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华：在北大做校长最轻松，也最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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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是最轻松的，校长不需要有想法，因为教授的想法已经很多了。当然，即使你有想法，也不能贸然行动，因为大家只顾品头论足，就没有人去做了。
但这并非是说校长就可以轻松了，实际上，在北大做校长是最辛苦的。学者们的思想活跃，对学术发展也是众说纷纭，校长和学术管理团队必须要有很好的学术判断力，才能把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保持学校的竞争力。
作者 | 林建华（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大学原校长、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01
学术文化
有一次，我参加斯坦福中心举办的关于大学教育的讨论会，讲完之后，斯坦福的副校长问了一个问题：中国大学如何对待学者自治？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一位北大老教授曾问我：“你担任过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长，这三个学校有不同吗？”
我回答说：“在重庆大学做校长比较辛苦，校长要有想法，制定发展战略，还要找到合适的人，去落实和实施。浙江大学要好得多，校长只要有想法就行了，做事的人很多，而且做事情很快。北大校长是最轻松的，校长不需要有想法，因为教授的想法已经很多了。当然，即使你有想法，也不能贸然行动，因为大家只顾品头论足，就没有人去做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随意的回答，但说明了大学文化和传统对学术事务的影响。
大学中的教学和研究都是学者承担的，学者是大学的主体，或者说学者就是大学。但是，学者能否真正自治，或者说教授能否主导学术，依赖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学者的学术水准。
北大高水平的学者比较多，学术文化也比较开放自由，学者对学术独立和自治的要求也比较强烈。在北大，如果校长想做成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变成学者们的想法，让学者们提出来，这样你只要在旁边支持和鼓励就可以了。
这并非是说校长就可以轻松了，实际上，在北大做校长是最辛苦的。学者们的思想活跃，对学术发展也是众说纷纭，校长和学术管理团队必须要有很好的学术判断力，才能把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保持学校的竞争力。
（来源：北京大学）
02
学者的学术管理
学术研究是高度依赖个人创造性的事业，它需要独立的和宽松的学术氛围，使人们在没有思想束缚的环境中，充分展示他们的创造性。
学者的学术环境实际上是周围的人，是他能与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和交流，因此，学者都有很强烈的愿望选择或主导学术管理，这是学者对学术自治的内在诉求。给予学者更大的学术管理责任，是好学校学术管理的基本特征。
学校要建立起合理的制度规范，才能使学者真正参与学术管理。
尽管学校都建立了各级学术委员会，但主要作用是对学校的重要学术决策进行审议。从制度安排上，学术委员会是被动的，并不能主动进行学科的规划和建设。
因此，我们在学术委员会体系中，设立了学科建设委员会，并在一些重点建设领域，设立了一系列分委员会，让更多学者参与到学校的学科规划和建设中。
与学术委员会不同，学科建设委员会是主动进行思考，规划和推动学科发展的议事机构。学校根据学科发展趋势，确定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委员会负责本领域的规划和实施工作。
十多年前，北大就在生命科学领域组建了生物医学学科建设委员会，负责学校生物医学发展规划和实施。近几年，北大又在临床医学+X、区域与国别研究、大数据、学术支撑体系等重要领域建立了相应的学科建设委员会。
在学科建设委员会的推动下，学校组建了理论生物学研究中心、分子医学研究所、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生物动态成像中心、中国社会调查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大数据研究院，以及工学院、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等跨学科的研究机构。
为推动临床医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学校还专门设立“临床医学+X”专项经费，“临床医学+X”委员会在医院与本部院系教师兼聘、联合研究机构和合作科研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来源：北京大学）
03
学校要把握方向
一般地说，学者都会认为自己的领域最重要，院系也都会努力向学校争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机会。但对一所大学而言，学科的整体布局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学科布局定义了一所大学。学校要宏观地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既要有前瞻性，也要考虑学校的学科基础和国家的重大需求。
校长和管理团队不仅要倾听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还要做出战略抉择，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学校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推动学科布局的调整，把学者引导到这些方向上来，才能使学校始终保持学科发展的活力。
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战略研讨中，我们观察到一些趋势性的问题。
长久以来，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主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区域性”国家的学科格局。在国家影响力比较小的情况下，这是很自然和合理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一样了，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国家利益和足迹已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这种“区域型”人文社科格局，使我们对世界很多区域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人才培养也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
因此，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是需要转型的。要从“区域性”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向“世界性”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转型。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学校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重点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二是组建人文社科研究院。
这些建议得到了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的积极响应，大家很快就提出了很多关于学科调整和组建文研院的建议和意见。
大家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点是培养一批人才，要充分利用北大多学科的优势，加强与发达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大学的合作，培养一批区域与国别领域的跨学科人才，进而推动北大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为此，学校组建了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委员会，在人文学部设立了中西方古典语文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方向，与柏林自由大学等建立区域研究联合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项目等。
当学者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我们除了提供支持和在一旁鼓掌之外，的确也不用再做什么了。
北大的文研院是几年前建立的，最初是由学校领导担任院长。当初的设想是要为资深的人文社科学者提供一个学术活动的平台，但一直没有很好地运作起来。事实上，北大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文社科学者，他们的学问做得都很好，但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并不多，常常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我们认为，人文社科研究院应当成为学者们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平台，应当成为吸引世界优秀学者的平台。同时，要真正做好文研院，还是要让学者主导，要使学者们把文研院当作自己的家才行。
为此，我们聘请了邓小南老师出任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并明确学校只提供支持，文研院具体做什么、怎么做完全由她和学术委员会决定。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文研院的发展完全出人意料。文研院聘请了很多国内外著名学者访学、组织研讨班和学术论坛，吸引了校内外优秀青年学者参加研讨，还聘请了驻院学者，开展系统研究和讨论。同时，他们还制定了文研院的发展规划，提出“涵育学术，激活思想”基本理念，很快就使北大文研院成为很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机构。
（来源：北京大学）
04
学者的自我约束
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的事业，需要客观的观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进行分析，不能受主观臆想和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和自我约束是很重要的。
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约束主要是通过学术评价进行的。学术评价包括成果评价、机构评价和教师评价等。成果评价和机构评价通常是外部评价，对学者的评价则需要内外结合。教师评价是学术管理的重头戏，教师的聘任与晋升既要在学术上把关，也要在品德修养上把关。
在北大，这些工作主要是由全体教师、各级学术委员会及聘任小组负责的，当然，校长保留了最终裁决权，却很少用过。
教师评价也包括在学术道德和教师职业操守等方面的评价，我们建立了由教师参加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和教师纪律委员会，对教师的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做出评判。
事实上，学者最珍惜学术共同体声誉，也都希望与最优秀的人为伍。我们应当相信他们会严格把握学术标准和道德标准，坚决反对任何不良风气。建立和规范学术评价体系，对校风、学风建设和保持良好的学术氛围都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约束要比行政性管理和评价靠谱得多。曾有教育部领导与我谈起一些学校的不良风气，有些学校的院系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学术评价，影响教师聘任和晋升，攫取学术资源，谋取私利，这种现象在一些学校中还是频繁出现的。学校或院系风气不正，就会“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只能是离心离德、人心涣散，不仅学校办不好，还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风气，必须从根本上坚决清除掉。要做到这些，从根本上说，还要靠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约束。
一所大学最重要、最宝贵的资产就是学者。调动起了学者们的创造潜力，大学就会办活；唤醒学者们内心的价值和精神追求，大学就会风清气正；激发起学者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学的发展就有了根基。
学校的责任就是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良好的制度文化，让学者们真正感受到他们是学校的主人。
学者们也要明白，学校是实现个人学术理想的基础，每个人都应当理直气壮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共同把学校和院系办好，只有这样才能共同追求学术卓越和个人梦想。
（来源：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