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实践理论下的《Z先生的两次分析》

科胡特Kohut,批评自我心理学派,并且改良客体关系学派,建立自体心理学,其Z先生之两次分析影响深厚。这与他那不多的几本著作一起直接指导着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他声称自体心理学乃精神分析的未来方向。他在《自体的分析》中所提出的自恋人格障碍等构成了今日精神分析美国流派的核心术语

在初次从台版《自体之重建》前言看到Kohut拉康的镜像阶段仅进行点名的提及之后,我们渐渐注意到二者的关系,都是81年去世,都对当时的主流精神分析提出批评。虽然一个称为自体,一个则是无意识主体来批评自我和及其上建立的关于现实的理论。二者均强调镜映现象对于主体经验的认同过程之建立的核心影响。都对当时被接受的阻抗概念进行批评,并且强调临床工作中的再认。都批评当时培养分析家的机构将道德以及现实因素渗入训练机制。二者都在精神分析历史上留下了“悲剧者”的形象。

与Kohut不同的是,拉康引入了结构主义,进而对所谓认同的定义进入了符号的维度。如今Kohut的著作已经有简体版本,我们将通过比较Z先生的两次分析,来深入自体心理学的核心实践的理论概念,并且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Kohut所谓Z先生前后两次分析与自己的理论的差异(前次乃经典精神分析,后一次乃自体分析)其本质和拉康的符号认同与想象认同的划分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质和拉康的符号认同与想象认同的划分有着密切的联系
    Kohut并没有对认同如拉康一样进行一次深入的建构,但是他这里做的工作其实暗含在所谓自体客体的概念上,并且,由此衍生出镜映的转移,理想化的转移,另我之转移,变质性内化。

第一次分析,Z先生的核心是集中在母亲的关系上,并且Z先生随着分析渐渐认同自己的分析家,在结束分析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而自己站在门口,看见父亲回来了。这是Z先生第一次分析触及的俄狄浦斯关系,透过父亲在自己与母亲欲望关系中的不在场,一直到父亲的回来。即是恐惧父亲的阉割,也是标定了一个从母亲的粘连中分离的可能,以便处理Z先生所谓的全能,自恋,夸大性的自我等等。

4年半后,Z先生再度来进行分析,Kohut声称这期间自己的理论有了全新的认识,因此第二次分析乃以自体心理学的理论进行。

此次分析开始则是一个关于父亲的梦,与第一次不同,分析家此次强调的是和父亲的关系的分析。在第二次分析的结束一个核心的要点是:Z先生可以放弃与母亲的关系,Kohut原文:对“被母亲支撑的幻想——即臣服为作她的阳具”进行替代( a fantasy held by the mother — submitted to the role of being her phallus.)(见《The Search for the Self: Selected Writings of Heinz Kohut 1978-1981》(p440))

同时,Z先生与父亲关于父亲与母亲之外的女性的一次约会达成的默契,使得Z先生打开了欲望的空间,可以离开母亲,也离开自己的自恋,同时找到一个新的出发点。这里Kohut认为是透过父亲的理想化的工作,使得自体客体的关系改变,Z先生可以离开母亲,走出即便第一次分析后仍旧孤独,抑郁,并且没有发展任何与女性关系这些困难。

然而,我们如果看到,如何能透过父亲的理想化而建构主体离开母亲呢?在拉康这里,正好父亲给出了欲望的支撑。主体要放弃与母亲的粘连的关系,其前提是父亲的功能作为符号空缺而引入,这是第三元的功能,而不是二元的镜映关系,如果没有第三元,是无法起到稳固的分离镜像关系的可能的。

所以,如果仅仅是在自体客体的关系上,扩大的自我上衍生出和父亲的关系,这并非第三元的功能,而仅仅是二元关系中母亲被父亲替代,所以在Z先生二次分析末尾,这种对父亲的理想化的根基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即Kohut强调的父亲离开母亲找另一个女人,而Z先生达成默契并没有告诉母亲,为什么呢?父亲没有要求Z先生保密,但Z先生不告诉母亲乃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欲望的可能出路,即可以放弃成为母亲的阳具,也能够去到其他的女人,并且找到自己的认同。这个认同的特征在于,并非简单重复母亲的笼罩:见第一次分析的内容!也并非想象地认同父亲:否则Z先生会陷于与各种女人的问题中,但两度分析的主题显然不是这样。

这样,只有拉康的符号认同能对这里进行更好的理解,即父亲打开了一个欲望的空间,在母子的关系上直接造就了第三元结构,主体透过这一项可以进而建构自己的欲望,而非在母子的镜像关系中被母亲的欲望所笼罩,也不会简单地透过二元关系从母亲去到父亲,再被父亲的欲望笼罩(如果是这样,则是拉康的想象的父亲)。正是对产生差异性的符号父亲的认同建立了对想象的阉割,才能结构性的离开原始的自恋关系,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 
   这样,Kohut才回去反思,第一次分析终止时候的梦并非是父亲的阉割焦虑的梦,并非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的梦,经典的精神分析的理论在此并不够深入,正是第二次的转移/移情的改变(对分析家的认同基础上,对父亲进入的深入工作),使得这一切发生变化。

   想象关系在于二元但是统“一”的粘连关系,而符号的认同的1是对主体的命名,命名使得一个事物区分与另一个,因此,符号认同的本质是产生差异性。差异性上才能使得个体得以从幻想中落脚,才可能进入当下的生活,而非做出各种努力,以便能活在不可能抵达,无限远的被想象世界(母亲的欲望)所笼罩的未来。

在第一次分析中,Kohut处于Z先生的想象关系中(这也是他称为镜映的转移的东西),如同拉康1953年安置的,他使用的自我心理学的方法,另对方产生夸大的自我。而在第二次分析中,则是去除理想化,并且造就变质性的内化,即符号的第三元的父亲的构成——这里是拉康1953年批评Klein时提到的所谓的Ferenzi的内投——即符号认同(与想象的认同:投射区别)。
        这里是该书中Z先生分析的终结点。

Cocks 1994年揭露出Z先生,实际就是Kohut本人,他首先族做了一次弗洛伊德派的分析,这对应于Z先生的第一阶段分析,即Kohut以其分析家的位置来解释他自己以及该临床的困境,所以我们并不清楚是其分析家处于镜像移情,还是他自己在镜子里观望自己所致;另外,他自己对临床思考和构建理论的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的Z先生的第二段分析。因此,对这个个案的思考也许值得以新的一些维度来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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