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宁《釉里红的釉字起源于何时》

徐文宁， 1990年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鉴定职称，国内著名文化经纪人 艺术品收藏家、鉴定家。历任江苏爱涛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副馆长、北京天物馆副馆长、江苏省文交所副总经理、南京大贺传媒首席艺术顾问、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建设顾问、文物鉴定专家、上海海关学院文物缉私客座教授。出版《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图录》《天物馆藏瓷》《玉佩收藏的故事》《台阁气象—长乐阁明清状元书画集》等十余本艺术类书籍，为国内20多家杂志、拍卖公司撰写百余万字鉴赏、拍卖信息类文章。2008年发表全国第一篇 “艺术品证券化新尝试”论文，系统阐述理论和运做模式。

前几日，瓷友大漠行者张庆玉先生真不愧是全国照子大王，给我看了他刚淘来的元代釉里红照子。青白釉下红彩，浓淡相宜，烧制呈色几乎堪称完美。上有一圈试烧文字：“石溜（榴）红，二色合，浓淡胤金”。他非常喜悦的称之：“发现石榴红照子，揭开釉里红原始的名字”。字里行间可见他一番欢天喜地之神情。我为他高兴之余，陡然想到，这釉里红的釉字起源于何时？这石榴红的原始名称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

1959年11月的时候，沈从文《谈陶瓷艺术》里建议窑厂要用科学手段，和科学院化学部门合作，如成功烧祭红那样，去解决青花加紫，也就是青花釉里红的发色不稳定问题。1914年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p218，记载了由古玩商会转呈缴三合公存在娄厚甫处对象中有“十三 青花加紫小缸一个、十九 青花加紫酒杯一对”。由此可见，釉里红这个名称被约定俗成的时间，大约为民国后期与解放初。

古人对釉的表述是用“药”来说明，对其光洁用“油”来表达。查《康熙字典》釉：“音狖。物有光也。通作油”。狖，音柚，为黑猿。为什么康熙字典用狖而不用柚来标音，大致是想借黑猿毛发的光亮，来形象此物有光吧。查《汉语大词典》“釉”解释为“油”的被通假字。这个“被”字很有意思，意指人为的意思。查清朱琰《陶说?陶冶图说》：“昔称陶器曰：油色莹澈，油水纯粹，无油水曰骨，油即今之釉也。”可知，这个釉字在清代乾隆年间朱琰写成此本书之前，已经有了“釉”这个字了。并且朱琰在《陶说?陶冶图说》上对“炼灰配釉”专业术语进行了字义解释。把陶瓷器上“釉”字使用的演变情况，作了列举归纳，如用“油”表达釉，或者明人焦肱在《俗书刊误》提出的（光由）或者（石由）字，以及明末张自烈撰《正字通》提出的“泑”字。在他一番对其来源的解释后，他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从古则油为是，通俗则釉为近。釉之利用在于光，油含光义，采言光采。”即釉是采用了油有光泽之意和彩绘有采的内涵，合成而用。他认为其余皆丧失六书之例本旨，或字体太繁，均不宜作通用字。于是，他将“釉”字作为《陶说》一书的通行字使用，比如：“画料罩釉，即为青花”，“蘸釉吹釉，上釉入窑”皆约定俗成以釉字，以归画一。因此釉字较广为使用在工艺上，应该在乾隆后期。

但用釉来冠瓷器产品名称，如“釉里红”却不久。景德镇的陶瓷彩饰大体分釉上彩和釉下彩两大类，过去称釉上彩为“表绘”，釉下彩则为“里绘”，日本叫“上绘、下绘”。据《宋史》记载，我国在宋代已有“紫花坐墩。(即釉里红)的生产，但至今未见有宋代釉里红产品出土或传世。这种“一有一无”现象和张庆玉先生的“石榴红”照子，正好类似，有实物而却没有“石榴红”的文献记载。

石榴红因类似石榴花的颜色而得名，有一种美艳娇嫩的色彩感觉。在唐代，石榴红色的裙子很受年轻女子的青睐，有“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等美妙诗句。苏轼的南乡子：“裙带石榴红。却水殷勤解赠侬。” “石榴红”一色，早在梁朝就出现过，萧绎梁元帝《乌栖曲》“芙蓉为带石榴裙”。因此“石榴红”照子的石溜红一词，是有一定的历史可溯源性的。

宋史五行志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有：“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书 旧唐书舆服志后” 说“宋末妇人鞋的底和尖部用二色合成，名为“错到底”元时亦有之。” 因此可见“二色合”一词，到元代也有人使用。二色实为不杂之意，可见元代人在创烧釉里红时，是有一定的审美基础的。许多著作和专家都认为草原民族崇拜大自然、崇拜长生天，蓝天白云就是元代尚白、尚蓝的精神基石。但似乎忽视了一点蒙元的宗教元素，即蒙元信奉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绘画中常可见到日月同辉、佛光法雨、菩萨、护法、天女、供敬品以及白海螺等镇寺之宝物。日月同辉即以火红的太阳与青辉的月白为表现。因此釉里红在元朝的成名，第一要素应该是蒙元的宗教信仰，那个象征天才地久的日月同辉。而蒙元喜爱在瓷器上能更为热烈、直白，直接满画，以此来彰显元朝统治者的价值所在，才是元代釉里红的三种装饰方法，既釉里红线绘、釉里红涂绘和釉里红拔白的技术表现手段。

“釉里红”是随釉下青花开始出现不久而诞生的。鼎尊天下的釉里红是元枢府釉加氧化铜着色剂，在13000C还原焰下，烧成的红色与白色日月同辉。“釉里红、釉里蓝”的“二色合”，如扬州博物馆藏的蓝釉白龙纹梅瓶和江苏吴县出土的釉里红白龙纹盖罐，都属于釉下彩拔白工艺。釉里红拔白及釉里红涂绘这两种方法都能减少线绘极易产生的飞红现象，从对瓷器线绘的推理上说，它们应早于线绘而被普遍使用。陶瓷器上用铜做釉料充当着色剂，早在汉代的铅釉陶上就已在低温氧化气氛中产生了绿色。而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的红色，则为唐代的长沙窑。据出土资料显示，唐代长沙窑已经有釉里红线绘、釉里红涂绘和釉里红拔白的技术，可因为当时的胎、釉都无法和元代景德镇的制品相媲美，所以唐代长沙窑的釉里红器尚处于原始阶段。不过从传承关系看，元代釉里红是受到了唐代的长沙窑和金代钧窑的影响而创烧的。所以在发色上的“浓淡胤金”，应该属于经验的技术评价。釉里红的浓淡是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而出现的必然现象。“胤金”的胤，有承续、孕育和演示的意思。古代对金属的总称为金。因此“胤金”是描述浓淡表现出来的氧化铜着色情况。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照子上的文字“石溜（榴）红，二色合，浓淡胤金”，不是作为首次烧制釉里红而书的内容，却是对曾经烧制的产品的实践评价。因此，张庆玉先生的釉里红照子上的“浓淡胤金”，其考证价值非常大，至少说明当时烧造的釉里红不在少数。

如今我们可以肯定元代的轴里红的瓷器并不太多，同时认为烧制的质量不堪完美。元釉里红发色呈红紫、黑灰、多数晕散,红偏紫 黑色，鲜红者稀少，铜绿色斑点很少见，形成的原因是元代烧成温度较低，通常在1250摄氏度以下。在国内外传世的所谓元代釉里红器中，有一部分的确切年代尚未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尚没有釉这个词，也就是釉里红的原名是什么，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目前业内普遍认为世上有的釉里红不一定是元代，有可能属明初。有可靠年代依据的是1979年江西丰城出土“大元至元戊寅”纪年的元青花釉里红和釉里红瓷俑。尤其是元和明洪武朝的区分，还不十分清楚。通常来说，上面所谈及的釉里红涂绘和釉里红拔白的器物，应属于元代。而那些出土和传世的某些釉里红线绘的瓷器，最终归于哪个时代，还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张庆玉先生的釉里红照子，无论从照子的外形以及胎骨，包括照子孔内也使一点釉里红釉，与目前被大家公认的釉里红，如香港的云鹤纹玉壶春瓶、高安窖藏的髙足转杯。以及江苏吴县出土的釉里红白龙纹盖罐，北京故宫博物院中藏的釉里红拔白划花兔纹玉壶春瓶，日本有大和文华馆及松冈美术馆藏的釉里红拔白飞凤纹玉壶春瓶，英国达维特基金会釉里红拔白草花纹玉壶春瓶，此类器物的特征是口沿内壁常常也有釉里红色，颈下与底腹部上下各有弦纹，其工艺特征是吻合的。因此“石榴红”作为元代釉里红的原始名称，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专业术语，是的非常值得正视和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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