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南走，到北海”。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的北海市，名字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得名“北海”，一直以来有两个说法：一是因为城市的北边靠海；一是据说康熙初年在这里设有叫“北海镇标”的军营。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太靠谱，历史上所说北边靠海的“北”，并不是就现在城市的方位而言；而“北海镇标”的说法史料上并不充分。讲历史要穿越时空，不能像电视政论片中说两千年前海丝之路的始发港，“浩浩荡荡的船队从合浦出发”。一百多年前的北海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范围很小，也就是老城那一块。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本地人只把老城和市中心一块当作北海。我每次听到地角人说“今天出北海玩”诸如此类的话，就哑然失笑，感觉像市长开会时手下的局长说“政府应如何如何”。不只是地角人这样说，高德人、侨港人——北海人叫“华侨人”——也这样说。原因无它，地角、高德、侨港以前真的不属于“北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北海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为城市。叫“北海”的老城在清道光之前还是农村，是一个叫“北海村”的村子所在地。
关于“北海村”，据1905年编纂《北海杂录》的梁鸿勋所记：“北海原名'古里寨’，属廉州府合浦县珠场司，未通商时，有'北海村’距商场半里，始于嘉庆年间，迄今约百年。该村计二十余家，百余人。”梁鸿勋说的“古里寨”，不是村屯名字，而是明代在沿海设置的防御倭寇的驻军设施，当时在合浦沿海共设了八寨，古里寨“至冠头岭十里”，应该位于冠头岭与老城之间。《北海杂录》称“大抵以北海村历年为最多”——翻译过来，“北海村”是北海最老的村子。他还列举了当时北海范围的村子，包括红坎、地角、北田、石步、流下、南澫、岭头、林屋、独树根、上村下村、大墩海、高沙、赵屋、洞尾、苏屋、石子岭、白屋、火烧床、新村、沙湾。八十年代末我刚到北海，星期日骑着自行车乱转，在冠头岭下的南澫，听村民非常骄傲地称这里就是北海的“根”，“先有南澫，后有北海”。澫，水名。南澫就是南湾。这“南”与“北”，显然不是以现在的老城为界，而是以冠头岭为界的左与右。《廉州府志》称：北海冠头岭“南北皆澳，海船舣焉”，冠头岭的南面和北海都是海湾，渔船在那里靠岸。根据史料可知，远在明代以前，冠头岭下就有村民，到冠头岭以北的海湾捕鱼。靠近冠头岭北部海湾的村子出现后，自然而然被称为“北海村”。
北海历史上是一个渔村的说法，让人不爽。但如果仅仅指的是北海城区，的确就是这样。而在北海城区还是农村的时候，合浦县城廉州已经是都市了。事实上，从汉代设郡开始，作为合浦郡一度的“郡治”，和历代廉州路、府的“路治”“府治”，或合浦县的“县治”所在地，廉州才是这一地区最为繁华之地。这一点也不奇怪，毕竟在农业社会，在“土地为本”的大陆思维中，北海只是一个“海隅边壤”的所在，并非一个“宜居宜业”的地方。“安土重迁”是农业民族根深蒂固的观念，它与四处漂泊、寻找地方落脚扎根并无矛盾，相反在战乱频仍，灾荒踵继的时代，这往往成为一种常态。明代之前，毫无疑义北海地区就有村子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高德外贸四仓施工，曾出土疑为宋朝的铜镜；而和兴村旁也曾有两座明代天启年间的墓。和今日“北海市”名字有关的“北海村”的出现，与清朝一件“大事”有关。1662年，为了防止沿海民众与拥戴南明、踞守台湾的郑成功勾结，“绝其接济”，清廷在南方沿海采取大规模的内迁行动，“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建排栅，驻重兵禁止百姓出栅外鱼盐农耕”。贯彻迁海行动最彻底的是粤地（“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在严厉实施迁海的过程中，民众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死亡载道，明末遗民屈大均所作的《广东新语》对此多有记述。迁移之后，朝廷“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只要越界被抓住就正法，“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长达20多年的迁海，直到统一台湾后才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结束。朝廷颁令复界，鼓励对荒无人烟的沿海垦耕。
在《廉州府志》中，就收有知府发布的《垦荒檄》：“廉郡不乏沃壤，凡逼近水池之处，俱堪开垦作稻田。……经本府教以陂塘筑坝，制造水车，遍谕农民，转相效矣。”在这个大背景下，北海靠海的地方重新开始有村庄出现。而有码头之处，自然而然成为生产和交易的聚集点，出现了圩场。像合浦的乾体圩、白龙圩，现在北海市区范围的高德圩和南澫圩。乾体、白龙和高德有老街、旧街作证，南澫虽然没有街道遗迹，但庙宇、石碑、石墙宛然在目。到了道光中期（1830——1840），落地生根的北海村，因为日益高耸的外沙遮挡，避风条件好，越来越多的渔船在此停靠，出现了主要为渔船服务的简单集市。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咸丰年间，从外沙内港码头进出的货物逐渐增多，有了更多铺户。商业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西江阻梗，北海成了西南和广西货物出口的集散地。在工业革命先行一步的发达国家的坚船利炮逼迫下，十九世纪中国进入了所谓“千年未遇之变局”，城镇化的“牛车”变成了“马车”。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北海成为通商口岸，洋人纷纷抢滩设立洋务、教会、医院、学校等机构，这一带“洋楼矗起，巍然并峙”，成了洋人聚居之处。老街向东扩展，变成了现在的市区。当时“横直占地约四里，铺户约千余间”，俨然已是西南地区一个重要口岸。昔日的北海“村”至此华丽转身，变成了“市”，名字也沿袭了下来。
历史并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常常因为“大声公”而以讹传讹。关于“北海”名字另一来历“北海镇标”，得到很多人的背书。依据是《清史稿·兵志六·水师》的记载：“北海镇标及城守营，康熙初年设，二十三年改龙门水师协标。”但据广西大学黄南津教授查核，这一记载为孤证，并无其他史料支持，在康熙执政大全的《圣祖实录》中，廉州府的军事设置变迁均记录在案，并无“北海镇标”之设。更奇怪的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工部大臣杜臻巡视边海、办理复界。他曾经到过当时已成废墟的明代合浦白龙珍珠城，搭帐篷夜宿时还遇到了老虎。杜臻写了一本被《四库全书》称“凡沿海形势及营伍制度，兵数多寡缕列甚详”的《闽粤巡视纪略》，列举了高德、冠头岭、军屯等上百个合浦村庄，独无北海。黄南津分析，当时北海既无城郭卫所，又无固定居民点，并没有驻扎镇标的条件。而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北海已成繁荣商埠，总兵衙门也还是设在廉州府城，北海仅以“左营”防守，据此判断康熙年间不会在北海设置镇标。
对“北海”名字的源头，我觉得不一定要以朝廷典册为依据，要官方“盖章”。放到时代背景下探寻北海的“出身”，一个从农村到城镇转变的过程，似乎更为合理。如果以后有人问到这城市为什么叫“北海”，建议这样回答：这里有个唯一的山叫冠头岭，冠头岭南北两面都是海湾，南面的叫南澫，北面的叫北海，从清朝起形成的老城靠着北海，所以直接就叫做“北海市”。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像黄山、鞍山、绥芬河、牡丹江，山岭江河顺理成章成了城市的名字。
张三对我说：你真无聊，瞎掰这些东东，知道一个地方的来历又有什么用？
它的确没什么用。历史的一个用途据说可以当作镜子，我想到的是，知道一个城市怎么来的，知道一代代的人曾经承前继后、胼手胝足在这里劳作、生活，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朝代鼎革、社会变迁，就能对这个地方多一点尊重，收敛一些虚妄的傲娇——就像我曾在老城区某个楼盘看到的广告：影响北海一百年。呸！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溯本追源，就算避免了像孙悟空一样，被人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也是一件好事。
（本文参考资料：《廉州府志》、《合浦县志》、梁鸿勋《北海杂录》、黄家蕃《北海古地名考》、罗威《北海起源探讨》、黄南津《北海市老城区历史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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