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御史杨南金
明代云南御史杨南金
李伟强 王建剑
摘要：杨南金，为明代正德、嘉靖时期杰出的官员、学者、乡绅。出自云南大理府邓川州，为白族人。宦途历任泰和知县、陕西道、江西道监察御史、湖广佥事、江西参议，经历弘治朝的中兴治世，正德朝的刘瑾用事，以及嘉靖朝的混乱，见证了明中期历史的演化和发展。为官体恤民苦，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为人温润，内心坚定，克勤克俭，旨趣高洁，堪称士人典范、官员楷模。研究历史人物杨南金，无疑对当下廉政文化建设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云南；历史人物；杨南金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2015年度项目(项目编号：2015GZQN31)；贵州省教育厅2016年度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2016QN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伟强(1993—)，男，浙江嘉善人，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王建剑(1990—)，男，天津蓟县人，长沙理工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史学。
杨南金，字本重，号用章，晚年又号两依［1］133，生于约天顺二年(1458年)，卒于约嘉靖十九年(1538年)［2］669。云南大理府邓川州玉泉乡(今位于大理洱源县邓川镇)白族。明正德、嘉靖时期杰出的官员、学者、乡绅。杨南金一生为民，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为后世官员之楷模，也是当下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镜鉴。
弘治十二年(1499年)，杨南金高中已未科进士。初授江西泰和知县，展露治政与为人风采，在泰和六年任满后，擢升为陕西道御史。正德三年(1508年)大计时，杨南金因不满都御史刘宇行径，为刘宇的靠山权宦刘瑾除籍为民［3］358。刘瑾及其党羽覆灭后，起补为江西道御史，又以养病的借口辞官。［4］36b嘉靖时，杨南金又在朝野官绅的荐举下起补为湖广佥事，升任江西参议，不久又请求辞官致仕。
杨南金的人生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杨南金高中进士以前的一段时期，杨南金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因史料散佚无从知晓。第二阶段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杨南金获得进士出身，初授江西泰和知县开始，到正德三年(1508年)因不迎附权宦刘宇、刘瑾，愤然回乡，除籍为民，共九年时间。第三阶段从正德三年(1508年)开始，至杨南金在乡中辞世，约有三十年之长。在这段时期内，杨南金虽然出任过江西道御史、湖广佥事、江西参议等职，却在上任不久，旋即辞官回乡，因而杨南金人生的第三阶段，主要还是生活在云南家乡。
杨南金人生的第二阶段，经历了弘治朝后期，正德朝前期。明弘治帝，孝宗朱祐樘为有明一代比较勤政的君主，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登基后，励志改正成化朝昏庸松弛的朝政，罢黜奸佞，任用贤能，广开言路，躬行节俭，勤政为民，开创了“朝序清宁，民物康阜”［5］196的中兴治世，明孝宗也号位“中兴之令主”。但是，历史发展的因素导致明孝宗开创的中兴治世并没有长期维持下去，明孝宗在晚年也逐渐开始懈怠，对于潜行的危险未能及时发觉并归正。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辞世。此年，杨南金刚任满江西泰和知县，表现出色，而被擢升为陕西道御史。
明孝宗辞世，其子朱厚照登基，是为明武宗，明代历史进入正德时期。明武宗丝毫未继承其父勤政、节俭的遗泽，反而“耽乐嬉游，暱近群小”［5］212，荒废政事，使朝政大权旁落权宦刘瑾及其党羽手中。刘瑾在明武宗时为太子时就随侍左右，深得武宗亲近和信任。在明武宗登基后，刘瑾也随之获得了极大的权势，逐渐表现出贪婪和嚣张的面貌。一些奸佞宵小为了获得权势，便依附刘瑾，为之出谋划策，打击异己，勾结成党。而朝中一些忠贞之士却因而势单力孤，以及刘瑾的残酷迫害，也未能挺身而救时局。朝廷便因刘瑾等人的所作所为而乌烟瘴气，混乱不堪。杨南金在弘治、正德之际出任御史，背负匡扶社会和政治的宏愿，却也抵受不住奸佞的排逐，不得不愤然辞官。终刘瑾当权一世，杨南金都未再出仕。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终于被诛，杨南金曾短暂出仕，但是刘瑾虽诛，而其党羽未必尽灭，明武宗依然为所欲为，朝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厘正，故而杨南金只“居十四月，不称意”［3］358，便又辞官致仕了。
杨南金人生的第三阶段，经历了嘉靖朝的前期和中期。嘉靖前期，明世宗血气方刚，“求治锐甚”［6］3504，对于治理朝廷有着远大的抱负。整顿吏治，任贤黜奸，“力除一切弊政”，一时间“天下翕然称治”［5］250，“天下忻然，庶几复见唐虞之治”，俨然有中兴再生之象。但是，到嘉靖中期时局稳定之后，明世宗就转入消极懈怠的境界。对于治理朝政，也往往拖延、推脱，浸淫道术，迷信祥瑞灾异，致使言路闭塞，吏治毁败。对于国计民生疏于闻问，百姓困顿，沦为难民、流民，“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5］250，与嘉靖前期迥异。而杨南金便是在嘉靖前期朝廷一派欣欣向荣的境况下再次出仕的，就任湖广佥事，不久升任右参议［3］358。但是，在任右参议后不久，杨南金再一次辞官。早在任湖广佥事时候，杨南金就已经上疏乞求回归家乡，而没有获得应允，右参议任上的这次辞官是杨南金与宦途的最后一次分离，这次辞官获应允后，杨南金就一直在家乡，直至生命的终结。
杨南金的宦途起步于江西泰和，任泰和知县长达六年之久，与泰和结下了不解之缘，杨南金的千金后来也嫁给了泰和人王汝为。在泰和知县任内是杨南金初步展露治政与为人风采的时期。杨南金任知县，素称“直节惠政”［1］133。他曾在衙署的门上题联：“好讼者，静思三日，于心无愧，方可入门；关说者，少立片时，对人觉惭，不须开口”。告诫人们，当要诉讼他人他事时，必先反省自身，问心无愧才可进堂陈述。为人辩护、通融时，必先深思，倘属实且于情理，那么就不必多言，赏罚自会分明。又曾说道：“尔安分，我即慈母；尔妄为，我即法司”［3］357，使民生归于安宁，法纪得以遵行。百姓赠予“三不动”的美号，“刁诈胁不动，财利惑不动，权豪挠不动”，意为杨南金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奸佞宵小无从威胁，金钱财利无从贿赂，豪强权势无法屈服之。刚直，守节，清廉，勤政已然成为杨南金今后治政和为人的真实写照。
杨南金在泰和实施的善政，不仅体现在法治上，还体现在对社会的影响上。杨南金在泰和，数次修缮祀祠，建立学校。他在泰和修缮的祠堂有黄山谷祠、达侯祠、四节妇祠［7］217。建立的学校有龙洲书院、文溪书院、清风书院。这些祀祠和书院都是杨南金在当地佛寺的基础上改造的。这既遏制了肆意扩张奢靡的佛寺，又在社会上掀起了忠贞、向善、向学的风气。
按照明代任地方官的规制，通常以三年为一任，在明代“以农业为绝对经济支柱的社会条件下，三年的期限被认为是观察地方官员的治政绩效的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段”［8］611，地方官任满三年，便接受中央的考核，决定黜陟。另外，明代对于“任职已满期限，但治绩卓著、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员，也不轻加调离”，而是使其继续留任，发挥其在治理当地方面的长处。杨南金在泰和知县任上，第一次满三年时，就因成效卓著而被继续安排在泰和留任，以求泰和在杨南金治理下取得更为长效的发展。果不其然，当杨南金第二次任满三年，接受中央考核时，就发现泰和在杨南金长达六年的治理下，已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一次任满，杨南金没有继续留任，而是被擢升为陕西道御史，暂时离开了江西泰和。杨南金虽然从泰和离任，他施行惠政取得的成效却良性地延续了下去。后来人赴泰和，便体会到杨南金在当时的善政，“叩其泰和旧政，则屠奸划平，讼惠民完，逋赋至五十余万，惇意风化，其大者若毁淫祀，复书院，表扬孝义，皆俗吏者所不为，而用章辄举之，以风动其人士。”［9］
杨南金就任陕西道御史，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前途将十分宽广。御史在明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官职，“在明朝政治舞台上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在澄清吏治，发挥国家调节智能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10］172。执掌着纠劾百司、充任言官、参与议政、考察官吏、监察礼仪及中央官署、奉旨差派等事务，权力颇大，升任也比较迅速。［10］169朝廷对于御史的选用十分谨慎，必“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11］103。弘治、正德时期，明朝在治内设有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湖广、山西、云南共十三道监察御史，杨南金在其宦途中先后担任陕西和江西两道御史，可见对于御史一职很能胜任，又深得朝廷的信赖和重用。
杨南金的治政和为人风格十分贴近朝廷对于御史的要求。杨南金在陕西道御史任内，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履行御史的职责，坚持自己的操守。当他面临上属作出悖离纲纪的行径时，便奋不顾身，提出规谏。御史受御史台长官都御使统辖，都御使作为御史的上属，总领监察事务，职责更重，权力更大。
杨南金任陕西道御史时，时任御史台都御使是刘宇。刘宇为了获取权势，不惜手段，迎附权宦刘瑾。而刘瑾为了达到控制朝政，排除异己，巩固自身权势地位的目的，肆意抑制在朝中唯一能克制自己的言官御史们的权力，防止言官检举他的罪状，常常“摧折台谏”。二人狼狈为奸。杨南金眼见上属刘宇“钳言官口”，便挺身而出，与刘宇交辩，面对刘宇“忼直不屈”，刘宇恼羞成怒，想要缚绑杨南金。杨南金挣脱，愤然脱去御史的官服，“指叱”刘宇：“不做此官便了，岂可屈于权奸乎!?”随即出走，疾行二百余里地，第二天便离开了京师。刘宇将此事告知刘瑾，刘瑾便“遣人追之”［1］133，未能追到。此事就引出了随后不久的正德三年(1508年)吏部大计事件。
正德三年(1508年)，吏部举行大计。大计在明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务。与地方官每三年为一任的考满不同，大计考核的官员，覆盖范围更为广泛，不仅包括地方官，还包括京官。地方官无论三年任满与否，都要接受大计考核，若有官员为官腐败，治政荒唐，大计考核不能通过，那么将受到当场罢黜的严厉惩罚。更有甚者，在一些时期，官员因大计考核被罢黜，将永不续用。可见大计考核在明代对于整顿吏治、维护朝纲的重要意义。而此时的刘瑾，竟利用这次机会，操纵吏部，党同伐异，借口反对自己的“学士吴俨，帷薄不修，令致仕养病，御史杨南金，无疾欺诈，着为民”［13］，吴俨与杨南金在朝野都颇具威望，消息一出，“闻者莫不骇异”［14］。刘瑾在这次大计中陷害忠良的行径还不仅于此，在他的迫害下，“浙江右政梁泽等致仕，江西右布政使李韶等闲住，都匀知府黎臣为民”［14］。相反，一些不称职甚至作恶多端的官吏，因依附刘瑾，反而平安无事。“荆州知府某贪暴无比，监司考语，不敢署其恶，吏部尚书许进奏为民，知府复贿刘瑾，中批留用”［15］。
直到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诛，杨南金才复出，任官地便是与他有过不解之缘的江西，就任江西道御史。凭借早年在江西泰和知县任内积累的丰富经验，继续为江西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可惜时无明主，正德朝此时，权宦刘瑾虽然被诛，但朝纲不振，杨南金深感政治环境的晦暗，身为御史，对于规正朝纲有心无力，大失所望，只得再次辞官，请求致仕，与宦途作出了最后的决裂。
杨南金在正德三年(1508年)吏部大计中被刘瑾迫害，削籍为民，只在嘉靖初年时短暂出仕，作为后来插曲。杨南金自京师回到云南家乡后，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杨南金在云南，“扶良善，孀寡”［16］14a，“教化其乡弥力”［3］358，还“扶弱抑强”［17］472，“抑奸扶良，井里赖之”［1］133，“乡闾德之”［17］472。正德十四年(1519年)，杨南金带领乡民“掘地三余丈之远导流，砌石一千余工之多”，修筑了一眼泉水，称之为“洗心泉”。借乡民们付出的辛劳和“洗心”的名字告诫乡民，泉水不仅用于洗涤外在的污浊，更用于洗涤人们内心的污浊，从而“涤去旧污，滋长新善”。倡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贞廉洁，克勤克俭。“邻保相助，患难相恤”，“过失相劝，德业相成”。勿盗寇、赌博、游荡、懒惰，勿沉迷酒色、倚强凌弱、强买强卖、欺玩法度、行骗咒骂、私挪公物、买卖赃物、听信邪妄等，并镌刻《洗心泉诫碑》，永远流传，至于今时，成为乡规民约之典范。［2］657
正德年间，邓川州境内罗时江发生水患，杨南金发起修筑河堤。罗时江为唐代罗时兄弟开凿，用以疏导“绿玉西湖之水以归洱河”，邓川州乡民用水以及田地耕作多依赖于罗时江，但罗时江水患常发，“每秋涨，多没田”，给人们带来不少灾难。明季曾数次修筑河堤以治理水患。永乐年间邓川州同知李福荣、天启年间邓川州知州周之相都曾在罗时江上修筑堤坝，但都收效甚微。到正德年间，罗时江又发生水患，杨南金乃发起乡民，再次动工，重新修筑河堤，到这时，罗时江的水患才得到了真正有效的治理，清人许鸣磐《方舆考证》评道：“其患始息”［18］15b。杨南金这次治理罗时江水患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当地的乡民和官吏有目共睹，也为自己积累下了治水的经验。嘉靖年间，罗时江的干流渳苴河也发生了水患，只是此时杨南金的已到暮年，无力主持治水，但仍“拳拳民隐，垂念邓川河道为害”，为这次治理渳苴河水患撰写《重修渳苴河堤记》碑文，他在碑文说道：“修筑河堤，特百政之一，尚如此其难，邓川他政可知矣。民食不足，困悴逼之，迩乃征调又逼之，侵凌强暴又不时鱼肉之，诚救死不暇矣”，对官吏们治水拖沓，欺凌人民，中饱私囊，致使水患成灾，人们遭殃提出了沉痛的控诉。
杨南金为家乡作出的贡献，还可以从他的著述上了解到。他曾“着有《裨乡集》、《守土训》、《三教谕》等书”［1］133，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他著述的内容和目的，不为个人的青史留名，而为探索能够裨益家乡，守卫故土，教化乡民的良方。又“广收博采，以凛凛直笔”［2］669编撰了家乡邓川州自建置以来的第一部成文史志《邓川州志》，只可惜他的著述“皆散失无存”，未能流传。也许是这部《邓川州志》是出于杨南金私人编撰，未与官府取得合作，因而无力广泛地刊刻发行，保存备本。杨南金《邓川州志》既已失传，那么现今就无从知晓原书的具体面貌。只是在其余著述中找到一些关于杨南金《邓川州志》的只言片语。据后来重新编撰邓川州史志，曾见睹杨南金《邓川州志》的人记载，杨南金的《邓川州志》 “古朴森严，罕有其匹”，全书内容“大要在除强暴，救穷民”［2］669。可见后世对于杨南金《邓川州志》的推崇和厚誉。可见杨南金对于教化家乡用力之深。
嘉靖七年(1528年)，“云南武定府土舍凤朝文作乱，杀州同知官，夺印，与安铨合犯云南”，杨南金的家乡深陷战乱，朝廷急“命伍文定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云贵川广军务，征兵讨之，梁才为户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督理粮储，发帑金三十万”［19］3375，大力征讨叛官凤朝文和寻甸流贼安铨。这次动乱虽然很快被平息了，但杨南金仍然忧心忡忡。在嘉靖九年(1530年)撰写了《寻甸乱后草》，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发表他对于这次战乱和平叛的看法。他认为云南宣慰使司等地“职重地大，人众无礼法，以乱为常”，为消除云南动荡的因素，可效仿王恕治滇的方法，“办里甲，有学校，治如中州”，“削土增流”，“增其戍，使久而内纯，犯即分一府为数县，而统于流，且治且化，且筑城以守，毋令内夷与外夷通，使知我虚实，万世之福也。”［3］359此外，还有《破诡伪》和《乞仁政》，都是杨南金发表的治滇良策。
杨南金不仅自身为家乡云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还通过褒扬前人先贤的方式，鼓励后来者为家乡云南发展尽心尽力。明代邓川州土官知州阿氏是世代拥护明朝政治的良臣，杨南金感念阿氏先祖的英勇事迹，欣然为阿氏先祖之墓作墓志表，即阿氏《太始祖刀哀公墓表》，表文称“刀公哀为阿氏始祖所自出，世居威远州。元末，车里摇乱，公避于挝，继迁元谋，应段氏举孝廉贤良，知邓赕事。元衰弱，段、高氏叛乱，于洪武十五年，大兵南下，公携子投军，勤王懋绩，戍羊塘里近官村，旋即军功告竣，未封而卒。”［20］杨南金的表文记叙了阿氏先祖在元末助明朝剿灭蒙元云南势力，统一云南付出的牺牲。在正德、嘉靖朝云南战乱频频的背景下，尤其具有感召和鼓励意义。杨南金在江西、云南修筑的祀祠，也起着感召的意义。他为邓川州崇正祠撰写了《崇正祠记》，极力建议将过去勤俭爱民的官吏奉为祀主，以鼓励官吏们见贤思齐。
云南地处西南，远离朝政的浑浊和纷扰。杨南金在此处的漫长岁月里，重新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他为自己修筑了一座“三宜亭”居住，三宜为“宜休，宜足，宜止”，劝勉自身当克勤克俭，砥砺修行，勿耽于安逸。还在亭子左镌刻“濯缨”，右镌刻“攻玉”，自号“两依”。“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21］765，削籍为民后，屈原成为杨南金效仿的楷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22］640，杨南金表示只有接受磨砺，方能成为儒家向往中温润而内心坚定的人。
云南美丽的风景名胜也留下了杨南金的足迹。清源洞在邓川州西，苍山云弄峰北麓，景色出奇，风光旖旎，“其中岩石秀丽，有泉滴成小池，水至清泠”［23］5466。杨南金在游玩清源洞时，便在清源洞口题写了“清源洞”三字。明末徐霞客游历云南山川时，也曾到杨南金游玩的故地，在日记中记载了杨南金为清源洞题写的字。杨南金题写的“清源洞”字，至今仍然清晰可见，为云南著名景点之一。［24］28
杨南金在云南，也结实了不少文人学者。其中有正德、嘉靖朝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明代三才子之一，著名文学家杨慎。杨慎，字用修，号升庵，生于弘治元年(1488年)，本为正德辛未科状元，任职翰林院，嘉靖初期为明世宗帝师，但在明世宗继嗣和继皇统的“大礼仪”之争中，因坚持规制，反对明世宗为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乱明朝世系的做法，遭遇严酷的廷杖，险些去世，贬谪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市)，终嘉靖一朝未得重用。杨慎的遭遇，较之杨南金更为沉痛。二人在云南相识，因而有惺惺相惜之感，结为忘年至交。杨慎谪戍云南期间的诗文集《升庵长短句》，就由杨南金撰序，杨南金序称：“太史谪居滇南，托兴酒边，陶情词曲，传咏滇云，溢流夷徼。昔人吃井水处皆唱柳词，今也不吃井水处亦唱杨词矣。公词赋似汉，诗律似唐，下至宋词、元曲。文之末耳，亦不减秦七、黄九、东篱、小山。”［25］5b与其说是褒扬杨慎，何妨说是宽慰自己。杨南金诗文成就虽稍逊杨慎，但同具备“谪居滇南，托兴酒边，陶情词曲”的诗文背景，这才是杨南金崇奉杨慎诗文的根本原因。嘉靖年间，杨南金短暂出仕湖广佥事和江西参议，乞求辞官致仕时，杨慎曾劝勉杨南金留任，希望杨南金能继续在宦途上取得更伟大的成就，但杨南金一心辞官，回到云南。［2］669
此外还有著名文学家、理学家李元阳。李元阳，自仁甫，号中溪，生于弘治十年(1497年)。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今大理镇)人，与杨南金同是白族。李元阳为嘉靖丙辰科进士，在进士考试中成绩名列前茅，被授予庶吉士，任职翰林院。在嘉靖朝“大礼仪”之争中被贬至江西分宜，后来历任江苏江阴知县，户部主事，御史，荆州知府等职。任官时体恤民苦，躬亲节俭，素称廉洁。刚直不阿，常向朝官及明世宗直言极谏，有“真御史”之称。却也因此导致他的宦途起起伏伏，崎岖坎坷。嘉靖二十年(1541年)，李元阳在荆州知府任后，辞官回到云南家乡，此后便一直居于云南，直至辞世。李元阳在治政、为人、遭遇等各方面与杨南金又是何等的相似。二人又同出于大理白乡，更促使二人成为亲密的好友，在生活和心灵上互相扶持。
此外，杨南金在中原汉地结识的好友有刘瑞。刘瑞，字德符，弘治九年进士，授庶吉士，任职翰林院，素来“以廉惠称”。明武宗即位初期，便向武宗上陈治政的建言，推荐章懋、王鏊、林俊、雍泰等良臣。后见刘瑾用事，朝纲混乱，便称病，辞官回乡。因廉洁贫困，竟无返乡路费，只得借助接济。而刘瑾“榜瑞为奸党，又以前荐雍泰除其名，罚米输塞上”［9］，使刘瑞愈加窘迫贫困，只能依赖于在家乡“授徒自给”。刘瑞在刘瑾覆灭后，出任浙江学政副使，升南京太仆少卿。嘉靖初年，历任南京太常寺卿和礼部右侍郎。后来在“大礼议”之争中，因坚持规制而遭遇罢官。杨南金与刘瑞相识约在正德初年，杨南金任陕西御史时，二人相识在舟中，通过交谈，彼此知对方旨趣，便结为好友。刘瑞有《别杨用章序》，为送别杨南金之文，文中除叙故旧之情外，对杨南金的治政和为人也多有赞誉，“清谨而已”是杨南金留给刘瑞的深刻印象。
约嘉靖十九年(1538年)，杨南金在家乡去世。当地官员和人民感念杨南金生前为官和为人的高尚品质。云南提学使胡尧时还“造其庐，恤其孤，作祠祀之，建石坊于其里，曰：'清风高节’，入祀乡贤祠”［1］133。这尊石坊，在道光年间为水患淹没，后经乡人从泥沙中掘出，迁建到杨南金发起修筑的洗心泉附近，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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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云南省纪委．杨南金为官“三不动”．宣传教育．廉史镜鉴［DB/OL］．中共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云南省监察厅网，［2016－02－18］http：//www．jjjc．yn．gov．cn/．
原载于《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151-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