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节聊聊宋朝那个“六一居士”的故事

蜗牛是虫，水牛是畜，因为沾着一个“牛”字，脑洞大的不免由蜗牛而想到水牛。“六一”节来到，我没有记起什么童年往事，却想到了名号“六一居士”的欧阳修。欧阳修的“六个一”，是一千卷《集古录》，一万卷藏书，每日一个人、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逍遥度日。

泰戈尔说，天空没有鸟的痕迹，而我已然飞过。在他之前一千多年前，欧阳修就觉得自己是一只鸟了，他写过一首《画眉鸟》的诗：

百啭千声随意移，

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

不及林间自在啼。

他倦鸟知还，晚年曾连续7次写信要求退休，没有获得批准。宋朝是历史上公务员薪水和福利最好的朝代，像欧阳修，有人推算，未退休他的年收入差不多等于现在400万元，退休后拦腰打折，加上可合法纳入私囊的公务接待费、补贴、各种酬劳统统没有了，只有20多万元，因此当时恋栈者众。欧阳修想退而不能，于是请调到一个小州蔡州，就是现在的河南汝南县，当太守，就是在那里，他给自己取了“六一居士”的名号。

那一年他已经63岁。大半辈子，他当过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市长、高院大法官、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司法部长、国防部长，直到国务委员（“枢密副使”）的大大小小的官，因为支持范仲淹等人“庆历新政”改革，人生像荡秋千起起落落，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形成了他为人豁达、为政宽简的性格。

为人豁达自然不用多说，《醉翁亭》里那个跟大家游山玩水，射箭下棋，“颓然乎其间”的太守，就是他的自画像。为政宽简，宋史说他“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显然崇尚的是一种“鸟过无痕”的施政。

历史上有“包严欧宽”之说，“包”是铡了陈世美的黑脸包拯，“欧”就是欧阳修。欧阳修为官的地方，没有留下什么“有所作为”的痕迹，并不等于他每天无所事事，敷衍塞责，他只是“一切循理，不事风采”,不搞什么“大张旗鼓”，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并非我刻意为欧阳修“无所作为”辩解，宋史记载，他刚被贬到湖北夷陵时，查阅之前的各种卷宗，发现里头错误冤枉的不可胜数，不禁仰天长叹：这么偏远的小地方都这样，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从此以后，他什么事也不敢轻忽，跟文人学士见面，也不谈什么写诗作文，只说工作上的事。在他眼里，文章属于个人修身养性，理好政务才能惠及民生。

许多人看问题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其实包拯的严厉，与欧阳修的宽简并不是我对你错。一方面，他们的确存在两种施政风格的区别；另一方面，史家记述时对事迹侧重某个方面，弄得后人为施政该严该宽吵个不休。其实他们具体做时都是宽严有度，严并非苛刻，宽不是纵容，因此两个人都成了“全国优秀知州的榜样”，在开封府建了祠堂受到后人尊敬和推崇。

欧阳修是在包拯之后继任开封知府的，他认为每个人才智、性格不同,包拯从严治理是他的长处，而自己比较适合的宽简。有人问欧阳修：为政宽简，怎么做到不耽误公务？从好里说，有人给点阳光就灿烂，但从坏里说，更多人是一松绳子就撒野。欧阳修说：“如果以纵容为宽，以不理事为简，当然会耽误公务，让老百姓受害。我所说的宽，是不苛刻不急躁，简则是不搞繁文缛节。”清代开封知府刘书元建二贤祠时有句话：“严而思包严之道，宽而思欧宽之由”，与成都武侯祠那副著名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我觉得道出了“施政宽严”的真谛。

开封府包龙图审案雕塑

欧阳修是文学大家，是理政良臣。立功立德立言，毫无疑问是“成功人士”。为人处世，事业有成，离不开“贵人”相助。欧阳修历史上的名声地位，一是自己的文章；二是作为宋代的文坛领袖，他像一棵大树，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一群人，在他的荫佑护庇下成长。他自己遇到不少“贵人”，他又成为众多人的“贵人”，别人成就了他，他成就了更多的人。人品有优劣之分，文章有高低之别，但古往今来，提携后进的人品和诗赋文章同样优秀，欧阳修如果排在第二，估计没有人能坐到第一。

读古书，我常常感觉有点像筐里捉螃蟹，捉到一只会拉起一串。想起欧阳修就想起晏殊，就是写过“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那位。他是欧阳修考进士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的第一个“贵人”。欧阳修一路“开挂”，以第一名“杀”到皇帝主持的殿试考场，本来应该中状元，最后只得了十四名，二甲进士及第。晏殊等一班考官认为他锋芒太露，要挫一挫他，让他成才。

欧阳修的第二位“贵人”，是以“内阁总理”（枢密使）身份，任西京(洛阳)最高长官的钱惟演，他任命欧阳修为“高等法官”（推官），实际上是将他和梅尧臣、尹洙等一班文人供养起来，不务“正”业，吃喝玩乐。有一次他们到嵩山游玩，被雪困在那里，钱惟演派人带着厨师和歌女前去慰问联欢，叫他们不用急着回来，好好地在嵩山赏雪。

钱惟演自称“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没有什么时候手里不捧着书的。他知道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才学，认同他们学习传承韩愈的文风，着力营造了一个让他们创作自由的宽松环境。虽然从某个角度说，钱惟演养的这些“闲人”，近似于“吃空饷”，欧阳修等人则是典型的“玩忽职守”。但所谓的“艺术创造”乃至更大的“文化建设”恰恰就是这样，心性自由、言行无羁恰恰是一种催化剂。

不管是否“歪打正着”，曾被钱惟演“供养”的欧阳修日后成了文坛领袖，又作为“贵人”，以更加宽厚的伯乐之心，巨眼识人，奖掖了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和王安石、曾巩等一批诗文大家，引领同道，薪火相传，极大地矫正了当时充斥大话、套话，一味追求浮华、绮丽的骈文之风，留下了清新平实、令人陶醉的无数名篇，直接玉成了后人为之自豪的宋代“文化灿烂之朝”。

欧阳修天资聪明，从小喜欢读书，十岁时，“为诗赋，下笔如成人”，他叔叔说他“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欧阳修对苏轼的赏识，几乎就是自己小时候的翻版。四川眉山的苏氏父子三人，初到京师，那时候没有杂志报纸可以投稿，写了什么得意的词赋文章，只能辗转请托送给前辈名流寓目。欧阳修偶然读到苏轼的文章，拍案叫绝，给梅尧臣写信说，读到苏轼的文章，汗水直流，实在是太爽了！声称自己要“靠边站”，让他出人头地（“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欧阳修对苏轼的赏识可不是与文友书信往还的应景话。他有一次与儿子说到苏轼，感慨地说：“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世人不会提起我了。”认为三十年后世人不再提及自己，欧阳修自然有谦虚成分，但对一个后学，如此坦荡惜才，丝毫没有文人相轻，毫不担心“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是何等宽广的胸襟，何等文章立世的情怀！

说欧阳修是苏轼的“贵人”，因为苏轼中进士就是欧阳修做主考官，那一年除了苏轼，还“录取”了苏轼的弟弟苏辙，还有曾巩。有个插曲：因为试卷都盖住名字，欧阳修看到一份很漂亮的答卷，他以为是自己学生曾巩的，为了避嫌，不好定为第一，取成了第二名。结果拆封后，发现卷子是苏轼的。历史有时真的挺好玩，欧阳修当初参加科举，被晏殊以锋芒太露，要磨一磨他，没有让他中状元；这回他自己为了避嫌，造成误会，让苏东坡错过了中状元的机会。大概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无心之失，欧阳修将苏东坡的22篇文章呈送给皇上，打印出来后，大家争相传阅，“一时学者竞效苏氏文章”。

如果说欧阳修对苏轼等的赏识，是文人惺惺相惜，对包拯的推举，则是仗义执言。前头说了，欧阳修是继包拯之后任的开封知府，但他却是包拯的“贵人”。嘉祐元年(1056)春夏之交,黄河发生水灾,百姓流离失所。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给宋仁宗上奏，称赞池州知州包拯贫苦出身，思想品德好，敢于坚持原则，有威信（“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推荐他当“首都市长”。包拯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兼任了开封知府。

欧阳修还是王安石的“贵人”，虽然他们后来政见不同。他的学生曾巩偶然认识王安石，向老师写信推荐，称赞王安石文章很有古风，为人与他的文章相一致，他本人不想抛头露面，但像这样的人才难得（“文甚古，行称其文……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欧阳修于是逢人说项，向朝廷积极推荐（“安石少好读书……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同声相应，互为奖掖，多么令人感慨的宋代气象！唐宋八大家中，有五位可以说是受恩于欧阳修这位“贵人”。一个时代的文化灿烂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当时这种文人相重、互相激荡的风气。

说到欧阳修的宅心仁厚，高风亮节，还有一件感人的事：他和宋祁一起编《新唐书》，先是宋祈编了《列传》，欧阳修受皇上指令主持接手编《纪》和《传》。过去编书也好，修史也好，不像现在弄一堆名字，“围山找猎，见者有份”，编委会主任、副主任，编委会成员，主编、副主编，策划、编辑、校对什么的。按规矩只能署实际参与者中官位最高者的姓名，欧阳修官价比宋祁高，但欧阳修说，宋先生编《列传》费时耗力，我不能掠美贪功。于是《新唐书》三部分，分别署了两个人的名字。宋祁十分感动，认为从古到今，文人都是相轻相侮，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

但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心地宽厚、推己及人的欧阳修，却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欧阳修说自己天生性格执拗，见义勇为，明知有陷阱机关，也置之不理，以至于一而再、再而三被放逐，仍淡然处之。这一点也不是自夸。他与范仲淹志同道合，范仲淹因为“越职言事”受到降职处分，有个叫高若讷的“监察官”（司谏）不仅不说公道话，反认为理所应当。别人只是私下里鸣一下不平，但欧阳修却写信斥责高某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将信上交，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当“县长”。范仲淹不久后东山再起，当了陕西军政二把手（经略安抚副使），请欧阳修来当“办公室主任”、“秘书长”之类（掌书记），谁都会觉得这自然而然，但欧阳修却婉言推辞了。

欧阳修说了自己的理由：“当初为您说话，不是为我自己，可以一起退位，但不应一起发达”。（“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他的这种观点，在专门写的一篇名作《朋党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君子有朋，小人无朋，小人的“朋”是假的，因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利尽时兄弟亲戚也不认；而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同心共济，终始如一。

有宋一代，御林军司令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帝宝座，采取“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重视文化，善待器重文人，甚至立碑告诫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从秦代“焚书坑儒”始，文化的元气大伤，一直文气黯然；汉代独尊儒术，文化并未得到真正尊重；到了唐代，唐诗、古文成为大唐气象的一块“显示屏”，但直到宋代，文人才活出人样，性灵自由才真正得到抒发张扬，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绚烂多彩，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宋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