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信 分析设置
第三封信 设置[1]
亲爱的朋友，
为了回应您的询问，我将详细说明边界情况下的分析设置问题。以下是临床示例。
有一天，我收到一位母亲的电话，要求我紧急去看她的儿子，她提醒我，当他三岁时，我就曾见过他。我确实，似乎有一个清醒的记忆，乃是一个非常精力充沛的小男孩，他的问题在四个会谈的时间中就搞定了。由于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也因为“我对小男孩记得这么清楚”，我建议母亲说让她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这样我可以给他一个我同事的名字。母亲回答说，他不会打电话的，他要求母亲打电话给我，而且他不会看其他人的。我仍然坚持，说我的时间有限，有时最好能够改变一下，等等。在这一点上，母亲泪流盈眶，告诉我，她的儿子开始从事病态的自残行为，她和她的丈夫急切地担心着。当然，我为这次约谈设定了日期。我感到非常内疚，问我自己，当男孩三岁时，我曾错过了什么吗，因为让事情发展到这种痛苦的程度。
几天后，我遇到了一个典型的他的同时代的青少年：拖在地上的非常宽的裤子;一个相配的夹克和在他的胳膊下的滑板。
事实上，他不是一个男孩，当他三岁时，如他妈妈说的，而是我三年前看过的一个孩子，他父母担心他们的儿子在家里退学，不喜欢做作业。
我在几个月中规律地见他，在那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视频游戏的东西;随后是他从未错过会谈，在此期间他总保持沉默。过了一段时间，我了解到，在会谈的那一天，总在星期六，他的父亲开车送他到他的约谈地点 - 从他们的家出发，那是位于相当远的郊区，他们在一起度过下午。我们讨论了这一点，并同意，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这些会谈，以便他可以花时间与他的父亲一起;他们可以有这个宝贵的时间在一起，即使会议停止之后。他的父亲也完全同意。男孩再次对他的学业感兴趣，并在家里变得爱交流了，但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提到他的回撤或可能的抑郁的原因。他离开了，但他知道，他可以再回来 - 如果他想谈论他还没有准备好讨论这一次遇到的（而且我没有能够辨别出来的）事情。
所以他回来了。从一开始，很明显他不想浪费一点的时间。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谈中，我在使用正式称谓您（“vous”）或熟称的你“tu”之间犹豫。在第二次会谈上，我仍然犹豫不决;我向他解释，这必定是因为我三年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我补充说，现在他是一个年轻人，我更喜欢称他为一个成年人，我现在认为他可以更自然地支付会谈了。因此，我同意与他一起工作的条件是，只要他每两次会谈支付一次就好。他说他不能支付得起他父母曾付给我的数额。我向他确保，这也不是我的想法，但我指的是他可以支付自己能使用他的津贴或从零工获得的收入。我们同意每周见面一次，他每两个礼拜一次则给我五欧元。在离开之前，他问我：“如果我能支付所有的会谈那怎么办？”我告诉他，这将是非常好的。
到达下一个安排的会谈时这个青年人警觉而且充满活力。他马上告诉我，他已经停止了自我伤害的习惯。
从那时起，我们在困难中，从事起这项甚至是痛苦的但却令人兴奋的工作。
建立这种设置是基于患者那部分的一次解释的结果。实际对我也是这样的。从那时起，我只与这样的青少年一起工作，除非他们同意为其分析付出费用，并且也有意图在在其收入允许的可能的未来可以支付起所有的会谈费用。但鉴于我必须谋生，我就不能接受许多客户只支付五欧元。【一般来说，不管频率，在欧洲一次分析会谈收费是在30-70欧之间】然而，对于跟我进行分析工作的年轻人，这些条件创造出了一种在他们的年龄不同寻常的承诺的质量。
我还不完全明白这些条件对青少年的重要性，我会感谢你的想法。但我可以肯定的有两件事。
第一个是创立性的概念：精神分析工作的对象是无意识。弗洛伊德发明了无意识和抵达它的工具，其他人精炼了这个概念，并引入了新的元素，但精神分析家工作最令人兴奋的方面在于他们的个人使用着这些工具 - 他们的诀窍可以帮助患者去处理焦虑，并创造性地听到他们所需要的距离。换句话说，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总是一种精神分析家为在他面前的特定的人，重新发明出开展精神分析的方法。
第二点是，我不认为分析只包括移情和对移情的解释。有移情，还有分析的设置。规则是设置的一部分，但设置又超过规则。分析家的理论是设置的一部分，正如米歇尔·奈拉特如此贴切地指出过的那样，这个理论也是分析师的反移情的一部分。
此外，分析家的个人历史以及决定他的思维方式和敏感性的所有因素，则是设置的另一部分。设置包括所有这些，甚至更多的东西，使得它可以在移情、规则、理论和分析家的个人历史的空间内以不损害过程之本质的方式来操纵会谈。一些分析家称这是一种治疗联盟。弗洛伊德一次提到过友谊;我则经常使用这个词。 Winnicott谈到过渡空间。我相信，要求青少年支付他的分析是一种尊重的迹象，精神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铭记在了这个环境中。从那时起，两个主角都参与到他的阐述中。由创立分析条约的协议来启动，这样的阐述会超出了这个过程，并成为人性环境的一部分：世界上的某个地方的两个人正在做着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决定一起来做。这个东西没有比别人在同一时间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更为重要或更不重要，这些东西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本来希望能够为我的每一个病人发明一种能够立即产生具有这种根本的有质量的关系的分析条约。
太多的期望，还是过于天真了呢？对此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精神分析家对最佳结果的渴望不应该与危险的激情相混同而冲突。
我在同事们的一次会议上描述了我和这个年轻人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被问及我没有再见过他父母的事实，是否是由于我在前一治疗期间所做的工作。事实上，是这样的。 François Dolto和Gisela Pankow教导我，与儿童和精神病患者（包括成年人）一起工作需要尽可能包纳父母到治疗的过程中。通过这样去做，分析家加强了他们（父母）的自尊心，帮助他们经受住与治疗师的竞争 - 它总是伤及给孩子的治疗 - 解决与孩子的减轻痛苦相关的无意识的羡慕。从患者的角度来看，让父母参与治疗使得他能够与治疗师分享在处理症状时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父母的暴力（这是所谓的真实和实际的超我）。
出席会议的治疗师之一怀疑我要求年轻人支付他的会费，说年轻人可能借此被授权去以任何方式获得金钱，包括卖毒品或卖淫。想象分享疗法的成本，或甚至支付所有的会议，基于口袋里的钱，可以是一个邀请的犯罪，这样我会有麻烦的。我认为，实质上，这种反对是与不同的移情概念有关的。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条约重新定义了移情的领域，为这个年轻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在于世的方式。我不排除青少年方面的不正当行为的可能性，但我认为不应该被认为是在移情的影响范围之外的，因此不可能对之予以修通。在所有临床的边缘情势下，工作是被分析家所设定的 - 他是支持移情的人，因此，该工作取决于他的承诺和他的创造力。
您的朋友，
HeitorO'Dwyer de Macedo
[1]本文节选自巴西裔法国分析家Heitor O'Dwyer de Macedo撰写的《给年轻分析家的信件》（Lettres à une jeune psychanalys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