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稽荟萃 准确释读 ——《五代石刻校注》评介

学术的研究和发展，离不开基础性材料的全面掌握和细致整理。

泱泱五千年文明，给华夏儿女留下了极其丰富，也异常复杂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是承载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无穷宝库。按照文献的来源和保存方式的不同，可以笼统地将其划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大类。其中出土文献特别是碑刻文献由于书写时代的明确，对于传世文献的考证和校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殷商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等等文献的不断出土，先秦两汉隋唐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均获得了极大的推进。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更是在继承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基础上，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了弘扬和升华，把金石文献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强调用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与传统文献相证，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给现代中国学术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

而在我国出土文献的宝库中，碑刻产生的历史十分悠久，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功用，数量特别庞大，内容极其丰富，体式最为纷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阔，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时代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等诸多方面。其材料的丰富性和文献的真实性，使之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在史学、经学、文学、经济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书法学、美术学、语言文字学等人文学领域以及天文、地理、测绘、水利、建筑、医药等科学技术领域，都具有十分广阔的、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对碑刻文献的系统梳理、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全面地分析传统文化，找出并吸取其中有益的因子，剔除负面的糟粕，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当我们把视线从长时段拉回到夹杂在唐和宋两大王朝之间的五代十国，这一“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的特殊时代，顿感碑刻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愈发无可替代。这五十余年中，诸国相攻无宁日，大量纸质文献损毁、缺失。而史料的零散和缺失，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即是五代十国这一隋唐与两宋重要过渡时期研究的相对薄弱。

虽然自欧阳修撰《集古录》以来，历代学者对五代碑刻间有搜集、整理。著名者如清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或摹录，或楷书迻录原文，并以跋尾的形式对铭文所涉史事、疑难字词进行简要考释。已出拓片图录有《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既有拓片图录，又附录文有《新中国出土墓志》。楷书录文有《陶斋藏石记》《芒洛冢墓遗文》。按地域收录碑刻有《两浙金石志》《中州金石记》等。碑刻目录有《寰宇访碑录》《蒿里遗文目录》等。也有对碑刻文字的收录、整理和辨析，如邢澍《金石文字辨异》、罗振玉《增订碑别字》、秦公和刘大新《广碑别字》等。但是，就文献整理而言，过去所收五代十国时期碑刻材料十分零散，缺漏甚多，碑刻的基本内容、种类、形制等并不清楚，对出土、保存、流传情况也没有作深入调查，近年来新出土的材料，散在各种期刊上，碑刻的全貌未能展示。已有成果大都属于材料的原始搜集，大量拓片没有释读；已释读的部分铭文，有的没有标点；释文存在不少衍、脱、错讹；没有进行详确的考证和辨伪；石刻原物在流传过程中有磨蚀、缺泐，石刻不同时期的拓片文字有出入，加上人为的翻刻、挖洗、补缀，同一碑刻往往有多个本子，至今没有进行全面、细致的校勘；释文一般都没有注释，过去只有一些零星举证。因此严重地妨碍了对这部分重要文献的深入、全面研究和科学、有效利用。

章红梅女士在毛远明先生指导下，积多年之力，通过文献检索、田野调查、海内外公私文博馆藏单位走访，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现存碑刻进行了全面的搜集。秉承着重证据、避虚妄的原则，强调目验实证，坚持使用碑刻原物、拓片、照片等第一手资料，从500余通存世五代石刻中精选出350通进行整理释读，确保了整理成果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准确性。在校勘注释中广泛采纳前人研究的成功经验，吸收其丰富成果，小心求证，仔细辨别，为学界提供了一部材料齐备可靠、体例严整科学、释读准确无误、校勘精审、注释明确精要、便于检索利用的五代十国碑刻总汇。为相关的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不可或缺的资料，对于书法学、艺术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思想史、文化史等学科的研究，也必将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代石刻校注》

（全4册）

凤凰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定价：2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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