但经过加油添醋的创作与再创作，早已面目全非了。其作者多为民间文学工作者，有位从事民间文学创作多年的资深人士私下对我说，除了名字是真的外，其余都是创作的，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这和讲究考证的史学工作者相比，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甚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至于戏剧影视文学作品中的徐渭形象与故事，只能用“戏说”两字来形容，有的凭空虚构，有的张冠李戴，有的移花接木，更有的牛头不对马嘴。
20年前，本地电视台曾经拍摄过一部长达25集的电视连续集《都来看》，从每一集的剧名看就知道是假的，什么徐渭醉酒打倭寇，什么“三考被坑害”、“什么“卖画赎亲娘”、什么“演戏骂严嵩”、什么“玩笑吓英娘”，都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诚然，影视作品可以虚构，但至少历史大背景与细节刻画必须是真实的。就以抗倭斗争为例，主帅与主心骨始终是幕主胡宗宪，徐渭只是一个出谋划策的幕僚而已。胡宗宪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主儿，也不是全听徐文长的，题材处理不好就会喧宾夺主。
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研究徐渭的人多起来，先后出了《徐渭研究》、《绍兴大师爷》一类的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向无绍兴人写徐渭评传的空白。但研究者笔下的徐渭又是一个充满各种疑问的人物，例如：徐渭究竟是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满腹经纶的徐渭为什么会久试不第，连举人都考不上？徐渭究竟有没有臆病？他为什么要自杀？又为什么要杀妻？他为什么会与有恩与他的幕主闹翻？他在绍兴为什么会居无定所？再比如徐渭为自己文艺成就所作的定位：书一诗二文三画四为什么不正确？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或凭主观猜测所能下结论的。目前的态势是争论各方各执一词，互不买账，难以达成共识，这就是目前绍兴学术界的现状。与此相对照的是史志界为徐渭撰写的人物小传与条目都是相当严谨和经得起推敲的，这其中包括《绍兴市志》（1996年版）、《绍兴县志》（1999年版）、《越中名人卷》（第一卷）、《绍兴绘画史》（2004年版）乃至由绍兴地方志工作者撰写的《浙江人物志》中的徐渭传都是可以引用的信史。
历史上真实的徐渭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
如果说400多年前袁宏道为徐渭修传，既写了一个多才多艺的文长，也写了对于当年扼杀人才的陈腐的道统与文统的批判。那么400多年后，我们更有条件从整个晚明史的演进中去认识文长，从400多年来诗歌、散文、戏剧、绘画、书法的发展变化中去理解文长。从嘉靖中期到万历前期，出现了两个具有明显叛逆色彩和异端精神的先驱者，在思想界，是李贽；在文学艺术界，则是徐渭。他们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思想与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末期涂上了一层新异的色彩。
徐渭自称畸人，将自写的年谱称作畸谱，畸者，不正常也。他是旷世奇才，生前没有人能正确估价他，没有人能宝贝他，他只好自己宝贝自己。“文章憎命运，世间直道穷”。他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一辈子不肯向命运低头，尽管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孤苦无依，晚年更是久臥病榻，苦度残年。但从不自贱，自以为足可与屈原相比，与天星相应。尽管时运不济，心情忧郁，然“遇苦处休言极苦”，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为后人留下的创作成果，不论是书法、绘画、诗歌还是散文小品都充满了高雅的艺术之美。如果硬要排顺序，依我之见是画一书二文三诗四。袁宏道称他是明代第一诗人，汤显祖对他深为倾慕，郑板桥自称是他门下走狗。他那惊世骇俗的言行，前承稽阮，后接八怪，是中国知识分子敢哭、敢笑、敢怒、敢骂、敢说真话而不肯掩饰自己灵魂的一位杰出代表。
畸人有别于正常人，文长之畸，有生理的原因，有心理的原因，更重要是有社会的历史的原因。纪念畸人，为畸人赞，为畸人哀，更多的是衷心期望后来的人才能够健康成长，为时人所识，为当世所用，不要等到“作古”以后，才成为宣传和仰慕的典型。
徐渭多灾多难的一生足以昭示后人：对于专门人才需要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支持。洗却经年尘，华光得再清。拂去历史蒙在伟人头上的尘埃，让一代奇才的高尚情操与艺术遗产重放异彩，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文史工作者的崇高使命。
徐渭生前在故乡留下许多踪迹，岂止象征性的青藤书屋一处？据笔者所知，仅住过的地方就有俞家舍、塔子桥、东双桥姚百户屋、一枝堂、目连巷、酬字堂、范氏舍、后衙池王宅等10余处。
与徐渭有关的历史人物中更有许多绍兴籍人士值得我们去挖掘整理。徐渭不是孤立的个体，他是“越中十子”之一，对王阳明学说有很深的研究，要从人才群体与个体的关系去研究徐渭。扩建后的故居与书画院应成为全国徐渭事迹陈列的中心和研究交流与成果展示的高地。当然也自然而然地能成为新的旅游亮点。
研究徐渭，描写徐渭也需要培养当代年轻人，从新的观点和视角来写徐渭。
从徐渭的《畸谱》看，他遇到幸运之事实在太少，21岁时与比他小7岁的潘克敬的女儿结婚并且入赘潘氏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可惜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只有5年。习名法出身在锦衣卫为吏的山阴人潘克敬看中的是徐渭的才华与人品，婚后两人如胶似漆，但红颜命薄，潘氏20岁就过世了，为夫君生下一个儿子。女孩生前连个正儿八经的芳名都没有。“潘似（字介君）”这个名字还是潘氏死后，徐渭给她写墓志铭时取得名字。徐渭太喜欢她了。
2016年8月由西泠印社出版的《绍兴故事》第一册中，写徐渭的只有一篇文章《痴情迷梦》，所取题材就是上述徐潘两人的恋情。作者是一位在读的大学生，文章分“人生若只如初见”，“小轩窗，正梳妆”，“细思量，自难忘”三部分，写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徐渭对亡妻的思念之情，让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眼睛为之一亮，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