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人生三

三、路漫漫兮，蜀道难   上下求索，路难行。

1954年3月建厂公司党委书记杨向荣谈：党委决定调： 韩 铭、唐志宏和我等去四川省成都市建厂公司二处工作，韩 铭 任政治处主任、唐志宏任宣传科副科长、我被任命为组织科（代）副科长。

这将是一次长途旅行，我们是从小兴安岭下来到北京，又要到峨眉山脚下的成都，路程长达万里之遥，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万里长征啊！正直此时，二处处长陈正洪来同志来北京公司开会，他说他派汽车在宝鸡接我们，打破了我们原计划走武汉坐轮船到重庆的安排，只好先乘火车到宝鸡，然后改乘汽车开始向大西南进军，汽车一出宝鸡就爬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也就是翻越秦岭大山，这可能就是李白所写的“西当太白有鸟道”的地方吧？！当时那里还是冰天雪地啊。我们走过什么张飞庙，也上去看了；还走过据说是“西城”即沔县，那里真是一座空城，只有残垣断壁、一片荒凉、无有人烟。我们还在川陕公路上过了“老虎嘴”这个地方，那可真危险啊！所谓“老虎嘴”，就是在一座山的半山腰开凿了半边隧道，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滔滔江水。形似一个老虎的大嘴巴，所以人称之为：“老虎嘴”。虽然比天梯、石栈要先进的多啦，但是“老虎嘴”是要吃人的，如果汽车一失足撞到山上，则粉身碎骨；掉到江里，也是尸骨无存，这里也是杀人如麻啊！到了剑阁饭店吃饭时，看见灶台上挂着很多肉，一问才知道这叫腊肉，是要烟熏的，这是四川保存猪肉的一种方法。剑阁县北面就是剑门关，是入川的北大门。李白在《蜀道难》的诗中写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一路我深深体会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来西南是修铁路，就是'让蜀道变通途’，谈何容易，我的未来的路会更长、更艰苦，吾将上下而求索。晚上八九点钟到达了成都，我从货车棚布的开口处向外看，只见稀稀疏疏和星星点点灯火啊！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成都下涧槽建厂公司二处。

到达成都后稍事休息，我们即走马上任，韩 铭 到政治处、唐志宏到宣传科、我到组织科上任，一切都是新建，虽然是新职务，但是对我来讲业务并不陌生，因为党群组织工作大同小异而已。

我们处党组织是接受公司党委和成都市委公交政治部双层领导，当时唐志宏和我都是年轻干部，颇受市委工交政治部的青睐，工作开展也顺利；但是在处机关我受到了重重压力和责难，主要是行政科室主要领导，多数都是抗日时期的干部，个别的还是老红军，说我们是解放时期的资格'太嫩’啦，说我们是'毛孩子’当权等。这种压力使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曲折坎坷的历程的开始，打破了我过去一帆风顺行程，我只有在逆风逆水中学习游泳啦。

当时建厂二处的生产任务是：一是修建成都机车工厂厂房；二是修建铁二局家属基地宿舍工程，因此新组建了建筑二队，我被派到二队兼教导员工作，当时队总工程师是倪家声，解放前既是营造公司的老板，领工员是苏玉奎，（后任五局建筑处处长）。由于我有做工会工作的经验，能和工人打成一片，工作进展还算顺利。

这段时间里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去北京开会。回来时我是从北京坐软卧到达武汉，再乘轮船走长江回成都的。路过长江三峡、万县、白帝城、丰都等地到达重庆朝天门马头，再乘火车回成都。这是我第一次坐软卧和轮船。

1956年3月10日，我被任命为组织科副科长，整整两年才算去掉这个'代’字。没有好久，又改任为处团委副书记，又让我参加处审干办公室工作。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是采取“欲取之，先与之”手段，将我排挤出组织科。我已心领神会的意识到：这是因为我在组织科工作时，兼任纪律检查委员，曾查办过某某科长借出差之机，在某地旅馆与一女子同居，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的违纪案件。由于我工作认真，迅速取回确凿证据，该人受到了纪律处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极少数人则说我有意整老干部，说我是笔杆子杀人不见血等等。我当时认为自己坐得正、行的端，问心无愧，不怕鬼叫门。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当时是在反右派斗争刚结束，开展肃反、审干工作，处成立了领导小组，我是成员之一，任审查干部组组长，审干办公室搬到家属区3栋1门二楼，我从此离开了政治处。当时公安科一部分枪支也由我们保管，我们外调时，持《临时持枪证》，可以佩带枪支。派我去东北、上海、福建等地外调时，就给我配了一支'五四式’手枪，有枪可以壮胆、防身。如在辽宁省章武县农村外调时，回来时已天黑了，据老乡说这里有狼，我把五四手枪的子弹上了镗，以防万一，’'真壮了胆拉’。除完满地完成了外调任务外，还有两件小事让我难忘，一是：我在福州时，在旧货摊上买了一个吉利牌刮胡刀架，至今还在使用；二是在上海时，想开阔一下眼界，看看大上海全貌，我上了国际饭店十四层偻、也叫云楼。在那里吃了一顿最便宜的西餐，在餐厅上看了全市风光，看见南京路上跑的汽车也只有火柴盒大小，算是开了洋荤、见了世面。

1956年底祖香兰同志从隧道公司东北工地调来建厂公司二处，我们准备结婚，当然这是我们俩人终生大事，我们想请假旅行结婚，可是当时的党委书记韩  铭，他不同意，只好因陋就简了。由审干办公室的一些同志帮助筹备，我们于1957年1月27日举行结婚典礼，婚礼只有审干办公室、政治处全体人员参加，共同送了一面大家签名的结婚贺礼。我连婚假都未休息，第二天照常上班了。

1958年11月28日生了大女儿，我也当爸爸啦。女儿生在大跃进超英赶美时代，因此起名为安超英。作为父母的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我们又在工地工作，又没有条件请保姆，只好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全托，每个星期接一次，接回来的孩子像傻子一样，经过一天的关怀安抚才恢复天真活泼可爱的形象，可是又要送回幼儿园啦，一路上哭哭啼啼，真叫我们痛心啊!有时因为生病在家休息,也只能把门反锁上一个人在家玩,身边无大人也无小朋友,虽然放在家中也不放心,也是出于无可奈何。由于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缺乏母爱和父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小大人’的性格。

1958年大跃进开始，成（都）昆（明）铁路第一次上马，我的工作随着成昆铁路“三上三下”的变化而变化。我的工作也是几上几下，动荡不安，也曾受过批判和斗争，几乎丢了小命。

1958年成昆线第一次上马，正是撤销工程局，并入成都铁路局，我们建筑处也改为成都铁路局第六工程处，住在眉山县城，我被派到成昆铁路夹江县指挥部任党委副书记，六处材料科科长朱兰芳任副指挥长，我们代表六处；地方夹江县副县长李尚德担任党委书记兼指挥长。当时的工程任务是：重点是修建三道拐大桥、立交桥和土石方工程。这段时间里我印象最深的事是：一是全党全民修铁路，地方挂帅，地方说了算。如名为加快铁路建设，地方个别人提出：要像打太原战役那样，用棺材装土炸药去炸土石方，而不用硝酸炸药，其目的是要把地方积压的土炸药卖给铁路；还有人提出：为了民工的安全，让铁路指挥部把县里积压的电工用的安全带全部买下，发给民工用。如果稍有异议，就给扣上右倾的帽子，那时工作真难办啊！二是当时粮食非常困难。给民工供应的粮食短缺，当地粮食部门用红苕顶替，还要民工自己到田地里去挖。我们当时粮食定量只有19斤，只有到县政府开会、汇报工作才能吃饱饭，因为那里不定量管吃饱；可是我们去县委汇报工作时，才发现县委那里在吃火锅等，看来有权就有吃的，只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到半年就下马了。

我回到六处，又派我到青龙场参加处工作组工作，主要任务是加快岷江大桥收尾工程，我以处团委名义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抢修筑岛围堰工程，把工地搞的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工程也提前完成啦，可以说工作做的有声有色。只是因所谓我在反右倾会议上发言不'积极’，处党委书记张忠毅同志就说我是思想右倾，真是无所适从。

1959年11月成昆第二次上马，我被派往成昆铁路峨嵋县指挥部任党委副书记，峨眉县县长牛垠山任党委书记兼指挥长，峨嵋县委工交部部长王志和任副指挥长。当时仍然是全党全民修铁路，地方上了5000多民工，组成了三个大队、十五个中队；另外我们铁路工人组成一个作业队，并抽调铁路技术工人到各个中队当领工员。当时技术负责人惠象环，技术员有：赵介秋负责一大队工作、赵序友负责二大队工作、陈晶生负责三大队工作，后来又调来水建如工程师；财务负责人陈锦庚（后来他任建筑处总会计师）。民工队负责土石方工程等；作业队负责大桥、隧道等重点工程。

峨嵋指挥部工程任务是：峨眉县境内成昆铁路的土石方、大桥、隧道等工程，三个大队分别负责峨眉县双福 、峨眉、燕岗三处重点工程。虽然这支队伍看来很庞大，但是生产能力不强，原因之一是民工中年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才十几岁，少数中年人体力也不强；加之当时生产工具缺乏，工作时几乎全部是肩挑背扛，连鸡公车都少有，当然工效上不去，我们只有硬着头皮实事求是的上报，每日调度快报上，我们都是最后一名受批评，当月底收方时，我们峨嵋指挥部又是前一二名受表扬。那当时虚报浮夸盛行，我们指挥部新上任的副指挥长是峨眉县公安局局长陈昌德同志，为人正派、敢说实话、敢承担责任，他同意我们仍按实情上报，不图虚名，认可二十九天受批评，一天受表扬。对我来讲确实减轻了政治压力，更使我受感动的是：乐山地委召开反右倾会议上，地委工交部长问陈局长，你们峨嵋指挥部铁路干部怎么样？如果右倾思想严重，立即通知调来批判。陈局长回答说：还好。我免遭一次大会批判。那次会议上，夹江指挥部铁路干部谢奎同志受到了大会的批判，并在大会上宣布撤职查办。

乐山会议后，形势更加严峻，当时的处党委书记赵  盾同志，来峨嵋检查反右倾会议贯彻情况，批评我们修建的峨眉河大桥进度迟缓，右倾思想严重。当晚召开大会宣布：作业队队长、党支部书记撤职当工人。第二天早晨我看见队长、支部书记都去打'道渣’啦，真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呀，我心中为他们鸣不平，也是敢怒不敢言啊！修建一座像峨眉河这样的大桥，缺设备、少材料，让作业队怎样完成那种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就拿开挖基础、围堰来说吧，地下水很多，只有两台抽水机，不是机器故障，就是没有柴油啦，只有打打停停；还有钢材、水泥、沙石等材料都有缺口；交通工具问题更大，只有处汽车队两台奥斯丁'老爷车’，不是汽车抛锚了，就是司机思想出问题啦。虽然我们大家都吃不饱，指挥部地方同志还是千方百计搞到一些吃的东西，保证司机吃饱，否则汽车又要'趴窝’啦。我们指挥部和作业队都是尽力啦。我虽然认为对队长、书记的处分是不公平、不合理、不公正的，可是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我深知对此事我也是罪责难逃。

书记回处后,就通知我去处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乐山地委工交部何部长(他又是我们陈正洪处长老部下)亲自参加指导下召开的.我被大会点名批判为:右倾思想严重，大会小会检查批判。虽然我精神压力很大，吃不好、睡不好，但是从我内心来讲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为了保护处头头过关，只有批判我们下边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羔羊’罢了。我内心没有把它当回事。

我受批判后，恐怕没人愿意接替我的工作，又让我回到指挥部工作，经常是晚上参加乐山地委等电话会议，有的会议开到深夜一点钟，早晨我要照常起床到工地工作，在峨嵋指挥部工作近一年时间里，最大安慰是：峨眉河大桥桥墩打出水面、峨嵋车站站场土石方工程基本完工、跨越峨嵋至乐山公路的立交涵洞也完工啦，总算有了成果，我也累垮了。我带病坚持工作，终于病倒啦，经常发烧，又加上腹泻，有一天我去厕所，指挥部秘书方继海同志（地方干部），他看见我走路打晃，他说我扶你去吧，我们下了楼刚到厕所边我就虚脱了，只觉的头一昏就什么也不知道啦。我苏醒过来后，我已躺在床在上，方秘书对我说：他看见我昏倒了，就把我背上楼来。指挥部领导知道此事，非常关心，给六处领导打电话，要求派车把我接回六处铁路医院住院。

医院派我爱人祖香兰内科医生来接我，汽车从峨眉县出发，汽车走到夹江县吴场、三洞村时，我又支持不住啦，不能走啦，祖香兰跑到当地卫生所借了注射器，给我打了葡萄糖针，才勉强继续前行，晚上11点钟才到达了眉山县六处铁路医院，住院后立即给我输液体治疗，算是挽救了我一次生命。我从死亡边缘又回来啦。我体会到:人要死去，太简单啦，眼前一黑忽悠一下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终生难忘的事啊。

病好后，因为并未完全恢复，所以没有让我回指挥部，把我调到行政处财务科任科长。命令全文摘抄如下：“成铁六处人（60）字第695号文  ：兹任命安惠文同志为财务科科长（副科级），自1960年12月1日起支付工资。  此令 ”，不久又任命萧思昆同志为副科长。不久党委书记赵 盾调走了，成都局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静海同志调来六处任党委书记。

1960年底成昆铁路第二次下马，六处的工程任务是：本着收缩战线的精神，把工程队伍从峨嵋县、眉山县撤到从成都狮子山到彭山县青龙场一线，负责这段工程的收尾工程，我经常到双流县境内白家、公兴、普兴等工点，帮助工程队工作，有一次下工地时正遇上铁道部文工团来工地慰问演出，工程队为了给文工团改善伙食，要吃包子，因厨房人手不够，我与工程队干部去帮厨，学会了包包子。

1961年3月6日，在眉山县妇幼保健站，祖香兰生了儿子安劲峰，我有儿子了。古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也曾经在日记中写过：'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可惜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掉了。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怀孕难、生育难、养育更难。大人、孩子都吃不饱饭，大人骨瘦如柴，孩子也是皮包骨，连头也难的抬起来，大人每天还要工作、学习十几个小时，实在无能为力啦，只好送回东北义县农村姥姥家去养育啦。他受到了姥姥、姥爷的宠爱，有舅舅、姨娘做后勤的保证，在小舅舅的保驾护航下，把他宠爱成为一匹横冲直闯在田野的脱缰的'小野马’。

1961年5月成昆铁路第三次上马，由于我的健康原因、或者因为被内定为'右倾’等原因，再没有让我到指挥部工作。仍然留在处机关工作，由于财务科有几位经验丰富的老会计，工作做的井井有条，无需我动手，我成了签名盖章地科长，我想我是学会计的，不能不管业务，所以我提出：我记总账，这样可以总揽全局，做到心中有数。可惜时间不长，于1961年10月我就被调离了六处，没有完全实现我的计划。

综上所述：我在建筑处工作近八个年头，我认为我在工作上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思想上是忠于党、忠于事业，始终与党保持一致；在作风上是正派的、大公无私的；在经济上是廉洁自律的；在人际关系上是凭党性办事，无害人之心，也无妨人之意；我不会也不做啊谀奉承的人，更不愿做卖身投靠的人。可是为什么我总是受到排挤和打击呢？至今'百思不得一解’。在我写自传中边写边回忆，回想那时我太天真无邪啦，太幼稚可笑啦，真是书生气十足。竟全然不知自己在受打击、受排挤，当时我是无怨无悔的工作，甚至同情处领导，认为他们也有难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被定为'右倾’，并且整理了黑材料装入档案。我真是麻僻大意呀！因为我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当甄别时，我才大吃一惊，我已经被内定为'右倾’、整理了材料装入档案。靳学贵同志代表甄别小组谈话：你的右倾问题已甄别平反，材料也撤出档案销毁啦。我只表示相信组织。

事实上不仅我被打成右倾，连我爱人祖香兰也受到了牵连，她当时在夹江县指挥部保健站当站长，也被内定为'右倾’、整理了材料装入档案，也是甄别时才知道的。不仅如此，她怀孕八个月，带着一个大肚子被下放到距离处机关最远的地方峨边县轸溪乡工程队保健医，当时我们还认为是工作需要，并不知其中的奥秘啊。

不仅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迫害，连生活上也受到了歧视和迫害，我们调到眉山县前，我们在成都铁路新村二栋有一间住房，我们俩回成都时可以住，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家被房管所查抄了，房子分给了其他人，家具也被收了，我的衣服被子也被拉到库房里保存。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我回成都发现后，向六处领导反映此事，也是不理不睬，从此我成了无房户了。

这八年我是糊里糊涂、懵懵懂懂、跌跌撞撞、病病歪歪的走过来的；也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走过来的。

2003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