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家”祖母

大概五岁还是六岁的时候，我有一天在巷子里玩一种小虫子。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种虫子叫什么，它只有筷子头大小，灰褐色，躲在墙跟圆锥型的小沙堆里。不知道虫子会不会也把它们当成“金字塔”。当然只有小孩才知道这种不起眼的小虫，大人是不会留意到它们的。我用一根草梗拨开沙子，暴露的小虫惊慌地缩成一团，看上去就像一颗大一些的沙子，但它根本逃不出我的法眼。

我正在玩耍时，回头看到一个乞儿——我们都叫“乞丐”做“乞儿”。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这样到处跑，否则会被认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但乞儿除外。光凭这一条，我们就不应有那种“今不如昔”的念头。村里来了乞儿，小孩会奔走相告和围观，就像若干年前看到勾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时一样。平时不太容易看到乞儿，它们像鱼沉在水里，但哪个村子要是有人结婚，有人死了，或者有人过生日什么的，他们就像鱼一样浮起来，好像长着千里眼、顺风耳。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互相联络的。乞儿们聚集在办事的主家门口，这时候主人都很慷慨，用碗盛着满满的白饭，还有各种剩菜，倒进他们的袋子里。乞儿都知道感恩，他们唱着一种非常好听的歌，然后打着揖，千恩万谢地离开。

我很奇怪这时候有乞儿进村。他光着脚，拄着一根棍子，肩上搭着一个布袋，这是乞儿的标配，就像学生背着书包、士兵背着枪。我忘了他长的样子，只记得腰有点哈，穿的衣服像是用一块一块蓝色、黄色或灰色的碎布拼成，那时候的布也只有这几种颜色。每一块只有巴掌大。这衣服让我后来对“衣衫褴褛”的成语领会特别深刻。其实乞儿穿这样的衣服并不会觉得难为情，不是因为他是乞儿，而是这样的衣服显得很“艰苦朴素”，那时候人们都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作座右铭，穿新衣服感觉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记得为了“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我念小学时曾把一条新裤子的膝盖铰了个洞，再缝上一块补钉，才大大方方穿出去。

那个乞儿从袋子里掏出一个碗递给我，叫我回家给他倒一碗米来。我飞快地跑回去。父母还在学校，只有祖母在厨房里煮饭。米缸在靠近厨房一间屋子里，尽管黑乎乎的，里头还有一个橱子，地上摆着腌酸菜、腌萝卜、腌榄角等坛子和各种杂物，但我毫不差池地摸到米缸，揭开盖，舀了一碗米走出来。

祖母叫住了我：“你拿米去哪里？要喂鸡吗？”家里养的母鸡孵了一窝小鸡，我非常喜欢那些跑起来像一个个黄绒球滚来滚去的小家伙，经常不分时辰地拿米撒给它们，看它们一下一下叮食的样子，觉得很好玩。

我说：“不是，是给一个乞儿的。”

祖母像是自言自语：“这时候会有乞儿？”她显然不认为我会骗她。“你把米倒回去。”她说。

这不像祖母一直教导我做的。她平时总是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帮人多条路，罪人多堵墙”、“人帮我识感恩，我帮人莫上心”。她没有文化，却一肚子不知道哪里来的这类身体力行的格言。她见我站着不动，过来把盛着米的碗拿过去，走进杂物房倒回米缸，然后从锅里舀了一碗刚做好的饭递给我：“你拿这碗饭给他。”

我跑出门，把饭端给那个乞儿。他似乎有点意外：“我要米，你为什么拿饭给我？”我说：“我亚婆叫我拿饭给你的。”他呵呵笑了两声，有点不情愿地拉开布袋，连碗带饭倒到袋子里。我看着他拄着棍子走开，一点也不像平时得到别人施舍后高兴的样子。

我不知道祖母为什么要把米换成饭，虽然觉得奇怪，但我没有问祖母。直到很久以后，记得有一年大学寒假回家，八十多岁的祖母午后坐在门口晒太阳，我在旁边看书，与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门前收割后的田野一片萧索，周围寂静无声，看不到一个人影，我老觉得有一种音乐钻进耳朵里，若有若无，却非常熟悉，后来才想起是小时候听过的乞儿唱的歌。我一下子想起那次祖母把米换成饭让我拿给乞儿的事，我问她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祖母说：“我不记得这件事了。”她的脑袋轻轻晃动，一边拾掇着掉在衣服上像雪一样白的头发，一边说：“一碗饭养恩，一斗米养仇。当乞儿是要填饱肚子，要米的原本就不是乞儿，这一次你给了，下一次还来，你给不了就记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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