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芬 | 南传上座部佛教初传云南考辨
摘要：上座部佛教源出印度，南弘斯里兰卡，东南亚的缅、泰、老挝、柬埔寨等地先后迎奉，随即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然而，学界关于上座部佛教初传云南的时间和路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充分利用历史文献、民族志、地方志资料，并借鉴南亚、东南亚佛教史相关研究成果，建立南传上座部佛教史研究的时空坐标，考辨南传上座部佛教初传云南诸说，以傣泰民族文化圈和东南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为历史背景，以润派佛教形成及其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时间为切入点，那么可能对南传上座部佛教初传云南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有所突破。
主题词：上座部佛教；傣泰民族文化圈；东南亚佛教文化圈；润派佛教
南传上座部佛教指的是公元前3世纪从印度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后逐渐传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并进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由于佛教最初从印度恒河流域向南方流传，从斯里兰卡到东南亚，这些地区都在印度之南，故得名“南传佛教”；因南传佛教使用巴利语抄录和注释佛经，故南传佛教又被称为“巴利语系佛教”。同时，南传佛教所传主要是正统的上座部（Theravāda）佛教，故又被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则被称为“云南上座部佛教”。[1]关于南传上座部佛教初传云南的时间和路线，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分歧，各依所据，尚无定论。本文充分利用历史文献、民族志、地方志资料并借鉴南亚、东南亚佛教史相关研究成果，通过考辨南传上座部佛教初传云南诸说，以傣泰民族文化圈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为历史背景，以润派佛教形成及其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时间为切入点，对南传上座部佛教初传云南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南传上座部佛教初传云南诸说考析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和路线，是云南南传佛教史研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云南南传佛教历史的时空坐标，这是讨论云南南传佛教诸多问题的一个基本参照系。从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相关研究著述来看，学术界已经形成诸多不同看法，兹略考析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以辨曲直。
（一）公元前三四世纪说
此说主要为王懿之先生依据1982年到西双版纳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时，在勐海康朗庄处发现的一份傣文史籍《帕萨坦》而提出。据该史籍记载，“公元前三、四世纪，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就曾到今泰国、缅甸及西双版纳等地传播佛教，且佛历[2]三一九年（公元前225年），泰国祜巴亚阿那罕皮朗板雅到印度，经过'勐兰戛’（今斯里兰卡），接回三船经书（巴利文贝叶经），拿到泰国的巩听保存，后又分传到缅甸。佛历四一九年（公元前115年），西双版纳首次派代表前往缅甸景腔和愿贡两地迎接佛像和佛经”。[3]王懿之先生遂据此推论:“根据最近发现的傣文史籍记载和其他有关实地调查材料说明，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既不是公元十二世纪，也不是公元八、九世纪，据传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就到东南亚及我国西双版纳一带传教。”[4]
然而，有学者认为，《帕萨坦》这本书记载的内容未经认真考辨，哪些是历史事实，哪些是传说故事，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因此，《帕萨坦》未被学界认为是确信的材料，则南传佛教公元前三四世纪传入云南之说“因其证据不详，姑且存疑”。[5]段玉明先生认为:“释迦牟尼至西双版纳传教的传说显为后人附会， 不可引为凭信。”[6]
（二）公元前后说
此说的代表学者主要有王松先生。他认为:“佛教何时传入我国傣族地区，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傣文记载，小乘佛教第一次传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是佛历526年，即公元前19年（汉成帝鸿嘉二年），跟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述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差不多，开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7]王松先生提出南传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地区的公元前19年之说后认为:“至此，关于佛教传入时间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8]
值得注意的是，考察南传佛教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时间，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傣族所奉法脉究竟为何？傣族信奉的是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与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同属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不能简单等同于汉初开始流传于中国汉地的小乘佛教。依据巴利语文献记载，直至公元5世纪，从印度至斯里兰卡的觉音尊者注释巴利三藏并撰成《清净道论》，才奠定了上座部佛教大寺派的理论基础，确立了上座部佛教的完整思想体系。其后，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法脉才逐渐为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承传远播。据此可见，南传佛教公元前后传入云南傣族地区之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三）公元7世纪说
主张此说的学者主要有颜思久、净海和邓殿臣等。颜思久先生认为:“南传佛教由缅甸最初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应为公元7世纪的隋末唐初时期。”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有三:第一，据20世纪50年代尚存于勐混总佛寺之《佛陀之教史话》[9]记载，佛教自缅甸孟族地区传入西双版纳，祖腊历[10]纪元前二十三年（615）建立了第一座佛寺，即洼坝姐。第二，据勐海土司府所收藏的《地方大事记》手抄本载:勐海总佛寺于祖腊历三十三年（671）完工并举行开光法会。第三，据傣文经书《旦兰塔景恩》载，景恩塔为勐混第一代僧侣几达公满修建，曾于傣历一四一年（779）修葺。[11] 净海先生亦提出南传佛教大约在公元7世纪传入傣族地区。其立论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傣族地区民族和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属于同一族系，语言也很相似，傣文史料说傣族佛教自孟人金地传入。二是西双版纳最早的佛寺是瓦巴姐寺[12]（Vabujie），建于公元615年。[13] 邓殿臣先生据勐遮、勐混等地的勐志记载指出:“最晚在七世纪以前，上座部佛教已从缅甸或经由缅甸传入傣族地区。七世纪初开始建造佛寺，到八九世纪，佛寺已遍及西双版纳各个村寨。”[14]
一方面，从文献史料与田野考察互证来看，云南傣族地方志中常常存在传说附会和信史混杂的情况，如何去伪存真、考史正谬目前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不能轻信这些傣文方志资料。另一方面，在佛寺内发现的记载建寺时间的银片所记是否属实，有待对银片出现的年代作出科学检测和分析后方能定论，仅仅依据银片记载年代来断定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显然是不可靠的。再则，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小乘佛教传入东南亚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后，但它可能是阿育王所崇奉的说一切有部，或从南印度传入的梵语上座部佛教，而不是巴利语系斯里兰卡大寺派传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15]可见，南传佛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云南的说法很难叫人信服，有待进一步考辨。
（四）中唐说
“中唐说”为黄惠焜先生和张公瑾先生的观点。黄惠焜先生认为:“迄至公元八世纪前后，整个东南亚各国均已奉信佛教，东南亚佛教文化区已于此时正式形成，其奉佛之国可列举名字者有骠掸、真腊、庸那迦、扶南等。其中骠掸与我国云南西部傣族交错而居，庸那迦则包括我国车里即西双版纳区域，加上我国南诏的政治和文化统治，可以完全肯定，我国傣族已于中唐前后与掸族各族一起信奉了佛教，其在政治上和版图上属于我国南诏辖区的一员，在文化上则是东南亚佛教文化区的组成者与缔造者。”[16] 张公瑾先生根据《南诏德化碑》碑阴上刻写的汉文“大军将赏二色绫袍金带赵龙细利”，认为“赵龙”即为傣语音译之“召弄”，意为“大官人”，官阶居三品，属西双版纳最高政权机构议事庭中“八大臣”一级。“细利”则为梵语音译，梵文原意为“吉利”“光华”，在梵文中也多在宗教意义上使用，并用作人名和官员之名。由此可见，公元766年之前，佛教不仅已传入西双版纳，而且在统治阶级中已经影响很大了。梵文“细利”一词在北传佛教（大乘）系统中都读作Sali，而在南传佛教（小乘）系统中都读作Sili，正与“细利”二字相合，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的傣族佛教不同于当时南诏王族所信奉之大乘佛教，而正是延至今日的小乘佛教。[17]
张公瑾先生解释“赵龙细利”之“细利”为梵语音译，然而，南传佛教使用的是巴利语而不是梵语，而且，这位傣族将军究竟是南传系统还是印度系统的？如果是南传系统的，为何用的是梵语译音？如果是印度系统，则显然不属于南传佛教。而且张公瑾先生对《南诏德化碑》的分析并没有解释傣族地区的佛教从哪里传入？属于什么派别？张公瑾先生在下文又说:“梵文'细利’一词在北传佛教（大乘）系统中都读作Sali，而在南传佛教（小乘）系统中都读作Sili。”[18]上下文不一致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既然是南传佛教系统，为何不用巴利语译音？因此，从历史研究视角来看，这个证据属于孤证。
再者，“中唐说”是将傣族纳入东南亚佛教文化圈之内，并在该文化圈形成于我国中唐时期（8世纪前后）这一基础上提出的。然而，“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对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形成的时间定界，必须在全面系统地了解历史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才能得出较为客观、合理的结论。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形成的主要标志应该是:第一，由斯里兰卡传入的，使用巴利文经典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而不是其他宗教在中南半岛地区成为人民的主要宗教信仰。第二，构成现行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必须全部而不是部分接受了南传上座部佛教，使之在宗教地图上连成一片……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区是在公元14世纪中下叶随着老挝澜沧王国确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以及我国傣族地区全面接受上座部佛教以后才正式形成的”。[19]既然古代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并非形成于中唐时期，而是形成于公元11至14世纪之间，则黄惠焜和张公瑾力主之 “中唐说”也就很难成立。[20]
（五）公元12世纪说
“公元12世纪说”对学界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此说之立说依据为傣文可信史籍《泐史》。1947年，西双版纳傣族编年史书《泐史》编译出版，记载叭真于祖腊历五四二年庚子（1180）入主勐泐（西双版纳），自称为“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21]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所谓佛主即佛祖。从叭真的这个称谓来看，至少在叭真建国时即公元12世纪，佛教已经传入西双版纳地区。然而，朱德普先生认为:“在1947年《泐史》问世以前，'景龙金殿国’之名在国内外史籍中一概未曾相见，它始见于《泐史》。”[22]傣族史研究学者江应樑先生也指出:“'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这句话译错了，'佛主’一词，原文是'神’或'大自在天’之意，与佛无涉。在叭真之后的几代，从未提及佛教，相反，还有崇信原始宗教的事实。”[23]由此可见，李拂一先生所译《泐史》之叭真于公元12世纪自称为“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的记载，一则“佛主”译意在学界存有分歧；二则此条记载仅为孤证。故而不能作为上座部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地区的可信依据。
（六）公元13世纪以后说
“公元13世纪以后说”是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刘岩先生、江应樑先生和侯冲先生。南传佛教到底何时经何路线入滇？刘岩先生认为:“从老挝、清迈与西双版纳的历史渊源关系去研究，十四世纪南传佛教从清迈或老挝传入西双版纳是上限，十五世纪从景栋传入西双版纳是下限。所以西双版纳佛教传入的时间不会早于老挝和清迈，但也不至于与老挝清迈的传入时间相距太远…… 在南传佛教传入之前，有大乘佛教或其它小乘佛教教派的行脚僧游方僧曾经到某地传化佛教的暂时行为，比如蒲甘佛教或者南诏、大理佛教等，这是很有可能的。”[24]江应樑先生认为:“直到公元一二九二年兰那国芒来王征服南奔，小乘佛教就传到了兰那，然后从清迈传到景栋，再从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其时当在公元十四世纪下半叶到十五世纪上半叶。”[25]侯冲先生认为:“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应在元代，确切地说，为十三至十四世纪，而且，这仅仅是早期传入，并没有形成大的规模。直到十五世纪以后，南传上座部佛教才大规模传入云南，并开始对傣族等边疆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大的影响。”[26]
综观上述关于南传佛教初传云南诸说，之所以会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主要有几个因素:一是由于汉文文献以及傣文文献记载阙略，尤其是叭真建立景龙金殿国之前的史实不甚明了，因而无法客观准确地解析这个问题；二是有些学者将傣族地区的佛教与普通意义上的小乘佛教混为一谈，忽略了对南传佛教历史源流以及傣泰民族文化圈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深入考察，致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三是有的学者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走了两个极端，一则无视前贤关于云南傣族史的研究成果，二则轻信未加甄别考辨的田野材料，甚至把附会传说当作信史，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有待运用新视野新资料进一步考证。
二、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史迹考辨
汉文史籍关于云南南传佛教的记述甚为匮乏，无从详考上座部佛教初传云南的时间和路线，目前可考证的14世纪前的汉文史籍尚未有傣族信奉南传佛教的确切记载，相反有不少关于傣族崇信巫鬼的史料。然而，有两个基本问题往往易被傣族南传佛教研究者所忽视:一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并未取代或消弭傣族原生性宗教[27]，而是与原生性宗教调适共存于傣族社会之中，共同构成傣族完整的宗教文化体系。二是傣族的文字是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基于传抄佛经的需要而传入或创立的。如果不正视这两个问题，在梳理历史文献资料时亦容易被狭隘视野所遮蔽，所得出的推论难免有失偏颇。
西双版纳编年史《泐史》[28]记载，叭真于祖腊历五四二年（宋淳熙七年，1108）建景龙金殿国，史载三世祖匋伻[29]于祖腊历五七三年（宋嘉定四年，1211）继位，“其弟伊菶叛乱，企图争夺王位，后被其兄匋伻杀死。彼死后遂为'奢猛’[30]，故须岁时祭祀，以至于今。匋伻为主而无子，乃命匋武额祈子蚁穴，一宿而孕，后生一子”；又载四世祖匋陇建仔[31]于祖腊历五九六年（宋端平元年，1234）继位，其女“嫁于兰那叭老……一夜梦太白星坠于南方，而入其怀，醒以梦情告叭老。翌日叭老遂请一巫者询以梦境所主，巫者叭麻那告以后且将有太子……”；至八世祖刀坎（于祖腊历七○九年继位，即元至正七年，1347）纳一老族女子为妃，无子，乃请巫师招魂求子。[32]
据此史料，不少学者认为直至元代，西双版纳傣族不信佛而崇信巫鬼。然而，如果深入考察傣族的宗教信仰体系可知，在上座部佛教传入傣族地区之前，傣族就崇奉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原生性宗教；上座部佛教传入之后，与傣族的原生性宗教碰撞冲突而走向调适融合并共存至今。以此看来，有研究者认为《泐史》记载的“岁时祭祀”“招魂求子”属于傣族现实诉求的原生性宗教信仰固然无可厚非，但仅凭《泐史》的孤证而否定南传佛教与之同时并存的可能性，显然也是武断且片面的。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5）到永昌，其所撰《马可波罗行纪·云南行纪》第119章《金齿州》载:“其人无偶像，亦无庙宇，惟崇拜其族之元祖，而云，吾辈皆彼所出。彼等无字母，亦无文字。”[33]元大德五年（1305），李京奉命宣慰乌蛮，遍历乌蛮、六诏、金齿、百夷，所作《云南志略》有载:“金齿百夷，记识无文字，刻木为约……遇破敌斩首，置于楼下，军校毕集，结束甚武，髻插雉尾，手执兵戈，绕俘馘而舞，仍杀鸡祭之，使巫祝曰:尔酋长人民，速来归我。”[34]
上述史料说明，从元代至元年间到大德年间，马可·波罗和李京所到之金齿（今德宏地区）、百夷地区还没有使用文字，亦未见有南传上座部佛教流传的迹象，当地百夷（傣那）信奉的主要是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据方国瑜先生考证:“马可·波罗此行，从大都出发，经涿州、太原、西安、斜谷、成都、建昌，渡不里郁思河（金沙江）入云南，至鸭赤（今昆明），乃西行至哈喇章城（今大理），经金齿（今保山）入缅。”[35]据《傣族史》载，元代金齿地包括金齿六路:柔远路（今保山潞江）、茫施路（今德宏芒市）、镇康路（今临沧镇康）、镇西路（今德宏盈江）、平缅路（今德宏梁河）、麓川路（今德宏瑞丽）。[36]可见，元代的金齿六路，就是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全境，兼及东面的镇康。元时为白夷所居，现为傣族主要分布区之一。据史而考，马可·波罗所到之“金齿”实际上只是今保山及德宏部分地区，并未经过德宏所有白夷地区。而从《云南志略》所载来看，亦未能尽知李京是否遍历包括今陇川、瑞丽、盈江、梁河等金齿白夷地。审慎而言，《马可波罗行纪·云南行纪》和《云南志略》所载并不能代表整个德宏傣族地区的宗教信仰状况。
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钱古训、李思聪奉命出使麓川，撰有《百夷传》记载当时居住在今天德宏境内傣族的习俗:“其俗，不祀先，不奉佛，亦无僧道。”又说:“无中国文字，小事刻木，大事作缅书，皆旁行为记。”又说:“有事惟鸡卜是决。疾病不知服药，以姜汁注鼻中。病甚，命巫祭鬼路侧。”[37]初考上述史料易得这样一种印象:此时德宏傣族地区崇巫信鬼，尚无佛教流传。然而，据江应樑先生考证，这里的“缅书”并非缅甸文，而是傣文。因为德宏地区自来就没有使用过缅文，而德宏傣文是直接由缅文字母演变而来的，故而明代文献多误称傣那文为缅文。明廷设置的四夷馆，是专司翻译各藩属及四境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机构，馆中关于傣语的翻译，分设了两个馆，一名“百夷馆”包括木邦、孟养、孟定、南甸、干崖、陇川、威远、弯甸、镇康、大侯、芒市、景东、者乐甸等百夷土司区；另一名“八百馆”，包括八百、车里、老挝、孟艮等百夷土司区。另设有缅甸馆，专司翻译缅甸文。
上述分别设置“百夷馆”和“缅甸馆”的记载可以看出，傣族使用的不是缅文，缅语和傣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德宏、威远等地傣文和西双版纳傣文亦有区别，因此要分设“百夷馆”和“八百馆”以司其事，而西双版纳傣文和八百宣慰司的语文同设“八百馆”中，说明两地语文是相同的。可以推知，当时的德宏傣文和西双版纳傣文就是今天“傣那文”和“傣泐文”的前身。[38]此外，江应樑先生对傣族文字的创立曾作过考析:德宏傣文和西双版纳傣文是随着南传佛教的传入，出于书写经典的需要而产生的。德宏傣那文由缅文演变而来，西双版纳傣泐文由兰那文演变而来，渊源于古孟文。[39]又钱古训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进入傣那地区，而百夷馆是明永乐五年即1407年设立的，时间仅仅相隔11年。
事实上，公元14世纪末15世纪初，即明朝初年，德宏傣族地区已经创立主要用于抄录佛经的傣那文，这就表明其时其地已有上座部佛教的流传。就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从南传佛教传入到文字创立当有一段时期，据此推之，南传佛教传入德宏傣族地区，当在钱古训、李思聪奉命出使麓川之前，即至少在1396年之前。可能由于南传佛教与钱古训、李思聪所熟知的内陆汉传佛教系统不同而误以为“其俗，不祀先，不奉佛，亦无僧道”。至于记述当时德宏地区傣族崇巫信鬼的习俗亦不足为奇，因为南传佛教传入之后并未取代傣族的原生性宗教信仰，而是一直与傣族的原生性宗教共存于傣族社会文化体系之中。
三、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时间考证
笔者认为，关于云南南传佛教历史的探讨应该坚持在宏观研究视野下确立南传佛教研究的时空坐标轴，立足于南传佛教研究的“整体性”与“世界性”视阈，即必须把云南南传佛教置于“傣泰民族文化圈”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才能正本清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入斯里兰卡迄今为经，以南传佛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为纬的时空坐标轴，以最早传入云南的润派佛教为切入点，进而建构起云南南传佛教史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讨论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时间及路线，有三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第一个问题是必须厘清傣泰民族文化圈与东南亚佛教文化圈的概念及其形成时间，准确把握民族文化交流与佛教传播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应该认真梳理云南史志资料和云南傣族史研究成果，通过汉文史料与傣文史料互证来考证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第三个问题是应该具体考察较早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润派形成及传播的历史源流。
（一）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
“傣泰民族”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指的是分布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及东南亚、南亚区域内的一个有着共同民族和文化渊源关系的族群。傣泰民族文化圈是傣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迁徙扩散而形成的，这一文化圈的大致范围是:中国的云南省、越南北部及西北部泰人分布区、老挝北部泰人分布区、缅甸北部泰人分布区、泰国北部与东北部与中国有民族渊源关系的泰人分布区。[40]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族与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语言相通，文化同源，分布地相连，同属“傣泰族群”。在这个族群分布区域内，中、泰、缅、老之间的地理疆域和民族迁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着不同的变迁，泰、掸、傣、老诸族系之间的民族文化传播运动亦从未中断，傣泰民族文化圈正是在相互间的政治交往与族群文化交往中逐渐形成的。[41]
据史所载，在公元1世纪前后到10世纪这个历史时期，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数十个早期国家，有3世纪高棉人所建之扶南国，有6世纪以后的骠国、堕罗钵底，有7世纪吉蔑人所建之真腊国等。10世纪时，真腊国势大盛，兼并了邻近广大地区，这时真腊的领域，包括越南南部、柬埔寨全境、泰国北部、老挝及缅甸掸泰族系的一部分地区，北面已达今西双版纳而与南诏接壤。[42]这一历史背景促成了掸泰族系诸部落结成一个部落联盟，即传说中的“庸那迦国”。这个部落联盟包括暹罗北部的“孟枋”[43]、景迈的兰那[44]、勐骚[45]、崆岢[46]、勐交[47]，是一个傣、泰、掸老诸族的一个政治军事联盟。[48]具有共同地缘基础之掸泰族系间的政治、军事结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公元10世纪前后，掸泰族系各部在地理区域上犬牙交错，语言相通，文化同宗，正处于一个不断迁徙变动的部落发展时代，它们时而征伐，时而结盟，政治、军事联系十分密切，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为同族源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9]
综上可知，傣泰族群历史上就打破国家政治疆域和地理疆域的限制，开展着密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交往，极大促进了同族源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到13、14世纪，傣、泰、掸、老等同族源民族文化圈基本形成。[50]这就为南传佛教从泰掸地区向云南傣族地区播布准备了天然的民族文化通道和传播载体。
（二）东南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
东南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有着南传佛教跨境流动，进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形成后，南传佛教逐步向四周辐射和传播，成熟的南传佛教就是这一时期传入云南傣族地区并获得初步发展。
“东南亚佛教文化圈”（或称“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是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严格说来，应该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现在，它主要流传于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南亚的斯里兰卡，以及中国云南省西南部的傣族地区。这一地域的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佛教徒约有1.10～1.15亿。所谓“东南亚佛教文化圈’，如果从宗教文化学意义上说，应当包括上述国家和地区，而不仅仅是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51]因此，东南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当从佛教南传斯里兰卡说起。
据巴利文献记载，公元前3世纪，护持佛教的阿育王举行了第三次结集，整理编纂了巴利三藏经，并先后派遣九个使团到各地弘法，其中第九个使团以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长老为首被派往锡兰（Ceylon，即斯里兰卡），学界一般认为第九个使团到斯里兰卡的弘法布教为南传佛教的滥觞。时斯里兰卡国王天爱帝须（Devānampiya-Tissa）皈依佛教并建“大寺”（Mahāvihāra）作为摩哂陀在斯里兰卡的弘法中心，斯里兰卡遂成为印度之外的第一个佛教国家。[52]至公元前1世纪，大寺派举行了第四次结集，把历来口传心授的巴利佛典第一次用僧伽罗文字母音译刻写在贝叶上，形成卷帙浩繁的三藏经，这次结集对保存上座部佛教典籍，保障大寺派佛教思想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元5世纪，印度著名的佛教论师觉音尊者（Buddhaghosa）至斯里兰卡，把僧伽罗语佛教典籍译成巴利语，并依照大寺派思想对许多巴利语原著进行注释和校订并撰成《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从而确立了上座部佛教完整的思想体系。[53]
东南亚地区的南传佛教本应追溯到阿育王派遣第八个使团到金地弘法之时，然而由于金地的方位目前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且没有确切资料证明金地在南传佛教历史上究竟起到多大作用，加之流传至今的南传佛教传承弘扬的皆为斯里兰卡大寺派法脉，故而东南亚地区的南传佛教文化圈当从缅甸蒲甘王朝振兴上座部佛教的阿奴律陀（Anuruddha）说起。阿奴律陀为缅甸蒲甘王朝的创建者，公元1044年，阿奴律陀登位统一缅甸，实施佛教改革，奉上座部佛教为国教，推行纯正的上座部法统。[54]其后兴盛的蒲甘上座部佛教文化自然地向掸族地区传播，并经由掸族地区传入邻近的傣族地区。[55]公元11世纪中期，泰族建立了兰那（Lanna）和兰沧（Lan Chang）两个小国家。兰沧泰族一系，后来向泰国东北部发展，形成了以后的老挝；兰那是泰族首先在泰境内建立的一个小王国，在中国史书上称“八百大甸”。据《庸那迦纪年》记载，直到1292年，兰那国的孟莱王[56]征服了哈里本猜，孟族的佛教才为兰那所接受[57]。公元14世纪，“摆坝”和“摆孙”二派的形成标志着兰那地区上座部佛教的成熟和发展[58]。从此，上座部佛教在傣泰掸老等同源民族文化体系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另据史料记载，直至13世纪，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始传柬埔寨，梵文渐趋衰颓。1309年，据柬埔寨一块巴利语古碑铭记载，舍耶跋摩波罗弥斯罗曾首先正式护持斯里兰卡佛教僧团，其后柬埔寨也成为了清一色的南传佛教国家。而老挝史上明确记载有上座部佛教信仰始自法昂王（1353—1373在位）建立南掌国之时，他引进柬埔寨上座部佛教并致力弘扬。[59]
基于上述考察，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在11至14世纪期间，先后接受了斯里兰卡大寺派法统的上座部佛教并奉为国教。至13、14世纪时，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才真正得以形成，这是成熟的南传佛教跨境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重要的历史背景之一。
综上可知，文化传播与族群流动往往是同步的，族群的流动带往往也是文化的传播带。同源民族的文化共通性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渠道和载体。历史上，南传佛教文化交流就是以傣泰同源民族的文化传播为载体进行的。[60]公元13、14世纪，傣泰民族文化圈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促进了傣泰民族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南传佛教就是通过族群文化交流通道进入云南傣族地区的。可以说，跨越云南与傣泰族群分布区域的南传佛教文化带，其形成的过程正是南传佛教在傣泰族群之间交流互动的历程。[61]
（三）南传佛教润派形成及其传入云南的时间
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最早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宗派为润派。该派在西双版纳分“摆孙”“摆坝”两派，在耿马地区称为“摆润”，在德宏地区称为“耿润”，又分“润孙”“润坝”两派，而且传入的时代早于其他各派。因此，考察“润派”传入云南西双版纳的时间，大致就是可考知南传佛教初传云南的时间。
刀述仁先生依据傣文手抄本《佛陀之教圣事大记》一书的记述指出，润派佛教最初由斯里兰卡传入兰那，又从兰那（勐润）传入缅甸的景栋等地，其后再传入云南傣族地区。事实上，“润”一词是我国云南傣族对今天泰国东北部以清迈、景海为中心的古代兰那人的称呼，如称该地区为“勐润”（Menying），称那里的泰人为“泰润”（Taying），因而由那里传来的佛教，就称为“润派”了。[62]
13世纪下半叶，蒲甘王朝灭亡。继蒲甘王朝统治缅甸的是掸族，公元1312年，北方的掸族初建都于邦牙（Pinya），那里曾是阿利僧聚居地之一，其后又汇聚了许多阿奴律陀时代被驱赶来的阿利僧人，上座部僧人很少。由于国王的崇信，上座部佛教在邦牙才逐渐发展起来。至公元1340年，邦牙地区有佛寺77座，比丘增至数千。新传入的上座部僧团因互争利益而不能清净，后因见解相异而分裂为三派:居住山林的称为“阿兰若住者”（Āraňňavāsi）；居住在村落寺院称为“村落住者”（Gāmavāsi）；由国王供养、有田园收入的僧人称为“国僧”。[63]
14世纪，邦牙上座部佛教僧团分裂为三派之后，一部分僧人离开邦牙，到了兰那并传入缅甸景栋，又从景栋传入西双版纳等傣族地区。由于它们都是从兰那传到景栋后进入云南傣族地区，所以就被称为“润”，分为“摆孙”和“摆坝”两派，均在传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之前就已形成。在兰那君主莽来王（Mangrai）时代，佛教兴盛，以应达班约（Yingdabanyo）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学法深造，学成回到兰那建立了第一所正规佛寺——莲花塘寺（瓦罢诺波Vabayobo），持较严的阿拉瓦西教律（类似山林派）。一说是斯里兰卡大寺派长老亲自到该地来宣教而建立的佛寺。其后，又送以年达班雅（Nendabanya）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和蒲甘学习，学成回兰那后，另建立一所佛寺——花园寺（瓦孙洛Vasunlo）。当初两个寺及两个寺所属各小寺都同属一个统一的僧团，共进布萨堂。后来在戒律的解释上发生争执，莲花塘老寺僧侣主张保持固有传统，花园新寺僧侣则主张在教化民众和佛事活动方面有所改革，分裂为两派，各自建立僧团和布萨堂。自此以后，凡莲花塘老寺出去传教或建立的寺院都自称为“摆坝”，可译为莲花寺派；凡花园新寺出去传教或建立的寺院都称为“摆孙”，可译为花园寺派。祖腊历720年（1358），莲花塘寺派（摆坝）以雅那卡皮拉（Yanakapila）长老为首的七百僧侣从清迈到了缅甸景栋宣教，建立了景栋城区的第一所佛寺——宝象寺（瓦章皎Vazhangjiao），然后进入西双版纳的西定布朗山区和勐遮、勐海、勐混等傣族坝区。花园寺派（摆孙）以西卡班若（Hikabanro）长老为首的一批僧侣，继莲花塘寺派僧人之后来到景栋宣教，建立了景栋城区第一所花园寺派佛寺——红林寺（瓦罢良Vabalian），并于祖腊历734年（1372）传入西双版纳的大勐龙、景洪、勐罕等澜沧江沿岸傣族地区。[64]谢远章先生也指出，据15世纪的兰那文献《宗教本源志》记载，兰那王国九世哥那王通过素可泰五世立泰王邀请苏摩那长老到兰那弘扬从缅甸塔通传来的楞伽宗上座部佛教。后来又于1371年在清迈修建瓦孙诺佛寺，后来这一佛寺就成为“摆孙”派佛教的发源地。[6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材料也证明了上述关于上座部润派佛教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记载。据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4年2月的调查材料《西双版纳傣族小乘佛教及原始宗教的调查材料》载，有佛教徒从锡兰（斯里兰卡）至景迈、景栋宣扬“摆坝”佛教，时为傣历803年（1441）。旋又于傣历808年在景栋建立佛寺“宛坝凉”。该寺有僧人松列养曾到勐马、勐混、勐海、勐遮、耿马、布朗山等地，宣扬“摆坝”佛教，并于勐混建立佛寺摆坝“宛朗戛”，由是，“摆坝”佛寺以勐混佛寺为首，佛爷以 “松列勐混”为首。至于“摆孙”一派，则源于景迈佛寺“宛孙诺”，所属者有景洪、勐罕、勐腊、勐旺、勐捧等地佛寺，而以宣慰街大佛寺为首，僧团以“松列阿戛木里景洪”为首。[66]上述这些材料虽然略有出入，但皆可相互印证，充分证实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是从兰那清迈经缅甸景栋传入的，时间为14世纪，传入最早的教派为润派。
综上所考，傣泰民族文化圈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形成于13到14世纪期间，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为南传佛教从泰掸地区向云南傣族地区流动铺就了一条天然的民族文化通道，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则为南传佛教从东南亚向云南西南边境地区流动和传播奠定了成熟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座部佛教润派在兰那形成并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时间不早于14世纪，且明朝初年（14世纪末15世纪初）在云南傣族地区已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史迹。由此可见，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有据可考的时间当在14世纪。15世纪以后，南传上座部佛教才开始大规模传入云南傣族地区并获得长足发展。
梁晓芬，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6级博士研究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本文提及“南传上座部佛教”时，有时简称为“南传佛教”或“上座部佛教”；而盛行于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又称“云南上座部佛教”或简称为“云南南传佛教”，皆为同义，同指称与斯里兰卡大寺派一脉相承的南传上座部佛教。
[2] 佛历：历法的一种。以释迦牟尼涅槃（前543）一年后为纪元元年，比世界通用的公历早544年。
[3] 王懿之：《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察》，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1页。
[4] 王军：《小乘佛教及其对傣族文化的影响》，《山茶》编辑部编：《傣族文学讨论会文集》，昆明：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1982年，第202-203页。（说明：王军为王懿之先生笔名）
[5] 张福三：《贝叶的文化象征》，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第1页。
[6] 段玉明：《南传佛教入滇考》，《佛学研究》1994年，第201页。
[7][8] 王松：《傣族文学四题》，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第228-230、229页。
[9]《佛陀之教史话》，傣文古籍，傣语称“旦南布塔沙萨那”，“布塔沙萨那”为巴利语（Buddhasasana）音译，即“佛陀之教”（佛教）。
[10] 祖腊历，即傣历，傣语称作“祖腊萨哈”或“撒哈拉乍”。傣历始于638年，比世界通用的公历晚638年。
[11]颜思久主编：《云南省志·宗教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3-24页。
[12]瓦巴姐，巴利语音译，又译作洼坝姐，即今西双版纳总佛寺，据传为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最早建立的佛寺。
[13][59][63] 净海著：《南传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9、278-280、146页。
[14][55] 邓殿臣著：《南传佛教史简编》，北京：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第186、190页。
[15][19] 王士录：《关于上座部佛教在古代东南亚传播的几个问题》，《东南亚纵横》1993年第1期，第47、50-51页。
[16] 黄惠焜：《骠掸诸国佛教及其在掸傣居民中的传播》，《东南亚》1984年第1期，第13页。
[17][18] 参见张公瑾、杨明康等著：《中华佛教史·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20][26] 参见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9、191页。
[21][32] 李拂一编译：《泐史》，昆明：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7年，第1、2-6页。
[22]朱德普：《析“景龙金殿国”名之由来》，朱德普著：《泐史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23][25][36][38][39] 江应樑著：《傣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345、344、121-123、349、348页。
[24] 刘岩著：《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27] 本文所谓“原生性宗教”，实际上指的就是傣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对“原始宗教”概念的理解有历史、文化、社会、哲学等诸多不同的视角，当代学界对“原始宗教”这一术语提出了很多质疑和批评，莫衷一是。笔者理解的“原始宗教”既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因此具有穿越时空的文化延续性。在当代研究视野下，我们在使用“原始宗教”一词时应该持谨慎态度，有学者称其为“原始宗教残余”“传统宗教”“民族宗教”“民间信仰”“原生性宗教”等等。在本文中，笔者采用“原生性宗教”来指称傣族本土的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传统宗教信仰。
[28] 《泐史》，原名《勐泐古事》或《西双版纳古事》，1947年李拂一译本，凡上中下三卷。
[29] 三世祖匋伻于祖腊历五七三年至五九六年在位，即公元1211至1234年在位。
[30] “奢猛”，即勐神，为勐级保护神，属于傣族本土信仰神灵系统，相当于社神。
[31] 据傣文史籍《泐史》所载，四世祖匋陇建仔于祖腊历五九六年至六一九年在位，即公元至1234至1257年在位。
[33] [元]马可波罗撰：《马可波罗行纪·云南行纪·金齿州》，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47页。
[34] [元]李京撰：《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百夷》，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第129页。
[35] 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9页。
[37] [明]钱古训撰，江应樑校注：《百夷传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8-110页。
[40] 郑晓云：《傣泰民族起源与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新探》，《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82页。
[41] 关于“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参见梁晓芬：《中缅边境地区南传佛教信仰流动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24页。
[42] 参见《宋史·真腊传》；[唐]樊绰撰、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卷10 “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43] 孟枋，史传为一泰族王子于公元857年所建。
[44] 兰那，即建都景迈的兰纳王国。
[45] 勐骚，史传为老族酋长所建，此地即为后来的老挝琅勃拉邦。
[46] 崆岢，即后来的孟艮，今缅甸南掸邦的景栋一带地。
38（47）勐交，史传为越南北部泰族所建。
[48] 同注[23]，第173-174页。又见[泰]披耶巴差吉功札著，王文达译，简佑嘉校：《庸那迦纪年》，云南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所，1990年印行。
[49] 魏道儒主编，郑筱筠、梁晓芬著：《世界佛教通史》卷8 《中国南传佛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0页。
[50] 范宏贵：《壮、傣、老、泰族的渊源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57页。
[51] 贺圣达：《关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第77页。
[52] [53] Walpola 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Colombo:The Buddhist Cuture Centre，1956，pp.48-50，98-100.
[54] Kanai Lal Hazra，History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1996，pp.84-85.
[56] 文中“孟莱王”与“芒来王”“莽来王”皆为同一人，为兰纳王国的国王Mangrai（1296-1317）音译。1296年，孟莱王征服了南奔、景栋，建立了以清迈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中国史书称为“后八百大甸”。其外祖父为西双版纳第四代召片领匋陇建仔。
[57][65] 谢远章著：《傣泰学研究六十年》，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32、133页。
[58] 关于“摆坝”和“摆孙”派别的形成，详参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第191页；谢远章：《傣泰学研究六十年》，第133页。
[60] 郑筱筠著：《中国南传佛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61] 梁晓芬：《中缅边境地区南传佛教信仰流动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24页。
[62][64] 刀述仁：《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法音》1985年第2期，第18、19页。
[66] 参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印：《西双版纳傣族小乘佛教及原始宗教的调查材料》（内部资料），1979年，第13页。
编 辑：丁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