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 | 安亚静 ——《龙藏寺碑》的文学意义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
让我们从文学的角度
一窥千古名碑的风貌!
《龙藏寺碑》的文学意义
安亚静
《龙藏寺碑》作为书法上乘之作,
历来对它的解读大多着眼于其书法艺术价值,
而鲜有探究其文学价值的讨论。
本文将以《龙藏寺碑》的碑文为研究文本,
从《龙藏寺碑》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
探究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下
产生的原因和意义,
详细分析文本内部的文学价值,
进一步挖掘其内在精神气质。
-栾继生教授跋所临《龙藏寺碑》-
古之作者,自知人年寿有尽,生而有涯,惟无穷文章可流芳百世,光照千古。《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说如此。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平定叛乱,建立新政。登基之后,他重兴佛法。《隋书》记载:“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在隋文帝的大力提倡下,佛教在隋朝全面兴盛地发展。据史料记载,文帝当政期间,“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2]由此可见,隋文帝在位期间,建寺庙之多,修经书之浩繁,信教徒之广。《龙藏寺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开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奉命劝造龙藏寺碑,特立碑记事,垂示后人。
-龙藏寺碑-
《龙藏寺碑》现位于河北省正定隆兴寺内。碑额刻“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3行15字。碑身高171厘米,宽90厘米,厚28.5厘米。碑阳刻文30行,满行50字,碑阴及碑身右侧刻恒州诸庶士僧官的题名。
-胡小石先生-
胡小石在《<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一章 通论》引言中引用清代大儒焦里堂对文学史的梳理和定位:“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则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3]由此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特定的历史环境给予文学丰富的现实土壤,特定的文化环境塑造文学内在的精神特征,潜移默化影响着文人的心理和精神气质。所谓“文如其人”、“书为心画”就是这个道理。文学和书法艺术皆如此,它们都是心灵活动的艺术,作者的艺术活动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投射。如清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写:“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4]晋率真风流的社会风气使其书法以“韵”取胜,唐雍容大度的时代风貌使书法之法度更加森严,宋提供给文人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其书法艺术主要追求意趣。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特征总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和左右,如佛教大行其道的同时,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代文学作品总是夹杂佛教元素,或阐释佛法义理,或表达佛教感悟。文人在赋诗为文的同时,体悟佛理,感悟人生。《龙藏寺碑》作为寺庙碑文,自然于叙事当中解说佛义,在佛理当中表述自己的价值追求。在《龙藏寺碑》中,影响佛教与文学的结合,有两点因素:一从社会环境来说,隋朝佛教盛行,隋文在潜移默化中带有佛教的影子 ;二从碑文文体来说,《龙藏寺碑》是为修建寺庙而立,寺庙碑文自然夹杂佛教教义。
-启功先生藏《龙藏寺碑》-
笔者根据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龙藏寺碑》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碑帖名品之三十八《龙藏寺碑》整理《龙藏寺碑》碑文(碑阳)(简体版)如下:
窃以空王之道,离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来。斯故将喻师子,明自在,如无畏。取譬金刚,信毕竟而不毁。是知涅槃路远,解脱源深,隔爱欲之长河,间生死之大海。无船求度,既似龟毛;无翅愿飞,还同兔角。故以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谛三乘,法门斯起。检粗摄细,良资汲引之风;挽满陷深,雅得修行之致。若论干闼之城皆妄,芭蕉之树尽空。应化讵真,权假宁实?释迦文(非)说□之□,(须)菩提岂证果之人?然则习因之指安归?求道之趣奚向?如幻如梦,谁其受苦?如影如响;谁其得福?是故维摩诘具诸佛智,灯(王)(之)坐斯来;舍利弗尽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故知业行有优劣,福报有轻重。若至凡夫之与圣人,天堂之与地狱,详其是(非)(得)失,(安)(可)同日而论哉!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拔发翘足,变象吞麻。李园之内,结其恶党;竹林之下,亡其善聚。护戒比丘,翻同雹草;持律□□,(忽)等霜莲。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
离离缀彩,宁劳周客?含含奏曲,讵假殷人?我大隋乘御金轮,冕旒(玉)(藻)。上应(帝/天)命,下顺民心。飞行而建鸿名,揖让而升大宝。匪结农轩之阵,谁侚汤武之师?称臣妾者遍于十方,弗遇蚩尤之乱;执玉帛者尽于万国,(无)陷防风之祸。斯乃天启至圣,大造区域,垂衣化俗,负扆字民。昧旦紫宫,终朝青殿;道高羲燧,德盛虞(唐)。(五)(福)咸臻,众贶毕集;低茆(出)月,摇萐含风。沉璧观书,龙负握河之纪;功成治定,神奉益地之图。于是东暨西渐,南徂北迈。隆礼言洽,(至)(乐)(云)和。感天地而动鬼神,辩尊卑而明贵贱。而尚劳已亡倦,求衣靡息。岂非攸攸黔首,垢障未除;扰扰苍生,盖缠仍拥。所以金编宝字,玉牒纶言;满封盈函,云飞雨散。慈爱之旨,形于翰墨;哀殷之情,发于衿抱。日月所照,咸赖陶甄;阴阳所生,皆蒙鞠养。故能津济率土,救护溥天;协奖愚迷,扶导聋瞽。澍兹法雨,使润道牙;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壹之果,建最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忍辱之铠,满(于)(清)都;微妙之台,充于赤县。岂直道安、罗什,有寄弘通;故亦迦叶、目连,圣僧斯在。
龙藏寺者,其地盖近于燕南。昔伯圭取其谣言,(筑)(京)(易)水;母恤往而得宝,窥代常山。世祖南旋,至高邑而践祚;灵王北出,登望台而临海。青山敛雾,渌水扬波。路款晋而适秦,途(通)□而指卫。□□之落,矩步非遥;平原之楼,规行讵远。寻泒避世,彼亦河人;幽闲博敞,良为福地。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世子,使持节、(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仙,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军府号为飞将,朝廷称为虎臣。领袖诸□,冠冕群俊;探赜索隐,应变知机。著义尚训御之勤,立勋功事劳之绩。廊庙推其伟器,柱石揖其大材。自驰传莅蕃,建旟(作)(牧);招怀(叹)逸,蠲复逃亡。远视广听,贾琮之按冀部;赏善戮恶,徐邈之处凉州。异轸齐奔,古今一致。下车未几,善政斯归;瞻彼伽蓝,(事)(因)草创。□奉敕劝奖州内士庶一万人等共广福田。公爰启至诚,虔心徙石;施逾奉盖,檀等布金。竭黑水之铜,罄赤岸之玉。结琉璃之宝纲,饰缨络之珍台。于是灵刹霞舒,宝坊云构,峥嵘胶葛,穹隆谲诡。九重一柱之殿,三休七宝之宫。雕梁刻桷之奇,图云画藻之异。(白)银成地,有类悉觉之谈;黄金镂盾,非关句践之献。其内闲房静室,阴牖阳窗;圆井垂莲,方疏度日。曜明珰于朱户,殖芳卉于紫墀。(地)(映)金沙,似游安养之国;檐隐天树,疑入欢喜之园。夜漏将竭,听鸣钟于寺内;晓相既分,见承露于云表。不求床坐,来会之众何忧;□(然)饮食,持钵之侣奚念。粤以开皇六年,岁次鹑火,庄严粗就。庶使皇隋宝祚与天长而地久,种觉花台,将神护而鬼(卫)。
(乃为)词曰:
多罗秘藏,毗尼觉道。
斯文不灭,凭于大造。
谁薰种智,谁坏烦惚。
猗欤我皇,实弘三宝。
慧灯翻照,法炬还明。
菩提果殖,救护心(生)。
香楼并构,贝塔俱营。
充遍世界,弥满国城。
憬彼大林,当途向术。
於穆州后,仁风遐拂。
金粟施僧,珠缨奉佛。
结瑶葺宇,构琼起室。
凤(穴)概日,虹梁入云。
电飞窗户,雷惊橑棼。
绮笼金镂,缥壁椒薰。
绨锦乱色,丹素成文。
髣髴雪宫,依悕月殿。
明室结幌,幽堂启扇。
(卧)虎未窥,(蜷)龙谁见。
带风萧瑟,含烟葱茜。
西临天井,北拒吾台。
川谷苞异,山林育材。
苏秦说反,乐毅奔来。
邹鲁愧俗,汝颍惭能。
惟此大城,(瑰异)所践。
疏钟向度,层磐露泫。
八圣四禅,五通七辩。
戒香恒馥,法轮常转。
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题写。
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
碑文主要讲述了恒州刺史王孝仙“奉勅劝奖州内士庶一万人等共广福田”而修建龙藏寺的情况,碑文叙事以佛理统摄全文,其中夹叙夹议,既阐明佛教义理,又叙述皇恩浩荡,造福万民,又描述龙藏寺的修建情况,最后以四言总结皇帝之功德无量和龙藏寺的盛景。全文多用排比、对仗、典故等修辞手法,语言华丽而不夸张,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及佛家典故。窃以为《龙藏寺碑》的文学价值可以从以下两点具体说明:
佛教义理与儒家道义相互渗透
佛教作为宗教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传入中国以后,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佛教义理里有一个重要名词“空”,何为“空”?《大智度论》卷五:“观五蕴无我无我所,是名为空。”《般若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即指世间的一切因缘际会、缘起缘灭都无目的,无规定,虚幻不实,来去皆无定法。所以文章开篇即讲“以空王之道,离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来。斯故将喻师子,明自在,如无畏。”在这里“空王”、“大人”、“师子”都是对佛的尊称,“名相”即佛教语,耳可闻者曰名,眼可见者曰相。佛教是一种精神的支撑,佛法包罗万象,普度众生,众生在来去之间自有佛佑。但人世间“涅槃路远,解脱源深,隔爱欲之长河,间生死之大海。无船求度,既似龟毛;无翅愿飞,还同兔角。”佛家说人生来是受苦的,所以需要一生完成自己的涅槃;解脱的道路是漫长的,所以需要佛教给予众生信仰的力量,求得来生的福报。“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谛三乘,法门斯起。”“五通”、“八解”都是佛教义中使众生禅定的方式。“二谛”、“三乘”指不同的解脱之道。“如幻如梦,谁其受苦?如影如响;谁其得福?”八字高度涵盖了人生的价值追求,芸芸众生终其一生都在苦和福中徘徊纠缠,人生幻灭的梦,如触摸不到的影子,谁在受苦谁在享福?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只有佛法神通广大,告知众生所有的福报有轻有重。“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拔发翘足,变象吞麻。李园之内,结其恶党;竹林之下,亡其善聚。”列举出一系列毁坏佛法的行径,导致“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碑文行文至此转而对隋文帝登基后的功德大加叙述,“我大隋乘御金轮,冕旒(玉)(藻)。上应(帝/天)命,下顺民心。”由此列举出皇帝的丰功伟绩,借用炎帝、黄帝、商汤与周武王的事例,正反面说明隋文帝治国有方,子民莫不臣服。“垂衣化俗,负扆字民。”前文讲用大篇幅讲佛家的义理精神,后文则不遗余力地宣扬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前者是明显的佛家的入世精神,后者又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儒家的入世情怀。《孝经天子章》中讲天子之“孝”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5]碑文即为王孝仙奉敕劝奖庶士建造龙藏寺,以共广福田,即不可避免地将儒家的精神道义蕴含其中,而皇帝贵为天子,受命于天,教化子民。在隋代佛教盛行的文化背景下,佛教的兴盛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是教化子民的重要手段。而后碑文言“津济率土,救护溥天;协奖愚迷,扶导聋瞽。澍兹法雨,使润道牙;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一是充分肯定佛教对政治教化的积极影响,二又表达了政治对佛教发展的积极作用,以此可以达到佛教的兴盛与政治的诉求双赢的理想社会,即“修第一之果,建最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
语言高度凝练与形式对仗统一
通篇文章语言典雅,碑文本身对佛教的精神和道义做了详尽的解释说明,如“窃以空王之道,离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来。斯故将喻师子,明自在,如无畏。”开篇即从一个理论的高度阐释佛理,人生来去了无痕,在虚妄的一切之中惟有佛法是永恒的存在。又如“涅槃路远,解脱源深”,“如幻如梦,谁其受苦?如影如响;谁其得福?”等等都是对人生苦痛与虚幻的探问和怀疑。又如碑文在最后以四言:“多罗秘藏,毗尼觉道。斯文不灭,凭于大造。谁薰种智,谁坏烦惚。猗欤我皇,实弘三宝。慧灯翻照,法炬还明。菩提果殖,救护心(生)。香楼并构,贝塔俱营。充遍世界,弥满国城。憬彼大林,当途向术。於穆州后,仁风遐拂。金粟施僧,珠缨奉佛。结瑶葺宇,构琼起室。凤(穴)概日,虹梁入云。电飞窗户,雷惊橑棼。绮笼金镂,缥壁椒薰。绨锦乱色,丹素成文。髣髴雪宫,依悕月殿。明室结幌,幽堂启扇。(卧)虎(未窥),(蜷)龙谁见。带风萧瑟,含烟葱茜。西临天井,北拒吾台。川谷苞异,山林育材。苏秦说反,乐毅奔来。邹鲁愧俗,汝颍惭能。惟此大城,(瑰异)所践。疏钟向度,层磐露泫。八圣四禅,五通七辩。戒香恒馥,法轮常转。这段四言辞即阐释佛理,又歌功颂德,又详细介绍龙藏寺的具体建筑,有情、有景,情景互融。
-高二适先生跋《龙藏寺碑》-
文章在形式上大量使用对仗句式,使得整个文章行文如流水,整齐匀称。如“是故维摩诘具诸佛智,灯(王)(之)坐斯来;舍利弗尽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此处“摩诘”对“舍利”,“佛智”对“神通”,“来”对“去”,对佛教的教义的阐释简洁明了。再如:“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离离缀彩,宁劳周客?含含奏曲,讵假殷人?”“感天地而动鬼神,辩尊卑而明贵贱。”句式的整齐使意义的表达更加凝练,使得碑文朗朗上口,富有音乐上的美感和节奏感。同时,对仗不仅仅体现在作者对语言的把控上,同时也体现在整个碑文的行文叙述上。如可把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一)从碑文开头至“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是对佛理的阐释;
(二)从“离离缀彩,宁劳周客?含含奏曲,讵假殷人?”至“岂直道安、罗什,有寄弘通;故亦迦叶、目连,圣僧斯在。”是对隋文帝贤明政治的褒扬;
(三)从“龙藏寺者,其地盖近于燕南。”至“庶使皇隋宝祚与天长而地久,种觉花台,将神护而鬼(卫)。”是对龙藏寺及修建龙藏寺事宜的介绍;
(四)从“多罗秘藏,毗尼觉道”至全文结束。碑文在行文叙述上先讲佛理,再引申到当朝黎民百姓莫不受皇恩福泽,政通人和,进而叙述修建龙藏寺的前后背景及寺庙建筑情况,最后第四部分从整体上对前三部分高度概括,结束全文。
-周齐先生临《龙藏寺碑》-
结 语
《龙藏寺碑》作为一部丰富的艺术宝藏,它的价值是多维度的。本文尝试从文学的角度对其分析探究,结合《龙藏寺碑》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从佛教义理与儒家道义相互渗透、语言高度凝练与形式对仗统一两方面对其进行探究。当然,碑文本身依然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比如,在语言的运用上,碑文的语言对汉赋的继承和革新上,佛理对文学的影响在唐以后的发展、嬗变,《龙藏寺碑》碑文与同时代其他碑文的对比,与后代碑文的对比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话题。
(文章原载于 2017年《中国书法·书学》第四期)
作者简介
安亚静,中国画艺术研究(书法方向)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师从栾继生教授。
本文入选
《龙藏寺碑》与楷书发展学术论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