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庆刚：晋、楚青铜艺术的交流——以东周青铜器“龙身凤”纹样为例
“晋”
“楚”
晋、楚青铜文化的交流具有多元性，本文以龙身凤纹样为例，探讨晋、楚青铜文化交流的方式：晋、楚龙身凤纹自成体系，风格演变具有相似性；龙身凤纹样最早兴起于三晋地区，楚地龙身凤纹受三晋影响并有所创新，秦地发现的龙身凤纹样应属于楚式风格。
晋、楚是春秋大国，晋系、楚系青铜器影响深远，青铜器所反映的晋、楚之间的文化交流为诸多学者所关注。
张昌平先生认为，“春秋晚期，楚文化基本特征与中原文化进一步分化，楚系青铜器个性特征也更为突出。但是，晋、楚青铜器中的一些铸造工艺、装饰纹样有颇多相似之处，还在不同时期具有同步的演变方向”；路国权先生以铜匜为例，阐释了青铜文化“南北二系”演进过程，春秋初期北方和南方的“统一性”较强，都保持着周文化的传统（A型都占主体），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由楚发展起来的B型在南方渐次取代西周以来传统的A型，战国早期开始，南、北方又开始走向新的更大范围的“统一”（B型都占主体）。
从上述结论来看，晋、楚青铜文化交流具有阶段性、复杂性等特征。本文所探讨的“龙身凤”纹样，提供了研究晋、楚青铜文化交流的新视角。
“龙身凤”纹的特征是鸟（凤）首与龙身结合，部分有翅膀或尾羽。商和西周时期主要是作为青铜器鋬上部立体装饰，林巳奈夫称之为“羊角牺首与凤凰”，牺首之下有凤凰，认为是“戴着面具的凤凰”；平面纹饰在莒县西大庄M1铜轭首发现一例，年代为两周之际或稍晚。
东周“龙身凤”纹样在形制上需要和凤鸟纹、龙纹相区别：
“龙身凤”纹与凤鸟纹的区别在于体躯，凤纹体躯为“写实”的鸟形。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写实”凤鸟纹个别型式在三晋两周地区依然有发现，但已渐趋消亡。
三门峡M2001:90虢季方壶（图一：1），盖缘饰顾首凤鸟纹（图一：2），上下腹部各饰二组以细雷纹作地纹的前垂冠凸目凤鸟纹，在上腹部者昂首相对（图一：3），在下腹部者回首相背（图一：4）。韩城梁带村M27:1001凤鸟纹铜壶，腹上部各饰两组大冠凤鸟纹、下腹各饰两组回首凤鸟纹（图一：5）。
图一 三晋两周地区“写实”凤鸟纹
1—4.三门峡M2001:90 虢季方壶；
5.梁带村M27:1001 凤鸟纹铜壶
“龙身凤”纹与龙纹的区别在于口、喙部，龙纹口部呈“S”形，龙身凤纹一般是鸟首形勾喙或“C”形喙。新郑李家楼莲鹤方壶，壶身龙纹、凤鸟纹和“龙身凤”纹装饰共存（图二），龙身凤勾喙、龙身。李夏廷先生对侯马铸铜遗址ⅡT81H126:58饕餮衔龙纹陶钟鼓模进行了复原（图三：1），并对饕餮及所衔龙、凤纹进行分解（图三：2—4），此凤纹即“龙身凤”纹（图三：4）。
图二 新郑莲鹤方壶壶身纹饰
图三 侯马铸铜遗址ⅡT81H126:58饕餮衔龙纹陶钟鼓模复原及解析
“龙身凤”纹样主要流行区域为三晋两周地区和楚地，秦地有少量发现。
三晋两周地区“龙身凤”纹，根据形制可以分成四式：
Ⅰ 式 勾喙或“C”形喙，龙身装饰简单。
新郑李家楼莲鹤方壶，壶身下部饰龙身凤纹（图二），勾喙，龙身细长，有两环勾形爪。侯马上马墓地M13蟠龙纹方壶，壶的腹壁为凸起的龙纹、龙身凤纹、蟠蛇纹、蛙纹组成，龙身凤勾喙、一足，侧有小翅（图四：3）。辉县琉璃阁甲墓夔凤纹鉴（图四：1），腹中部有一条龙纹和龙身凤纹装饰的纹带，龙身凤纹与方壶纹饰相似，均饰鳞纹（图四：2）。
Ⅱ 式 “C”形喙，装饰繁缛，饰云雷纹、几何纹等。
侯马铸铜遗址ⅡT81H126:58饕餮衔龙纹陶钟鼓模中龙身凤纹（图三：4），与龙相勾连。侯马铸铜遗址还发现有凤鸟纹陶范（图四：6），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智君子鉴（图四：4），鉴颈部及下腹部纹饰为凤鸟纹（图四：5），两者凤鸟纹形制相似，智君子鉴应产自侯马。太原金胜村M251龙凤纹罍，龙身凤纹位于罍下腹部，造型相似。
1、2.辉县琉璃阁甲墓夔凤纹铜鉴；
3.侯马上马M13蟠龙纹方壶“龙身凤”纹；
4、5.智君子鉴；6.侯马铸铜遗址凤鸟纹陶范
Ⅲ 式 “C”形喙，纹饰简洁。
2003年，侯马白店H15:215龙凤纹模（图五：1），龙凤纹身饰云纹与线纹。H15:157龙凤纹模（图五：2），龙凤纹相勾连，形成一个纹饰单元，龙凤纹外饰涡纹等几何纹。
上海博物馆藏交龙纹壶（图五：3），腹下的第三周纹饰是勾喙的凤首龙身与龙交互缠成图案单元（图五：4），第二周纹饰与第三周纹饰相同而稍简略，中间均填以雷纹。从纹饰形制来看，这件器物极有可能是侯马作坊生产的。
Ⅳ 式 “V”形喙，躯体较丰满，翼、爪较肥壮。
辉县固围村第1号墓1:168铜輨饰，饰错金银龙凤交逐纹（图五：5），凤“V”形尖喙、有花冠，上身饰鳞状羽纹，身躯及足为龙形。
1.侯马白店H15:215龙凤纹模；
2.侯马白店H15:157龙凤纹模；
3—4.上海博物馆藏交龙纹壶；
5.辉县固围村第1号墓铜輨饰
三晋龙身凤纹的演变，体躯装饰经历了简单—繁缛—简化的过程，喙部从勾喙—“C”形喙—“V”形喙。
新郑李家楼莲鹤方壶的年代为春秋中期；侯马上马M13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琉璃阁诸大墓的年代主要属春秋晚期；智君子鉴一般认为作器者是晋卿智伯，执政时间为公元前474—前453年，是晋国具有时代标尺意义的青铜器之一，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太原金胜村M251的年代存在争议，以战国早期偏早阶段（公元前453—前433年前后）较为合理；侯马白店H15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后段或战国早中期之际；辉县固围村第1号墓的年代为战国晚期。
因此，三晋Ⅰ式龙身凤纹年代为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偏早，Ⅱ式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至战国早期偏早，Ⅲ式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至战国中期，Ⅳ式的年代为战国晚期。
楚地发现的龙身凤纹，根据形制可分为四式：
Ⅰ 式 勾喙，体躯细长。
淅川和尚岭M2:66青铜器座，框内上层饰一对“龙身凤”纹（图六：2）。随州东风油库墓葬M3龙纹器盖（图六：4），盖面内外分别饰有龙纹、凤纹、蛇纹和几何形纹饰，其中外周布局是一组对首龙纹，间以一组背首凤纹（图六：3），背首凤纹尾部再接一蛇纹。
Ⅱ 勾喙，尾羽装饰繁缛。
曾侯乙墓铜盥缶（图六：5），主体纹饰为凤鸟纹（图六：6）。
Ⅲ “C”形喙，尾羽装饰繁缛。
随州擂鼓墩二号墓铜方壶，盖鼎及器腹饰凤鸟纹（图六：7），鸟首高冠、张口，有前后两足。
Ⅳ 式 “V”形喙，尾羽简化。
包山M2:432—3方形凤纹镜（图六：8），桥钮，周围铸镂空四凤，凤身铸羽地纹。
图六 楚铜器龙身凤纹
1—2.淅川和尚岭M2:66 青铜器座；
3—4.随州东风油库M3 龙纹器盖；
5—6.曾侯乙墓铜盥缶；
7.随州擂鼓墩二号墓铜方壶；
8.包山M2:432-3凤纹镜
楚地龙身凤纹的演变，其尾羽装饰经历了简单—繁缛—简化，鸟首形制则为勾喙—“C”形喙—“V”形喙。
淅川和尚岭M2的年代有春秋晚期、战国早期二说，但和尚岭M2铜器座的年代应略早；随州东风油库路M3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阶段；曾侯乙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随州擂鼓墩二号墓的年代略晚于曾侯乙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阶段；包山二号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
因此，楚地Ⅰ式龙身凤纹的年代为春秋晚期，Ⅱ式的年代为战国早期，Ⅲ式的年代为战国中期，Ⅳ式的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或战国晚期。
漆器、丝织品上也发现有“龙身凤”纹：曾侯乙墓XⅨ马甲片，甲片上描绘有鸟首龙身（图七：4）。江陵马山一号楚墓N22锦袍袍面（图七：1），上有舞凤纹绣样，每单元上下两组各为一立凤、一龙身凤，其中一凤足亦被简化（图七：2、3）。其演变规律与铜器相同，由“C”形喙向“V”形喙转变。
图七 楚漆器、丝织品龙身凤纹
1-3.江陵马山一号楚墓N22锦袍袍面；
4.曾侯乙墓ⅩⅨ马甲片
楚地还有一类凤纹，即“兽身凤”纹，仅发现于楚地，与龙身凤纹在体躯上有明显区别，其特征是“凤首、兽身”。在平面上看一般是两足，实际应是四足；曾侯乙墓Ⅳ马甲片，可见表现兽身四足的形象（图八：2），与龙身凤纹（凤）鸟首部相似。
图八 楚漆器、铜器兽身凤纹
1-6.曾侯乙墓Ⅳ马甲片；
7-9.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
“兽身凤”纹，根据形制可分为两式：
Ⅰ 式 勾喙，兽身。
淅川徐家岭M9:21龙凤纹铜鼎（图九：1），腹部上、下各饰一周以网格纹为地的兽身凤纹（图九：2），凤首有冠，周围有云气纹；郧县乔家院M5:6铜鼎（图九：4），器腹部凸弦纹上下各饰一周兽身凤纹（图九：3），凤为“C”字环勾形爪。淅川和尚岭M2:32龙凤纹鼎（图九：5），腹部上下各饰一周以圆点纹为地的兽身凤纹，凤首头上有角（图九：6），凤首相对；长沙楚墓M89铜鼎（图九：8），盖面四周饰兽身凤纹十只（图九：7），外伏牛形小钮。
图九 楚铜器兽身凤纹
1、2.淅川徐家岭M9:21铜鼎；
3—4.郧县乔家院M5:6铜鼎
5—6.淅川和尚岭M2:32铜鼎；
7—8.长沙楚墓M89铜鼎
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发现有三例鸟首兽身形象（图八：7-9），其一为一头双身形象。曾侯乙墓Ⅳ长条形马额位置甲片描绘有兽身凤、蛇、蛙等图案（图八：1），其中兽身凤角形、形态各异（图八：2-6）。
Ⅱ 式 “C”形喙，兽身。
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十月月神（图十），其造型亦为鸟首兽身形象，李学勤描述为“形如大鸟，首白色反顾，顶有歧冠，体后有兽尾。两足劲健，一前一后，作奔走状”。
图十 子弹库楚帛书兽身凤纹样
兽身凤的喙部，亦由勾喙向“C”形喙转变，与龙身凤纹演变相同。和尚岭M2、徐家岭M9、郧县乔家院M5、长沙楚墓M89等的年代均为战国早期；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之交。兽身凤纹样的兴起应是受龙身凤纹样的影响。
秦地发现两件龙身凤纹样器物：
凤翔铁沟遗址采集的夔凤纹瓦当（图十一：1），环勾形双爪，身躯呈“C”字流线形，翅和尾羽较短。咸阳长陵车站窖藏凤纹铜管饰82XYCLJC7:77（图十一：2），凤身躯相互交盘，雄凤头顶有冠，身饰圆圈纹，雌凤头顶无冠。
1.凤翔铁沟夔凤纹瓦当；
2.咸阳长陵车站窖藏凤纹铜管饰
秦国发现的龙身凤纹数量少、不成序列。凤翔铁沟遗址夔凤纹瓦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这一时期，晋和楚龙身凤纹形制略有区别，三晋地区龙身凤喙部为“C”形，楚地在战国早期均为勾喙形，从这一点来看，凤翔铁钩遗址夔凤纹瓦当应受楚文化的影响。长陵车站82XYCLJC7的年代上限为秦二世元年，器物多残，其性质很有可能与铸铜作坊工艺流程有关，除三件凤鸟形饰件外，伴出有东方六国货币，其来源具有多元性；另外，从咸阳长陵车站窖藏铜管饰凤纹形制来看，更接近于楚文化；这件铜管很有可能是楚地产品。
龙身凤纹样具有两种属性：作为纹样及其所装饰载体本身，具有“物”的属性；作为“符号”，属于“概念”的范畴。
作为纹样本身来看，三晋两周地区和楚地龙身凤纹各具特色，自成体系。晋龙身凤，龙躯干上饰有细密的圆形和三角形的雷纹，这是晋国青铜器纹饰的主要特征；楚地龙身凤、兽身凤一般较纤细，体躯素面，其所装饰的器物为铜浴缶、箍口鼎等，箍口鼎属于楚式鼎，铜浴缶也被认为是东周时期楚系铜礼器组合的基本器种之一；秦国发现的龙身凤纹属于楚式风格。
作为“符号”或“概念”来看，三晋两周地区和楚地龙身凤纹样有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两地纹样风格演变有相似性，纹饰从简单到繁缛再到简单，喙部特征从勾喙—“C”形喙—“V”形喙。
另外，春秋早期均未发现此类型纹样，新郑李家楼莲鹤方壶、侯马上马M13铜壶等较早装饰龙身凤纹样，年代为春秋中期；楚地龙身凤出现年代最早见于淅川和尚岭M2铜器座等，年代为春秋晚期；而且，楚地龙身凤纹样的发展、演变过程滞后于三晋两周地区。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楚地龙身凤纹样的产生应是受三晋两周地区的影响，发展、演变过程与三晋两周地区有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但也有创新（兽身凤纹样为楚地所特有）。
除东周龙身凤纹样，还有“翼龙”装饰、铜器“图像纹”等，均最早在三晋地区流行，并影响其它地区，由此可见三晋在青铜文化方面的创新和影响，以及晋文化的重要性。苏秉琦先生曾指出，晋“是北方大国，周王东迁洛阳实际也是投奔晋国，一直到秦始皇统一，晋一直在东方国家中占首位，晋也罢，三家分晋也罢，并未改变这种基本格局，依然是夏商周晋秦。秦统一者，主要是统一了晋，其他是第二位的”。
原文刊于《绵瓞集——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暨张颔先生100年诞辰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