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任陕甘学政时（1873—1876）的金石椎拓活动

摘要：吴大澂在近代以来金石学研究上是有突出贡献的，无论是收集整理古器物，还是椎拓拓本都为金石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资料和研究方法。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可以说是他官宦生涯以及金石生涯的一个关键时期，无论是藏器还是学术交往都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如西北诸多古碑与古器的发现、与陈介祺的交往等。但是在这一时期吴大澂的金石椎拓活动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主要是在一些基础条件上，即拓工与访碑人难求、好纸墨难求。从拓工、访碑人的寻求与纸墨的价格上从而分析拓本的价格以及当时拓本除了用来分赠好友外，还用来售卖以资拓费。

研究晚清金石学、文字学、印学以及古器物学，吴大澂（1835—1902）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其一生倾注于古物鉴藏与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所编著的《说文古籀补》《字说》《愙斋集古录》《古玉图考》《周秦两汉名人印考》《十六金符斋印存》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参考，对后世有较好的学术影响。吴大澂一生所收藏过的古器物难以数计，且好于研究，“以究三代圣人作述之微，存三代形声之旧”[1]，并刊刻、椎拓以分诸好友。金石拓本作为晚清碑学较为发达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它为古器物的分享与研究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全形拓的出现，使研究者能较好的体会器物的形状以及气韵。可以说金石拓本，包括全形拓，是研究金石学最为核心的资料。在晚清民国，金石拓本也成为了金石家门馈赠朋友的佳礼，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获利或增加收入的手段。吴大澂一生请人以及自己椎拓金石拓本，包括全形拓在内都较多，这些金石拓本也为其在学术研究上提供了较多的便利。

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初一，吴大澂奉旨任陕甘学政，十月便到陕西，至光绪二年（1876）十月任满南归，三年时间，对于吴大澂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重要的时间段，第一是与陈介祺（1813—1884）有了联系，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金石之交，无论是器物的鉴藏、研究、椎拓，还是文字的考订，还包括书画、篆刻的学习上都受到了陈介祺的影响。第二是这一时期吴大澂收集到了许多重要古器物，如愙鼎、史颂簋、师奎父鼎、父癸簋、父辛簋、微子鼎等，尤其是愙鼎为吴大澂所尤重宝，这是“愙斋”名号享誉后世的开始。第三，此时段是吴大澂寻古仿古较为典型的时期。[2]此时对于古器物的收集以及学问的增长，为后来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而这三点都离不开吴大澂的金石椎拓活动，包括全形拓在内。但是对于金石的椎拓需要有好的拓工、纸墨等。吴大澂在任陕甘学政期间，所访古物以及学术交游都是非常不错的，然而在拓工以及工具材料上他却遇见了不少麻烦。任何事情，麻烦的解决往往是一个新的起点，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是他官宦生涯的开始，从此较好地迈在了金石研究的道路上。陕甘学政期间打通了许多人脉，为其以后西北古物的寻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本文主要从拓工、纸墨、拓价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而且主要是针对其在陕甘学政时期的拓工雇佣、纸墨寻求与利用、拓本价格以及拓本的收售来进行讨论，希望能揭示金石活动再本真的形态，以及金石活动中最为贴近生活的一面。

一、拓工与访碑人

吴大澂到了陕西以后就开始到处收罗金石古物，并寻觅拓工以及椎拓所用材料，在第一次给陈介祺的心中他提到：“晚谬以菲材，忝司教铎，问邠岐之风土，揽丰镐之人文，輶车所历，亦时策骑荒郊，流连古道，偶访汉唐碑碣，以弇山尚书《金石记》所载，按图而索，十不存五。自遭回劫，古刻销磨不少，按临郡邑，有司呈送碑拓类多常品，纸墨粗恶不足以呈鉴赏。沙南侯刻石及敦煌《仓颉》《石门颂》各种，当觅良工精拓陆续寄呈。”[3]吴大澂所到之处都留意古物，从信中可以看到，吴大澂的是尽力去寻访、搜罗，“策骑荒郊，留恋古道”是其常有的事。吴大澂还拿毕沅的《关中金石记》寻索金石古刻，可见其用心。另外提及他送给陈介祺的拓本因为纸墨不好，觉得不好意思，可见对于椎拓拓本所用的工具的讲究，也还包括对于拓工的要求。纸墨的好坏自然影响着拓本的好坏，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拓工技术的精良以及细心与否，所以吴大澂对于椎拓技术以及椎拓材料、工人都较为关注。

关于吴大澂与拓工，白谦慎教授在《吴大澂和他的拓工》中第三部分《吴大澂和拓工》，专门讨论了吴大澂在任陕甘学政时所请的拓工情况，其言：“吴大澂在陕西除了雇石门张懋功访碑拓碑外，有时还雇省城的拓工拓碑，而张懋功所拓胜于省城拓工。”[4]

吴大澂在陕甘时，最令其苦恼的一件事就是拓工的寻觅，曾多方打听，而不能得良工。他初到陕西不久，在寄给陈介祺拓片时说：“十月下旬由袁官詹处递到惠缄，适值出棚，按试凤翔，次及乾、邠二州，所订幕友均尚未来，仅偕襄校二人，黾勉从事。”[5]幕友中除了襄校官外，他应该想寻得能帮助其寻觅、研究和椎拓古物的人，如后来认识的陈佩纲、黄牧甫、尹伯圜那样的人物。此时找来的张懋功，从吴大澂和陈介祺的通信来看，他主要是拓碑，信中言：

成县距裦城七百里，西狭颂五瑞图、耿勋碑均遣石门张懋功于明春二三月间往拓。[6]

附呈唐公房碑、仓颉庙碑二分，想尊处必有旧拓精本，不足尘鉴，而此间拓手之不精，即此可见。唐公房碑阴尚有数行，十字属其一，并椎拓得碑阴一分，其意以为寥寥数行，殊不愿拓，亦属可笑。明年当遣张懋功拓之，必可稍精。裦城距城固不远，略阳郙阁颂亦当遣拓。石门工价向不甚昂，给以倍价，尚听指挥。省中拓工小卢较广，激励之亦复如是。唐公房碑亦系省城拓手随棚买帖者，属其往拓十分，渠竟拓二十分，而不拓碑阴，愚而愎，大率类是也。[7]

吴大澂比较赞赏张懋功的椎拓技术，西狭颂五瑞图、耿勋碑、唐公房碑、仓颉庙碑是西北较为有名者，吴大澂比较重视，而自己能到西北任官，正是有机会能拓得好的拓本，然苦于“此间拓手之不精”，又对于所拓碑版多有挑剔。在此可以看出吴大澂对于拓工的要求，以及陕甘地区良工难觅的苦楚。对于张懋功的椎拓技术，在当时应该是比较有名的，此间潘祖荫也曾致信询问：“闻遣张懋功往精拓裴岑及获碑，此说确否？果尔，务赐一纸精本，至祷，至祷。兄所患未愈，岁暮无暇，古缘亦薄，所望吾弟之慰我輖饥耳。仓颉、广武将军、唐君房亦求精本及阴，必有以报，非虚言也。”[8]这既是对于裴岑及获碑的渴望，同时也说明他们都对张懋功是较为认可的。当然吴大澂所谓的“遣张懋功拓之，必可稍精”的话也不无宣传之力。王蓬在《大开通·汉中交通文旅纪事》中说，张懋功是褒斜道南端谷口近三华里处张家石院的人，此地人多为石匠出身。因为褒斜道摩崖石刻的缘故，此地常有拓碑人来往，张懋功在此遇见关中拓碑人陶修人，而随其学习拓碑。[9]张懋功因拓碑技术精湛为当时人所重，光绪八年（1882）潘矩墉《游石门道记》记载：“邑人张懋功，精音律，能氊蜡，善与人交。”[10]且而今张氏后人亦有不少椎拓技术精良者。

吴大澂与张懋功认识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六日，其《石门访碑记》记言：“汉中试事毕……循江北行……忽闻岭上人语声，隐隐在丛莽间，则打碑人张懋功也，懋功家在石门东去数百步，然可望而不可至，度岭而下约二里余，危崖陟绝，攀萝直上，如猱升木，在其颠，崄窄处仅容半足，虽太华苍龙岩不是过矣。夜宿张懋功家，风雪满山，江声如吼，终夕潺潺不绝。”[11]这次石门访碑吴大澂见到许多古迹，认识了张懋功，并在张懋功家住了一晚，在临行之际“遂以舁石事属诸张懋功”[12]。

吴大澂对于拓工张懋功比较比较重视，但是从其所拓来看，张懋功主要为其寻觅和拓摩崖碑版，曾另有记言：

前月游石门，风雪中攀萝附葛，访得永寿刻石数行及鄐君开通裦斜刻石尾端残字，亦一快事。惟属打碑人先拓数纸，一月有余尚未寄来。此石犹在疑似之间，然以鄙意度之，崖石摧裂其文，必无磨灭之理，又与河流相距四五丈，必不致沦没水中。从者云字在下面欹处，似非妄语。若在仰面，拓工必早见之。所以迟迟不奉书者，欲得此以博雅鉴耳。永寿石刻甚浅，又极平漫，几为宋人题名所掩，寄呈二纸，有数字不可辨，乞审定之。石门铭、石门颂、杨淮表纪、鄐君石刻四种，曾以宣纸佳墨遣工精拓一分，较胜旧拓。汉中宣纸不可得，遍购得五十余纸，可拓三分，俟第二分拓到即以奉寄。天寒墨冻，未识年内能即拓否。[13]

此中所提及的打碑人就是张懋功，拓碑之事是吴大澂访石门时所嘱。从这段文字中还可以看出张懋功的拓碑能力是非常不错的，这不止是椎拓技术的问题，还需要有对古碑认识的能力，曾嘱咐拓碑，而时隔一月有余未寄至，“永寿刻石数行及鄐君开通裦斜刻石尾端残字”为吴大澂所重，然“永寿石刻甚浅，又极平漫，几为宋人题名所掩，”不容易辨识，所以对打碑人而言也是需要一定的认识能力以及椎拓技术。再就是关于“石门铭、石门颂、杨淮表纪、鄐君石刻四种，曾以宣纸佳墨遣工精拓一分，较胜旧拓”，还曾记录到：“石门铭、杨淮表纪、石门颂均刻门内，石壁凹凸不平，铭（颂）文完善无缺。表纪第六行“约身”上一字全泐，为石灰所填，独王远书铭（颂），石多绽裂，摹拓较难。近遣张懋功精拓一本，较王氏《金石萃编》多三十七字，又半字三，又辩正《萃编》误字五。”[14]“又有宋摹刻《兖雪》二处，其原刻在江中巨石下，湍流迅急，舟不得近，隐约可辨，相传为汉刻，旁有“魏王”二小字想系宋人伪刻，此石久湮水中，水落始见，近年张懋功访之始有拓本。”[15]这都充分反映了张懋功金石认识能力与椎拓水平，也是因为有吴大澂的一再认可与宣扬，而使得张懋功的名声越来越大。

另外一位是罗秀书，字西屏，陕西富平人，任褒城知县，著有《褒谷古迹辑略》。吴大澂至张懋功家的第二天，“黎明，县令罗君遣舟来迎，遂渡至石门”[16]。罗秀书所著《褒谷古迹辑略》由吴大澂题签，罗秀书并非拓工，但是罗秀书为吴大澂访碑以及认识拓工张懋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值得关注的是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序》：

壬申夏，楚黄司马万少邨……又约少尉徐保山，三人鼓枻入谷游，遂玩玉盆，看衮雪，访鄐君碑，以次石门，见东西两壁，汉魏古迹林立……又摩苔拂藓，新得汉永寿间李君表、前魏景元间李苞修阁道真迹、曹魏王衮雪二大字、西魏贾三德跋语，皆千余年无人知者，居然干将莫耶出关气数，相与惊喜，叹为眼福，不胜古今遇合之感。虽西汉高隐郑子真有‘石虎’，然名疑晏袤书，真赝莫考。北魏之王远《石门铭》、南宋之《吴广安王诗碣》、晏袤各八分，皆书之佳者。其他题名题诗甚夥，俱宋元明清诸公毛笔，屡经摩挲，详读渐能成诵，始知志书之讹甚多。[17]

从此可以看出罗秀书是有金石之好的，而且石门许多石刻是他和他的朋友发现的，而且《褒谷古迹辑略》中收入了不少金石古迹，且有所考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吴大澂能到石门见诸石刻这里就有罗秀书不小的功劳，所以在吴大澂任陕甘学政期间所搜访金石古迹的工作上，应该是有罗秀书一份的。另外罗秀书与张懋功要好，张懋功与吴大澂的相识应该也与罗秀书有一定的关系。

在《石门访碑记》中吴大澂还记录了三位随行人员：

常熟华大成星同、颍川刘嘉德瑞齐、元和陆振之保善偕往，华君、陆君未至先归，独刘君及仆三人从。[18]

华大成，《江苏美术家人名辞典》记：“字星同，常熟诸生，清代书法家。性憨直，与人交落落寡合。平居敦品笃学，长于训诂。善擘窠书，尤精汉隶。曾迴腕作书，力透纸背。游历足迹遍天下，所至辄迎为上宾，稍不合即谢去。”[19]

刘嘉德，《安徽历史名人词典》记：“刘嘉德（1845—1922）清官员。字瑞齐，霍邱人。青年时曾入陕甘学政吴大澂幕，助理军政事务。光绪元年（1875），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后留任地方……晚年归居故里。”[20]左宗棠对于刘嘉德比较赞赏，言其“明干有为”[21]。

陆振之，“又大澂之至戚”[22]，应该是其夫人陆氏的什么人。

这三人中华大成估计不是吴大澂幕僚，而刘嘉德、陆振之应该是在吴大澂身边时间较长的人，且这两人应该也是有为吴大澂整理或椎拓金石。吴大澂曾记：

盂鼎四纸一并寄上，仍系俗工所拓，墨色稍浓，总不如法，此间拓手多自以为是，又不耐烦，以速为贵，教以先扑墨后拭墨之法，多不听从。幕友家人中亦能拓，而不能精。汉中如有良工，当令精拓。[23]

而此处言汉中如有良工，才能精拓，幕友家人亦能拓，但是不精。这幕友家人应该包括刘嘉德与陆振之，限于材料未敢断论两位是否有椎拓的经验，但是在访碑与整理研究上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吴大澂还曾请各地官员帮忙寻找金石、拓本、拓工以及照料所遣往之拓工[24]，1874年腊月十四日写信给甘肃巩秦阶道道员董文焕说：

褒城有张姓打碑人，椎拓尚工。拟令明春前赴成县访拓西狭颂五瑞图、耿勋碑各刻，恐需顾人搭架之处，欲先致书徐令派人照料。工价均已预给，想尚不致滋扰。承示河州哥舒碑尚未剥蚀，不谉彼处有无拓工，我公曾见拓本否？沙南侯获碑，近已函托史绳之廉访代为物色矣。[25]

这里说明吴大澂所认为重要的碑刻基本都是请张懋功前往椎拓，对于像董文焕这样地方官员的嘱咐，请之寻找拓本、拓工、访碑的事应该比较多。信中提及沙南侯获碑是请左宗棠帮忙寻找，且左宗棠还帮其请驻军哈密的西征将军前锋统帅张曜寻来了裴岑纪功碑。[26]

碑拓与金铭文、全形拓等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吴大澂也常叹息：“敝处苦无善拓友人。每见一器必手拓乃称意。然亦不如所寄拓本之精致也。”[27]有时吴大澂也自己椎拓，曾言：“所得砖瓦因仆人所拓未精，又苦无暇自拓，均未寄呈，心随少闲，悉数拓奉鉴赏。”[28]说明他有时是自己拓的，岐山县博物馆藏有吴大澂手拓全形拓四屏，有款曰：“吴大澂手拓并题。”分别钤印“吴清卿手拓彝器图识”“吴愙斋手拓古吉金并题”“吴愙斋手拓彝器图识”。[29]其题并印可以说明吴大澂自己常有椎拓，从存世作品来看，水平亦不低。

由此可以知道，吴大澂在任陕甘学政期间，最为赏识的拓工就是张懋功，且在拓碑上张氏的功劳最大，另外就是各地不少官员都为吴大澂访碑提供许多帮助。高级官员一般都有较大的权利与较为雄厚的资金，从而能得到地方官员包括地方有学者的配合与支持，这也是当时许多金石家金石活动中比较重要的也比较长用的一个方式，其实这种方式对于晚清访碑与金石学研究、金石家的交往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高级官员可能成为金石学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限于文章篇幅此不专门展开。

二、纸墨

陕西地处西北，晚清时并不发达，物资也不齐备。对于椎拓所用的纸张、墨对于西北而言是较为匮乏的，更何况好纸好墨，所以吴大澂常埋怨“汉中宣纸不可得”，纸墨不精，而且还比较贵。他在给陈介祺的信中说到：“此间料半纸每张一百余文，匹纸须三四百文，大者七八百文，将来拟向南中购纸，其值较省。东洋纸细而薄者亦可参用，颇受墨，采于摩崖尤属相宜。尊意以为然否？”[30]

吴大澂在此例举料半纸、匹纸的价格，《文房用品辞典》：“料半纸，宣纸中‘四尺单宣’之旧称。此纸在旧时以泾县老汪六吉纸厂所产者最为著名，故北方习惯称为‘六吉料半’，其纸属净皮单宣类，宜于书画，亦可加工为绘画用的半熟宣。”[31]《简明书法词典》：“匹纸，宋代皖南的黔州、歙州一带生产的巨幅纸称为‘匹纸’。明文震亨《长物志·纸》云：‘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32]料半纸色泽比较白，较厚韧性好，适合拓碑。匹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有些大的摩崖可以用此纸。但是在汉中买此类纸价格较高，在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二年（1876）银一两合制钱数在1700多文[33]，也就是一两银子也就只能买到匹纸大多两张，小的就五六张，而料半纸就十多张，当时平均米价大概是1.17两银子1石，1石为120市斤，即60千克，且以往一般普通百姓能吃到的米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按这个价格来看，汉中的纸确实是非常贵的。

另外就是东洋纸，即日本所造纸，晚清民国较为流行，吴大澂、陈介祺他们都常用，陈介祺曾在与吴云的信中说：“惠书中所言山东省可接续信件之处一纸，系用东洋纸之薄者，以之制笺极佳，乞即饬工以此种为之，既宜又经久，且薄软也。”[34]吴云也曾寄东洋纸给吴大澂以助之《说文古籀补》的写作[35]，吴云还曾在给吴大澂的信中提到：“又东洋纸一束，比旧时所用者不逮而比油纸则胜，现在沪上如此纸者已卖罄，将来只有讬驻东洋人购买当易易耳。”[36]这里应该是吴大澂向吴云求购东洋纸，吴云介绍当时东洋纸的情况，可见东洋纸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如此，东洋纸可能在起初并不是那么的价高，但当供不应求的时候，必然会价高。对于用纸陈介祺在《簠斋传古别录》中记：

昔用六吉棉连扇料纸，小名十七刀者今无之矣，今薄者名净皮，较昔固不能薄，尤不能软。纸料粗有灰性，工不良之故。张叔未有宋本书副页纸拓本至佳，以明罗文纸为之亦少佳。素方伯拓本，纸黄色，亦雅。今纸厚则粗，拓石尚可，拓吉金则不能精到也。[37]

吴大澂对于陈介祺所拓的拓本是比较认可的，常常在信中称之纸墨之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介祺确实在金石椎拓上有他自己的一套较为完备的方法，且多记录在《簠斋传古别录》里。这里讲六吉棉连扇料已无，而多用净皮，上文提及六吉半料也就是净皮的一种，说明当时六吉半料是他们常用的纸，也是较为重点选择的对象。陈介祺还在《拓碑》里说：

纸须棉料者方可用。大碑字大者用细洁皮纸，小碑字小者用细薄棉连纸（陕西毛头纸白净者即佳也）。[38]

拓碑用棉料较好，其中六吉棉料上文已经叙述了其在拓碑界的地位，此处所提及的陕西毛头纸，也叫茅头纸、迁安纸，以桑条皮为原料制成，其质地较为松软，纤维较粗，主要盛产于河北迁安县，不知为何陈介祺称为陕西毛头纸，也许陕西也生产此纸，如若陕西也产此纸，那吴大澂在陕西时应该也知道此纸，只是这纸只适合小碑字小者，而吴大澂所关注的认为好的碑都是较大的摩崖，所以他在给陈介祺回复其所索的拓本时说：“石门铭、石门颂、杨淮表纪、鄐君石刻四种，曾以宣纸佳墨遣工精拓一分，较胜旧拓。汉中宣纸不可得，遍购得五十余纸，可拓三分，俟第二分拓到即以奉寄。”[39]宣纸是安徽宣纸，而汉中太难寻觅，便购才五十余纸。

关于墨，吴大澂在给陈介祺的信中提到：

瓦玺拓五，并佳节墨之六释为六地甚当，或即市之湄，可备一说，即对亦无疑。[40]

此处所言节墨应该与龙节墨有关，韩天衡先生所著《文玩赏读》中有录吴大澂所制龙节墨：“楚国龙节为其收藏之一，吴氏以龙节形制成龙节墨以资纪念……《周礼·秋官·小行人》：掌‘达天子之六节，山国用虎节……泽国用龙节’。”[41]也就是可能当时制有“六节墨”“虎节墨”“龙节墨”，所言“六释为六地”也应该是对于《周礼·秋官·小行人》：“达天子之六节”之“六”的解释。但是对于拓金石所以什么墨并未提及，我们目前所见一些吴大澂所监制的墨来看，他基本还是比较推崇胡开文墨。吴大澂尝监制一笏墨，顶云边，正面仿汉砖体阳文“富贵长宜子孙吉”，下行书金字“胡开文正记曹镛臣题”，背署“光绪辛卯夏吴大澂监制”。[42]另外吴大澂代表中国参加中俄边界谈判，收回吉林长春要地后立铜柱铭文，1886年胡开文制“铜柱墨”。[43]胡开文墨自乾隆时始为世人所推崇，至今备受欢迎，晚清时各类墨名目众多但也未使胡开文墨在制墨行业里地位受多大下跌。吴大澂曾言“……泾县之纸，曹素功、胡开文之墨，远近著名”，也就是对于墨他就是比较认可曹素功、胡开文的。

但是对于拓碑，有时需要特殊的墨。吴大澂推崇陈介祺之拓本纸墨俱佳，其拓金石用墨也应该和陈介祺相似，陈氏曾于《拓碑》中记：

墨须香墨，墨细调匀，忌用粗烟。[44]

陈介祺提及“香墨”，吴大澂在给陈介祺的一份碑拓清单中也提到：

粗纸香墨拓西狭颂五瑞二分，银肆两。[45]

香墨是指加有药物和香料的墨，可作药用。属于松烟墨，质地较为坚硬，所以陈介祺注明不能为“粗烟”。用香墨拓碑，尤其是大的碑版常用的墨。

然而拓铜器铭文等所用墨不多，往往用墨较好，那么曹素功、胡开文等则是较常用者。

当然椎拓金石拓本还需要其他的工具，但都没有太多特别之处，主要是纸墨之精与否对于拓本的精与否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三、拓价

对于一件拓本，无论是碑拓，还是全形拓、铭文拓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吴大澂在任陕甘学政之时，到处访碑、访古物，同时也访拓工，从上文中拓工的寻访与利用其实耗费是非常大的。所以金石好友之间的碑拓所求都要支付一定的钱。吴大澂在与师友的书信中都有不少提及支付拓费以及索取拓费的文字。

吴大澂任陕甘学政期间，关于向陈介祺支付拓费，基本是讬王懿荣帮忙办理。吴大澂他们会存放钱到各地朋友处，就是为了因求索拓本、书籍等而好尽快支付。

吴大澂、陈介祺、吴云等人，他们对于金石古器的爱好与向往，非常真切，对于拓本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拓费较多，这也是上文论及纸价，吴大澂向陈介祺说明陕西纸价比较贵，最后问“尊意以为然否”的原因所在，其实也是在告诉陈介祺，拓本将收取的费用会比较高。我们检视吴大澂与陈介祺的书信，吴大澂在拓费上付给陈介祺的是不少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拓本的昂贵。吴大澂在向陈介祺求取琅琊刻石时说：

承惠琅琊石刻精拓，并碑侧一至，真从来未见“为之者”三字，旧藏各本皆已漫漶，忽如拨云雾而见天日，可喜可宝。并蒙代拓十分，尤感无既。属交苏亿年百金，取有回字附呈尊览，琅琊拓价，请于此款内扣留。[46]

代付苏亿年京平足银一百两，已由廉生处交到。市平足色玖拾两，除缴琅琊石刻拓价十两外，尚余平银弍两柒钱，暂存敝处，如秦中有付款，随时示及可耳。廉生交到緜连纸样甚为细洁，大澂已照样由苏购寄矣，并以附闻。[47]

陈介祺嘱咐吴大澂交苏亿年有百金，即银一百两，后来由王懿荣帮忙还到，京平足银和市平足色都是银票。吴大澂所求拓的琅琊石刻拓本十分，每分需要一两银子。陈介祺癸酉（1873）十二月立春后一日致子年书：

拓琅琊台秦刻约四钱一纸，捌钱一分，即可醵资有卅余分，二三月即可遣工前往拓毕。[48]

这是在吴大澂往陕西的前两年，那时拓琅琊刻石只要八钱一份，而吴大澂之后所付的是一两一份，而吴大澂在光绪二年（1876）五月廿四日给陈介祺的信后附有一个拓本价目：

裴岑纪功碑宣纸拓一分，银弍两，此种仅觅得二纸，自留其一。又常拓本，五分，银五两。拓手甚劣，惟道远难至，兰州间有售者，每纸一两，西安则并此无之。

宣纸拓石门颂少额、杨淮表记各一分，银叁两。

宣纸拓西狭颂五瑞图一分，银叁两。

粗纸香墨拓西狭颂五瑞二分，银肆两。

宣纸拓耿勋碑二分，银四两。[49]

从此中可以大致看出当时碑拓基本每份也是在一两银子的价格，大一点的稍贵。从这份清单来看，吴大澂交代了拓本所用的纸张甚至墨，是因为材料不同价格也不同。

对于铭文、器物拓、全形拓等的价格与碑版也是不同的，陈介祺在甲戌（1874年）十月十七日致拓工田镕叡（号雨帆）的信中例有一拓目及价：

钟拓十三纸，每纸五钱，计六两五钱。铎一纸，计三钱。鼎十八纸，三十余字至廿字五钱，计二两五钱，十三纸每纸二钱，计二两六钱。尊六纸，一，计五钱，五，计一两。犠尊三纸，计六钱。卣十六纸，二计一两，十四计二两八钱。壶一纸，计五钱。罍二纸，计四钱。鉼二纸，计四钱。爵四十四纸，计八两八钱。角四纸，一，计五钱，三，计六钱。觥二纸，计四钱。觚五纸，计一两。觯一纸，计二钱。㲃三十纸，百余字至廿字十六，计八两，十四，计二两八钱。斝二纸，计四钱。簠四纸，三，计一两五钱，一，计二钱。簋二纸，计一两。盉三纸，计六钱。甗二纸，计四钱。鬲三纸，计六钱。盘四纸，百三十余字至廿字三，计一两五钱，一，计二钱。匜五纸，二，计一两，三，计六钱。四耳㲃一，计五钱。区二纸，计一两。鋘一纸，计二钱。古兵三十三纸（剑二、瞿三、戈二十二、矛四、锻一、小干首一），廿字以上四纸二两，廿九纸每纸三钱八两七钱，计十两七钱。秦量权拓十四纸，权图一纸，秦戈一纸（集秦文如此，前人所无），每纸五钱，计八两。此次奉寄共七十两零，存银三十两。[50]

田镕叡是长期为陈介祺做事的人，装订、椎拓等很多事都有田氏处理，从此中基本能看到当时的古金器物的拓价，也足可见耗费之巨，拓价之高。又从吴大澂、陈介祺、吴云、王懿荣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到相互索拓的量非常大，如吴大澂曾索拓于陈介祺：

尊藏古金拓本，大澂所未得者，钟十一、铎一、鼎九、尊六、卣八、壶一、罍一、鉼一、斝一、觚四、觶十四、角三、爵四十五、十四、盘一、匜二、鬲二、簠一、簋一、盉一、鐱二、干首一、瞿三、戈廿六、矛五、一，又秦量权诏版全分，又汉器未得拓本十九种，均求随时拓寄，如有全分拓就者尤企，当讬廉生缴费，有重分者亦不必去，精品精拓不易得复者，亦皆自留，不轻赠人也。[51]

吴大澂此中所索皆是陈介祺所讬田镕叡所拓器目中物，此信写于乙亥（1875年）三月廿九日，应是陈介祺曾示及嘱咐田镕叡所拓器目，所以吴大澂才知道求取什么。但是吴大澂在此强调“当讬廉生缴费”以及“精品精拓不易得复者，亦皆自留，不轻赠人也”，也应该是有一定目的的。陈介祺曾与王懿荣有信言：

今年为东海关龚观察以八十金索去金文拓二百余拓，复以四十金属装为作十六册，编次题记，虽劳颇慰。素志年来，所费过多，不能不思藉此以传古人。又销秦石拓，又为足弟子振销《古玺印文传》，殊近鄙家所冀古人，知我而同好者又知其甘苦而恕之，且有以大偿其期望则自问亦可无愧。大雅之富收藏者，或不至投而无报，以无人可拓见复则文字之福，或可因良朋而益扩耳。拓事今年颇费调停，可见全交之不易，既劳心又伤财，将来自装册成，当寄鉴定。其有索者与否，听其自然而已，安得有如许大力尽收此片纸，褀亦安能有如许心力财力为此编为玩好之供。止期成得一二十分，留俟异日其人之传尔。自己未尝不想刻而不肯将就，钩刻任其失真则僻陋之至。难事是以仰海内君子而不自私以求传也，区区之心，唯我廉生能亮之耳。[52]

陈介祺在此表达了他对于椎拓、装订等事的辛劳与不讨好之后的心情。所以对于索拓，陈介祺并不希望投而无报，至于“以传古人”自然是大多数文人学者的一种学术理想或者志向，然而再陈介祺此处的语境中似乎有点自我安慰的意思。当然需要肯定的是，陈介祺确实是一个细心，高要求的人，从陈介祺手中所出来的无论是拓本还是刻印的书籍等都是非常精良的。陈介祺的用心自然是希望有好的回报，也希望能传之久远，为人所受益。所以吴大澂常强调“缴费”与“不轻赠人也”。另外，陈介祺提及销秦石权，为陈子振销《古玺印文传》，这是以金石为生意。陈介祺反复说劳心伤财，不能以心力财力而供人玩好，但是他又说“有索者与否，听其自然”，这里的索者，我们可以理解为买家，且是像吴大澂这样的买家，吴大澂有一次索拓：“昨以百金寄廉生，讬其转达，除缴古玺剪贴本及石拓二分价值外，尚余八十余金，聊助拓费。”[53]吴大澂官位较大，收益应该也是较为可观的，八十余金的助拓费也算不少。故而陈介祺所出拓本的精良也应该有商业意识的成分在。且吴大澂在任陕甘学政时就曾为陈介祺卖金石拓本：

簠斋老前辈大人阁下，十八日由廉生处寄到去腊惠缄，并吉金拓二分、秦诏瓦拓三纸，同日奉到四月朔日手复赐寄瓦玺拓五、秦诏瓦拓二，开缄伸纸笑与抃会。前寄拓费百金，知蒙詧入。此次属销二分，自留其一，馀竢销去，再寄值。藏器之精，纸墨之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非好之真不知拓之贵，亦不知精拓之难。[54]

吴大澂收到陈介祺所寄拓本，并言及陈介祺嘱咐帮忙卖出去两份拓本，并会把钱给陈介祺寄去，由此足可以证明当时金石家就有以出售拓本挣钱，这也是上文中陈介祺嘱咐田镕叡要拓那么多拓本的原因所在。吴大澂曾有书信致王懿荣：

尚有拓工寄售西狭十分，亦均有额有题名，常纸墨拓亦尚精好。已寄胡子英代售，都中金石家想必争先快睹也。[55]

由此更能看出当时销售拓本是常有的事，且吴大澂还在此表达出他对于时人对拓本的需求与喜好，而能较好地发现商机。所有对于金石家之间索求拓本，有时同一件反复索求数次数本，这除了分赠好友，很多时候也是为了买家的需求。

关于拓本的买卖还涉及题跋，陈介祺在给田镕叡信中有言及：

蔼翁属装之十六册（均大概补齐），昨晚亦适题毕，当即令徐凤岐妥收入箧（不甚大），封交永祥号妥寄，其尾项寄到，缺二千有余，亦是小事，不必周折矣。[56]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传世的拓本上密密麻麻的题了很多字，有些确实是题写的研究内容，而有许多只是为了使之增色、增值而已，这种题拓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风尚，一直延续至今。

余论

金石拓本的价值首先是体现在金石的内容上，即对于经史、地理、民俗等学问的研究有所裨益。清代金石学发达，学者较多，且做出了较大的成就。但对于金石学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金石拓本，它不止成为学术研究中重要的资料，还成为了学者、文人在艺术上的一种表现方法，由金石研究而增加了更多的意义。尤其从销售拓本而言，金石拓本的题跋以及与绘画的结合、各种花样拓法，是雅玩，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商业活动的行为。在我们今天的收藏界，金石拓本的收藏依然是备受欢迎的，而吴大澂、陈介祺等人所传世的拓本则是今天备受瞩目者，其价都非常之高。但是无论是对于金石学的研究，还是欣赏、收藏，金石拓本确实都是有非常高的价值，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深度与高度，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文化追求和表达方式，中国金石学与金石拓本可以说承载者中国文明中坚不可摧的文化意识与精神。就如陈介祺所认为的：“后人所不知圣人之事有二，古文字其一，道理其一也。圣人之心，能尽其自然之性，尽天地万物自然之性。”[57]而其所认为能探测古圣人之心者由古器、金石以传。所以研究金石也是在探寻中国古代的哲学精神，以助人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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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2]张俊岭：《吴大澂的金石研究及其书学成就》，暨南大学，2005年，第11页。

[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5页。

[4]白谦慎：《吴大澂与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6页。

[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6页。

[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9-30页。

[8]白谦慎：《吴大澂与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9]王蓬：《大开通·汉中交通文旅纪事》，西安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182页。

[10]冯岁平主编. 《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

[1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32-33页。

[1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40页。

[13]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4-25页。

[1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36页。

[1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34-35页。

[1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33页。

[17]冯岁平主编. 《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174页。

[1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40页。

[19]汤永炎.：《江苏美术家人名辞典》，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2017年，第114页。

[20]《安徽历史名人词典》编辑委员会编 ：《安徽历史名人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年，第847页。

[21](清)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出版，2014年，第503页。

[22]吴大澂《吴大澂书信四种》，凤凰出版社出版，2016年，第60页。

[2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72页。

[24]白谦慎：《吴大澂与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25]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吴大澂书札》（稿本）。

[26]白谦慎：《吴大澂与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2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49-50页。

[2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81-82页。

[29]王文耀，徐永卫：《吴大澂铜器全形拓鉴赏》，《收藏》2007年第12期，第115页。

[3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6页。

[31]瞿冕良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出版，2009年，第104页。

[32]段成桂 陈明兆编：《简明书法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97页。

[33]吕臻：《清代银钱比价的历史演变》，中共中央党校，2005年，第56页。

[34]陆明君：《陈介祺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第273页

[3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七辑，吴云：《两罍轩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825页。

[3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七辑，吴云：《两罍轩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793-794页。

[37]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簠斋鉴古与传古》，文物出版社， 2004年，第11-12页

[38]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簠斋鉴古与传古》，文物出版社， 2004年，第19页

[39]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5页。

[4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108页。

[41]韩天衡，韩回之著《文玩赏读》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42]欧初《五桂山房集》，广大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3页。

[43]胡成业：《徽州的胡适》，文汇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

[44]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簠斋鉴古与传古》，文物出版社， 2004年，第19页

[4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105页。

[4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0页。

[4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31页。

[4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七辑，陈介祺：《簠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798-799页。

[49]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106页。

[5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七辑，陈介祺：《簠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952-955页。

[5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59页。

[5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七辑，陈介祺：《簠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80-284页。

[5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95页。

[5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二辑，谢国桢编：《吴愙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102-103页。

[55]吴大澂《吴大澂书信四种》，凤凰出版社出版，2016年，第153页。

[5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七辑，陈介祺：《簠斋尺牍》，文海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934页。

[57]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簠斋鉴古与传古》，文物出版社， 2004年，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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