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西夜话〗一次特别营救

原载：迁西县委机关内刊《今日栗乡》〈2006.11.20〉

撰文：赵 生，退休干部，现居天津

编校：张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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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姨夫吴占一，生前向我讲过一个关于他本人的真实故事。

1933年日本侵略军进关后，占据了我县的金厂峪金矿，掠我资源，杀我同胞，残酷镇压抗日力量，把金厂峪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军民并肩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日伪展开了殊死斗争。许多金厂峪金矿的工人也参加了抗日工作，经常把抗日标语贴在鬼子的大门口。一天夜里，一个16岁的童工贴标语时被抓，严刑审讯之下暴露了指派他的地下党王泉师傅。于是，王泉被捕，被转押到了驻兴城的日本宪兵队。

王泉是长春人，父母都是被日军杀害的。他带着国恨家仇参加了革命。到了关内，他以矿工身份为掩护从事抗日工作。日本宪兵抓住了这么一个“共党要犯”，施遍了严酷刑罚。王师傅宁死不屈。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五个日本宪兵和一个汉奸把他押到滦河滩活埋。可是，鬼子们万没料到，王泉却死而复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吴占一向我叙述了原委。

吴占一，出身于南团汀一个书香门第，聪明过人，从小就见什么就懂、学什么就会，所以老人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吴先知”。上学后，老师又为他改名“吴占一”，希望他专修一门科学，独占鳌头。果不其然，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遵化省立五中，又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后加入共产党。吴占一辗转回到家乡参加抗日，先在迁安县委书记韩东征的组织下，同长河峪的张万友等人一起创办了秘密修械所，后在驻迁青平联合县游击根据地的冀东区党分委尖兵报社做刻印钢板工作，还曾在军分区枪械所制造武器并任枪械教练，教战士们使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新式武器。因为足智多谋，抗战坚决，各项工作做得都很出色，所以这次党组织又把营救王泉的任务交给了他。

吴占一根据搜集到的敌方情报，设计了几套营救方案。但究竟用哪套，还得深入虎穴，相机而定。

一天中午，他带着游击队员李大勇，化装来到兴城据点一家饭店的对面胡同口，一边蹲下来吸烟，一边踅摸着抓“舌头”的机会。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挎手枪、戴着歪牙帽和墨镜的翻译官摇摇摆摆地从饭店里出来了。当他走到近前，吴占一、李大勇突然起身扑了上去，把预备好的夹被子（薄被子）往他的头脸上一蒙，枪口往他的腰眼上一顶，低声喝道：“不准动！”并迅速下了他的枪。李大勇像扛口袋似地把他往肩上一扛，一溜烟跑进了胡同，眨眼间进了一户人家。二人将翻译官按在墙根儿下，亮明了身份，讲明了敌工政策，要他协助我方营救王泉，戴罪立功，给自己留条后路。那汉奸表示同意为八路军出力，并交代了宪兵队将于下周一上午活埋王师傅的计划；提出，只是日本人看得紧，他不知如何插手。吴占一听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向那翻译官面授机宜：到那天，你带上两瓶好酒，将监场的日本兵引到一边儿喝酒去，这边由我们相机行事。翻译官说：“是，是，我保证照计而行，把事办妥。”吴占一、李大勇怕他转身变卦，便进一步感化他、教育他。李大勇拿出50块大洋，说：“拿着，这是提前给你的奖励和酒菜钱。事成之后，给你记个红点儿。”

“那是，那是。”

“不过，现在还得再委屈你一下，把这睡觉的药吃了。”李大勇顺手掏出一包蒙汗药，递了过去。二人盯着他吃了，又等药力发作方才撤去。

当天夜里，吴占一通过内线找到了被指定挖坑的托底人，要他们预先挖坑时配合行动，埋下机关，做到不留任何蛛丝马迹。

隔日就是周一。上午10点钟左右，五个日本兵和那翻译坐着一辆马车，把王泉押出兴城据点，来到沙岭子村外的滦河滩。一个日本宪兵看了看预先挖的坑子，嫌太浅，命令再挖深半米。那个翻译官见是时候了，便拿出酒菜，撺掇五个鬼子宪兵到十几步外的杨树行里喝酒去了。

坑挖好后就埋人。当把人埋到半截时，有两个鬼子起身要去现场监督，又被翻译官拉了回去。没喝几口，这两个家伙又要去现场，唯恐出什么问题，但又被吴占一争取感化的那个翻译劝回去了。就这样，鬼子宪兵边喝酒边督战，直到把埋人的坑子填平又验了收，也没发现任何破绽。

日本宪兵撤走不到半个小时，从滦河上游的根据地——巴家峪漂来一叶小舟。船靠了岸，下来了五个人：吴占一和我的两个舅舅王俊如、王俊杰(均是党员)，还有两个青年民兵。他们很快找到埋人的地方，迅速扒出王泉。吴占一上前一看：“嘿，人真的还没死！快背上船去！”小船逆流而上，很快消失在水湾里。

原来，就在事先挖坑时，几个民工已按吴占一教给的方法，从坑外三十米远的地方埋过来一个细胶皮管，一头露出地面，用乱石掩好；另一头埋藏在坑里备用。在埋人过程中，乘鬼子喝酒不在现场的两三分钟空档，将引进坑内的管头让王泉咬住，再将一个柳条笊篱扣在他的脸上，然后急速掩埋，把坑填平。就这样，吴占一的精心设计骗过了敌人的眼睛，为成功营救地下党争取了宝贵时间。

一次特别营救表明，当年我们的抗日队伍真是藏龙卧虎；对敌斗争，不单要靠勇敢，还得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