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学，怎么做量化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文本分析为例
本期荐读文献
Lee, Monica, and John Levi Martin. 2015. “Coding, Counting and Cultural Cartography.”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3(1):1–33.
一提到“文化社会学”，好像就是“软”的——叙事、戏剧、象征……。于是，也顺便认为方法上是质性或历史的。并不是这样的啦。议题和方法，没有固定、一对一关系。其实，大数据或定量方法也常用在文化研究上。
像之前推送过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Nick Crossley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借鉴于象征互动论与社会运动研究，多用的是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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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学也一直有形式主义、走量化的一派，尤其占着Poetics这本期刊（包括把布迪厄的理论量化）。反过来，如果看英国的Cultural Sociology和美国的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确实少有这本期刊那么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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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代表人物，像芝加哥大学的John Levi Martin和加州大学圣迪亚哥分校John Mohr（最近去世了），引介和发展topic models, clustering analysis等方法。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也有发表过类似文章，比如2019年发过篇“The Geometry of Culture: Analyzing the Meanings of Class through Word Embeddings。”
他们特别重视的问题意识是：“你说文化这么重要、能解释这解释那，告诉我要怎么测量？”所以，Mohr的遗著（编）Measuring Cultur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0），目录见下：
下面，就介绍John Levi Martin和他的学生Monica Lee（毕业后到facebook当数据科学家了），对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文本的形式主义分析——“文化制图学”（Cultural Cartographies）
问题：如果你认为真有的“法兰克福学派”，怎么测量出“学派”？
假设：如果一个单词长得一样（如reason）那在不同文本里，算作一个意思。当然，大家都不会完全接受，但他们也说这是现阶段能做的了技术手段了。
方法很简单，数数：看看不同概念出现多少次！那些出现得多，就会突显出来，整个复杂的文化文本就剩一些关键概念图了。不妨先看看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一书第六章：
据说，哈贝马斯要从叔本华吸引资源、重建新康德式式理性与伦理理论。但是通过分析这个关键一章，连叔本华都没提到。所以这个所谓的文化解读就被否决。
再拓展分析一下：如果真有“法兰克福学派”，我们可以假设不同学术世代间有传承关系。比如，阿多诺、霍克海默讨论的主题、概念，也会在哈贝马斯（第2代）和霍耐特（第3代）身上体现。但世代不同，发展肯定也不同。
这话说得容易，但怎么测出来呢？再数数！看看下面这个结果：
太复杂了？那简化下：
黑线：三代学者都共享的学术概念（假定有同样意思啦）
短虚线：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共享的学术概念（还带有人名了）
长虚线：霍克海默/阿多诺（第1代）和霍耐特（第3代）共享的学术共享
如此一来，当然可以说他们有个学派，你看短虚线里都高引了第1代作者。同时三代核心都在探讨social/nature/reason的关。
作者Monica Lee还真的去问了霍耐特，结果霍氏确实我们批判理论就是研究“理性”这些东西的。
这是内部分析，再拓展一下看看。曾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但被驱逐了的：《逃避自由》的弗洛姆。他对弗洛伊德的诠释和法兰克福学派会有不同吗？但真的有怎样的不同？测量出来看看
在他们的文本，通过和“弗洛伊德”邻近于一个段落的众多词汇中，挑选出top100个词汇，然后看不同作者间重合度。阿多诺的《Notes to Literature 2》一书和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只有8%的重合度，但是《爱欲与文明》却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书有30%的重合度。
文章来源：Sociological理论大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