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朱一旦和他三线小城的员工们
来自佳木斯的快递员老四，凭借生活赋予的洞察力被称作“东北观察家”；驻守淄博的创业者朱亘，演活了“枯燥总裁朱一旦”；“普通女孩”李雪琴，凭自己的喜剧天赋杀入脱口秀大会决赛；一口贵州方言的毛毛姐，用略带癫狂的表演为数千万粉丝带来“分裂式”的快乐；日复一日劳作的农民王业坤，突发奇想将物件一个个垒起来，展示出寓言般的、“无聊的”平衡术，被誉为“行为艺术家” ……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让千千万万普通人生活中的闪光时刻，同样可以被看见，他们的创作与坚持，引发了小小屏幕另一端无数感动与共鸣。
这个九月，《时尚先生Esquire》联合抖音用10位“素人”重新定义了封面：在平凡生活中创造超越性价值的普通人，同样值得被这个时代记录。他们是真正的“生活英雄”。
“为了不做朱一旦，我一直竭尽全力”
夜里9点，山东淄博的烧烤摊生意正盛，朱亘坐在拼凑起来的长条桌中间谈笑风生，身边围绕着一群略显拘谨的员工。与那个精准控制嘴角弧度、似笑非笑的网红朱一旦不一样，朱亘是活跃而有亲和力的，他照顾着席间每个人，记得每个员工的名字，酒量，婚恋状态，癖好八卦.......在生活里，他从没开除过十佳员工、当着销售冠军的面奖励销售亚军，更不可能随意操纵别人的命运。
他不断强调，成为朱一旦确实是自己人生里的旁逸斜出，“是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之前，朱亘甚至很少看短视频，他更习惯看美剧和英剧，《实习医生格蕾》追到了最新一季。网红在他印象里总归是“偏负面”的词汇，他时常挂在嘴边的是贸易、材料、矿石。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王星越是朱亘多年的同学，据他说， “当时就当成副业，投上点钱，找上一帮青年人干干，行就行，不行就算了。”他们找来的第一个员工是玲姐（后来在视频里扮演马小玲），负责唯一的业务：招聘。但招来的年轻人和他们想象中相距甚远，“能力不行，上进心不足，学习能力不够”——没有人懂自媒体到底要怎么干。
两位合伙人只好托朋友的关系，坐动车到济宁、烟台，再飞到杭州去，学习人家的经验。玲姐说，最开始公司的业务主要在自媒体里发文章，赚取稿费，拍摄短剧《C座802》已经是2018年底的事情了，放在西瓜视频上，几百万播放量能拿2万的流量分成。盈利远不及整体投入成本。
和很多摸着石头过河的创业公司一样，朱亘的公司开始了花样翻新的各种亏损，但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在弹尽粮绝之前，他们的一款短视频——《朱一旦的枯燥生活》火了。
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记得这一天，2019年6月11日。他们在抖音上传了《朱一旦》系列的第一条短视频，没人知道命运的拐点始于这一刻，同事们甚至第二天上班才想起来关心一下这条短视频的数据，结果打开抖音一看，点赞量已经破了20万。抖音粉丝量在迅速攀升，“一直涨，一直涨，几条发出去有5、60万（粉丝），再之后有破百万的趋势。”大家开始在办公室尖叫，“这个火了，这个火了！”
短短几个月之间，穿着POLO衫，戴着劳力士的富豪朱一旦迅速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流行符号，连朱亘在新西兰留学时的大学同学都发微信给他：我靠，老朱，是你吗？
烧烤架下，炭火渐渐衰弱，酒足饭饱的员工们默默刷起手机，只有朱亘断断续续地招呼着大家维持着桌面上的热度。经常有邻桌的客人认出他，跑过来要求合影，他都很配合，一遍遍对着镜头露出手腕上的劳力士，但脸上的“似笑非笑”却越来越显得疲惫。
出名之后，他承担了更多的应酬，还经常需要自己出去谈业务，每个人都要求他亮出劳力士、似笑非笑，久而久之，他已经忘了痛快淋漓的大笑是什么滋味。
导演张策缺席了晚上的这场聚餐。他是朱一旦账号的编导、配音，朱亘口中的“天才”和“灵魂”。几天前，他向朱亘提出休假，带着妻儿去了内蒙古，因为连续的创作让他处于脑力枯竭的临界点。“现在是完全没有状态，就像篮球运动员没有手感一样，怎么投都投不中”，第二天，我在公司见到了旅行回来的张策，他却没有时间多说，因为他要赶稿一个商单，隔天交给甲方，而电脑文档上仍然是一片空白。
张策说，休假的这几天，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忘记写剧本这件事，但它仍然出现在每个空隙。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没必要把每个作品都做好。张策不同意，也不允许自己趋于平庸。如果按照百分制，他要把剧本做到70分以上才能过自己这关。
前几天，新媒体运营萍萍在公司的员工群里发了一份文档，她对各个账号做了评估，梳理最近的粉丝数据，发现有下滑的情况。看到文件时，朱亘正坐在北京摄影棚的化妆镜前，他赶紧叫助理海藻把群解散，不让更多的人看到文件。
朱亘后来这样解释，“数据波动很正常，没必要放大数据的影响，会给大家带来很大压力。”
提升的急迫性与消失的创作欲
《朱一旦的枯燥生活》更新到三四十集时，新的“原创梗”开始折磨张策，他讨厌不停地把小人物“送去非洲”、重复开除“十佳员工”。所以只能在形式和剧情方面找突破，紧跟热点事件。视频百期之后，张策开始乏力，“最初的强设定会反噬你，慢慢就把自己搞得心烦意乱。”
视频爆红之后，商单很快找过来。抖音粉丝量100万时，他们的要价是一条10万，而在当时，很多几百万粉丝的大号要价还不到一半。如今这个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接商单成为公司最主要的盈利方式，张策必须不断输出内容，朱亘必须继续扮演朱一旦，因为他们无法停下来。
《朱一旦》刚火起来的时候，张策的孩子刚刚出生，媳妇张策妻子干脆辞职，成为全职主妇。张策把老家聊城的房子卖掉，对妻子立下豪言壮语，“你给我三个月时间，干不成，我该干啥干啥去。但这三个月你别打扰我，我12点回来，你别抱怨我，我是在干一个大事。”当时，张策决心把朱一旦做成全网头部账号，所有人都充满斗志。
一年过去，他们更新了300多部短片。这什么概念呢？平均一天半就得拍一个片子出来，从编剧到导演到配音，再看评论，接受赞扬与批评，接受点赞数、播放量的折磨。张策是团队里压力最大的人，因为观众的赞赏慢慢无法抵消批评带来的痛苦，当好片子拉高观众的期待值，创作水平的回落显得不可忍受——评论里，“水平下降”的留言越来越多，他觉得很受伤害。朱一旦却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乐观态度。
商单的确让张策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阶层跃升：他换了奔驰车，在淄博买了套更大、更高档的房子，每个月的车贷、房贷、保姆费加起来有3万。蹭蹭上涨的账单让他心慌，“我不是大大咧咧、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我会考虑以后挣不了那么多钱了，要怎么办呢？”
他向妻子表达过这种焦虑，但张策妻子总会劝他，不要担心，实在没钱了可以把房子卖掉。张策承认，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妻子非常有投资意识，“花的钱没有白花的”，而他总习惯把钱存起来，那样才有安全感。
张策在《朱一旦》的剧本中，表达过这种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底层小人物心酸的快乐。“很多时候，我都是在讽刺我自己，真正打动观众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在讽刺我自己。”
境遇的变化让团队接触到了真正的富人圈。在杭州，大家认识了一个富二代，“一个园区都是他家的”，这位马总拥有真正的汗血宝马和直升机，二十多岁时就周游世界，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到头了，根本没有波澜。富二代特别想体会一下人情冷暖。
于是张策写了一个剧本，让马总扮演一个在自己开发的小区被人骂的保安，戴着劳力士吃外卖，“体验一些他生活中没体验过的痛苦。”
越来越多的更新压力，让团队的生活越来越枯燥，朱亘也越来越忙。
“我不怕忙，我只是害怕用事务性的勤快掩饰战略上的懒惰”，朱亘笑着说出了不知哪本书里看来的词。朱亘经常在谈业务的时候遇到自己的粉丝，有了名气之后，谈合作自然比以前更容易，“他对你的情感不一样，他了解你的内容，而且天天看。”
对朱亘来说，短视频从来不是变现的工具——就算是一年赚一个亿也是有天花板的——他更愿意将它视作一个窗口，名气意味着更多东西：“就像大家攒了个饭店，赚钱是可能的，但饭店是干嘛的？它提供了一个创造资源的场所，你能和合伙人做出更大的事情，这是你追求的目的。”朱亘说，短视频就像是个人标签的放大器。
朱亘一点都不担心流量的衰落，不担心《朱一旦》会失去他的粉丝，因为一切短视频账号都会被快速更迭的市场淘汰，重要的是，风口来时，要知道风从哪里来的，风口过去时，要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
去年6月账号爆火，8月，王星越把朱亘拉到办公室，商量流量退去之后该怎么办。前两个月，他们新注册了“光曜传媒公司“，将作为新的母公司，承接其他的内容合作。比如和顶级视频公司合作“朱一旦”的动漫IP开发，和大平台一起制作网剧，和职业学院合作，建设直播培训基地。
“光曜传媒未来的名字肯定叫光曜控股集团”，王星越说，他和朱亘第三步的计划是走到投资人的角色上，控股一些内容公司。“我们是企业家，就算公司最后不行了，不做了，我和老朱还可以去做我们的实业。”
事实上，朱亘与朱一旦的形象早已浑然难分。劳力士换了新款却始终没有摘下，出门在外不能随意戴其他牌子的手表了，那已经成为“朱一旦”的象征之一。8月4日，在北京拍摄时尚先生封面时，朱亘按照要求拍摄一镜到底的短视频：前半段表现朱一旦的神情和动作，T台走到一半时，需要转换成现实里的本真形象。
导演给他讲戏：“找到成功、帅气、多金的中年男企业家，找到你自己”，朱亘点点头，一遍遍上台，聚光灯打在他身上，又移开，朱亘有些迷惑地犹豫着，他艰难地呈现着导演要求的转变，拍了一个多小时才勉强过关。
我感受得到那种迫切
一定程度上，短视频领域竞争的残酷性在朱一旦这里是失效的。和其他MCN公司的账号不一样，这次被推到台前的并非庞大机器上的“螺丝“，而是老板，是批量制造机器的推手。这款机器卖不动了，还可以有别的。
2019年8月，朱一旦受邀参加某平台的“红人节”，他和张策一起赶到了成都。结果到了现场，张策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场馆里只有朱一旦的座位，他需要和观众一起排队入场。到了内场，又有明确的界限将两人区隔开。一排排红人座位后设置了白色的围栏，未受邀者张策只能站在后面。有网络大V认出了张策，来加他微信，并说“佩服你的创作。”
张策直到今天仍然记得当时的感受，“这个世界喜欢皮囊，不喜欢灵魂。”自那之后，他决定“建立自己的知名度“。
他在几个平台上建立了“导演张小策”的账号，涨了100多万粉丝。“如果你不去经营自己的话，就会非常被动。”
张策曾想象自己的境遇与东汉的许攸类似，事成后会被毫无犹疑地放弃。“那个哥们也很狂，喊曹操曹阿瞒，相当于喊朱一旦狗剩一样”，但他没想到的是，还没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创作上的疲惫就让他总是想自我放弃。张策想要走的更远，突破目前的瓶颈，这个想法越来越迫切。
后来，张策在抖音上看到网红“街溜子”的视频，发现有一个人在账号大火后开始频繁出镜，虽然没有和对方打过交道，但他猜测那一定是账号背后的创作者。“我能感觉到那个人的那种迫切”。
朱亘也在不断寻找好的内容创作者，希望可以提高整个团队的内容创造力，他的要求很高，“要符合账号的基本调性，又做出好的内容才行。策一个人压力太大了。”
事实上，这一年来，张策面临很多选择：一个大老板直接把18万打到他的卡里，只要求张策给自己做号；有人给他年薪200万，想拉他一起成立MCN公司。
但张策都拒绝了。“因为我对《朱一旦》有感情啊”。
命运的交汇
张策在聊城的农村长大，十岁开始，他就帮着父母干活，装货、卸货、算账。在那里，他见惯了市井小聪明，开始有了审视他人的习惯。遇到难缠的顾客，他只能忍着，比如为了买3个雪糕打开冰柜挑选15分钟的大哥，“电钱都挣不回来。”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才知道上学的目标是为了考大学。在他所有的小学同学里，他是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其他人初中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
张策说，比起利，他对名更有欲望。拥有好的名声在他看来意味着受到尊重。
王星越的人生经历和张策有相似之处：小学五年级前他在桓台县乡下念书，父母都是农民，初中才搬到县城来，交了3600块借读费才和朱亘在一个中学成为同班同学。
当时，那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大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城镇职工，王星越说，“我从小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各个层面上比同龄人要强得多。到了初中，我一看城里人，家家有电话，我们家连电话都没有。”
和从小家境优渥的朱亘不同，王星越见证了父亲改变家庭命运的过程：父亲一开始在村里砖厂负责销砖，靠着人品和智慧，一年年升一点职位，直到王星越出国读研之前，父亲才成立自己的建筑公司。
朱亘出国留学那年，王星越高考落榜了。第二年调剂到省内一个二本学校。他说自己和朱亘不一样，没有太享受过物质的乐趣，所以需求很低，但精神上需求很高。他不喜欢劳力士，觉得那没有意义，“我追求的是看看我人生到底能到一个什么份上，我能摸多么高。”
王星越有时会羡慕朱亘对待财富的坦然。成为朱一旦之前，朱亘经常去旅游，还要过周末，有回王星越有事找朱亘，电话问他在不在办公室，朱亘很奇怪地问他，今天不是周末吗？“我说你一个私营企业，你还过周末，你这不是闹吗？”王星越最畏惧休息，最爱全年无休，他信奉的逻辑是“享受当下等于没有未来”。
创业积累的财富被他置换成房产、股票、期货，永远要预留一部分资金抵抗风险。“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会慌，他不会，因为他小时候就没有因为这种事情慌过。”
在很多人看来，朱亘和朱一旦一样，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一生平顺，没有什么委屈和遗憾。“不受委屈是扯淡，谁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受过很多委屈”，朱亘说自己也不例外：创业不被家人理解，不被父亲认可。
2004年毕业回来，和很多山东家长一样，朱亘的父亲也想让他考公务员。朱亘这次没答应。初中时，他曾经想走音乐这条路，被父亲拒绝了，这次他想掌控自己的人生：朱亘参与了国考，过了线，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转身投入创业。
据朱亘说，这些年，父母在创业方面支持他的钱加起来不到10万块。起初他开了一家贸易公司。时间过于久远，那家公司多久实现的盈利他记不清了，只记得第一单生意是给一个企业供煤，从河北煤矿拉到淄博来。到处都是陷阱：煤炭讲究灰分、水分、挥发分，当场化验时，可能是5600大卡，20%水分，拉到了，突然间它涨了一些水分，水分就是钱啊，厂里结账按照化验跟你结算，找谁说理去？
经验在一次次吃亏里积累下来：化验时不一样，取样怎么取？煤里有石头，如果取石头多的化验，发热量能一样吗？“这里边都是利益的输送”，朱亘说，“你不跟他搞好关系，他给你故意捣乱，人在掌握权力时，想赚钱是很容易的。”
从门卫到过磅、取样、化验、供应、财务，都是一样的道理。
他在各个领域里投资，贸易、化工，广告，还跑去开沙场，天天和“沙霸”打交道。2013年左右，朱亘先投的矿产，又投的电影，都亏了，损失惨重。用朋友王哥的话说，那是他“最没有尊严的时候”，但朱亘再讲起来时已经非常淡然，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经历了就好。当时算最艰难的时候吧，向各种朋友借钱。”
这天晚上，朱亘在理发店里回忆这些年的创业经历，他仰靠在皮质座椅上，眼神有片刻虚焦。理发师将染发膏涂抹在他的鬓角，大学毕业后，他的双鬓就开始有白发。他似乎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的疲惫，于是他重新让自己神采奕奕起来。
王哥和他相识14年了，他对朱亘的第一印象是“门路广”，连冷僻的玻璃胶都有门路。虽然他是朱亘蜂蜜生意的合伙人，但在传媒公司王哥也有自己的办公室，“我跟老朱说，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朱亘回忆过去，说起自己最快乐的时光，不是爆红后的名利，而是人生里看起来最接近“一无所有”的时刻。
2000年代的最初几年，20岁左右的朱亘在新西兰读书，生活费常常在家里寄来没多久就花光，只好自己去打工赚钱——赚来的钱自然不是为了学习，他玩赛车、去赌场、到新西兰的各个城市游玩。朱亘运气总不是很好，但还算节制，每次去赌场就拿两百美金，输完就走。新西兰简直是这群无心学业留学生的天堂。“圣诞节、复活节、女王生日，还有乱七八糟一些节，都放假”，他吃不惯西餐，天天下馆子，吃川菜、东北菜。韩国菜便宜，他就吃份餐。那时候谈女朋友身上揣50块钱就够了：“我点一份便宜的9.9元，她点一份贵的15块，好，25块了。一人买一瓶饮料，然后上山看星星，再到海边转一圈，油费10块钱。”
创作《朱一旦》的过程，是朱亘、王星越、张策，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交汇的时刻”，他们有着全然不同的资质和出身，最终一定还会奔赴各自的方向。
张策回想起，自己20岁出头刚毕业时，连学位证都没有拿到——大二为了参加济南的一场活动，他请同学替考被发现，学校取消了他的学位授予资格。毕业后，他辗转在两家连学位证都不检查的公司工作，导一些宣传片和人物传记之类的片子。
2018年，张策妻子怀孕，他辞职陪老婆回了老家，本来打算到岳父的公司做工程了，因为不甘心，决计赌最后一把，加入了朱亘新成立的公司。那年夏天，张策第一次见到朱亘，对方翘着二郎腿，拿把扇子，下巴一抬，露出笑意：“说说，想要多少钱？”
朱一旦爆红了，他们受益于这个短视频的时代，让自己有机会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但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了，光怪陆离的一线城市，面孔更迭的酒桌上，话题绕来绕去永远是相似的。
但他们没有害怕过重新开始，也有为生活去奔波的勇气，波折或者挫败，自然是免不了的。好在，这位老板朱亘，还有他三线小城的员工们，心里一直有种东西从未熄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