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加耶夫斯基去世：“保卫诗歌，并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 | 诗通社 | 诗生活网

　　据波兰媒体称，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因病在克拉科夫去世，享年75岁。扎加耶夫斯基是波兰知名的诗人和散文家，被认为是“波兰诗派”的中坚力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给了他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拥有“波兰诗歌伟大的即兴传统”，“历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中得以统一”。在评论界看来，他是下一个最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据扎加耶夫斯基的朋友、诗人黄礼孩在社交网络称：“大概二月初的时候，老扎打了疫苗，7天后得急性胰腺炎，进了ICU，后来又在医院感染新冠。”因波兰目前医疗资源依然吃紧，扎加耶夫斯基斯基没有得到良好的救治，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期间，黄礼孩曾多次跟其夫人有过联系。

　　在很多批评家看来，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是辛波丝卡与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最有可能的接班人。波兰评论家米科拉杰·格连斯基（Mikołaj Gliński）认为，扎加耶夫斯基代表了波兰诗歌中的古典审美观，“具有古典形式清朗的诗歌跟他伟大的前辈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创作，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其三十岁作为分界。早期，作为波兰诗歌“新浪潮运动”的旗手式人物，他在发表和诗歌相关的文学宣言的同时，也用自己的诗歌实践作为其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回应。在这一阶段中，他的诗歌都没有进行过多的修饰，而是采取了“直接说”的形式。扎加耶夫斯基这一阶段的诗歌，使用了大量色彩灰暗的物品作为意象，并使用了近似公报的腔调与报告式的语言，借以讽刺当时波兰的政治环境。

　　1979年，时年34岁的扎加耶夫斯基离开了高压下的波兰，到柏林进行自由写作。受到团结工会运动的影响，波兰从1981年开始严格戒严，压制反对派，直到1983年解除。作为异见派诗人的扎加耶夫斯基，即便没有被捕入狱，依旧在1982年主动离开“祖国”，移居法国，开始了长达20年的流亡生涯。

　　在流亡期间，扎加耶夫斯基加入了流亡巴黎的波兰知识分子圈，成为反对派刊物的主编。也正是在巴黎，扎加耶夫斯基结识了日后对他多有提携的米沃什。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与在波兰完全不同的轻松和自由。他“恢复”了波兰诗歌的“即兴”传统，在巴黎漫步中诗歌的灵感之神一次次降落在他的身上。他开始认真捕捉这些来自生活的细碎情绪，放到诗歌里。在这一阶段，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更加旷达，不再和“恶龙缠斗”，开始变得深沉，关注世界和生活的“本质”， 找回了自己的哲学学科背景。

　　2001年“9·11”发生后，扎加耶夫斯基向《纽约客》投稿了几首诗歌，其中包括虽然不是因“9·11”创作，但因切中了当时美国社会情绪的《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诗歌一经发表，便在美国引发了轰动，诗歌中隐秘的哀伤深深打动着身处劫难的美国人，扎加耶夫斯基在美国成为人尽皆知的诗人。

　　2002年，扎加耶夫斯基回到波兰，定居克拉科夫，最终也在这座城市离世。在他自己口中，即便巴黎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写作是有好处的，他却因此失去了“一个作家生活的维度”。在试图逃离吞噬个人的社会后，年老的扎加耶夫斯基更希望能回到平民百姓之中。他喜欢回到生活中，和自己的朋友与敌人在一起，并重新思考一些真正的问题。对于扎加耶夫斯基来说，这些是在巴黎不曾有过的体验。

　　曾翻译多部扎加耶夫斯基作品的诗人、翻译家李以亮认为，“对不合理社会制度与秩序的反抗，到与世界和上帝的和解”，是一条理解扎加耶夫斯基诗歌的主线。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则对扎加耶夫斯基如此评价：“这里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总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

　　扎加耶夫斯基在中国诗歌界和读者中同样有着很大影响，他也曾多次到访中国，并曾接受多家媒体采访。黄礼孩称，扎加耶夫斯基是他的“精神父亲”。诗人王家新认为，扎加耶夫斯基之所以受到中国诗人和读者的特别关注和喜爱，除了他诗句优美、人性慰藉等因素外，“也许更在于他那里所体现的作为一个东欧诗人特有精神品质和道德承担的力量”。

　　扎加耶夫斯基主要以母语波兰语写作，获得过纳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特朗斯特罗姆奖、米沃什奖、欧洲诗人奖等。此前曾出版诗集《公报》《炽烈的土地》《无止境》《无形之手》等逾二十册多，以及散文和随笔集《两座城巿》《捍卫热情》等十余种。

　　在中国大陆，扎加耶夫斯基有多本诗集被译介出版，其中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无止境》和《捍卫热情》，以及由一页folio出版的《无形之手》和《永恒的敌人》，由李以亮翻译。

　　扎加耶夫斯基在一个不是诗歌时代的当下，守护着诗歌。他曾经说：“保卫诗歌，并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而今天，这位诗歌的保卫者走了。

　　《燕京书评》联系到了李以亮，与他就扎加耶夫斯基和他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对话。

　　燕京书评：你用“抒情的沉思、沉思的抒情”来定义扎加耶夫斯基，应该怎么理解这里的“抒情”？

　　李以亮：这首先是一多年前我对他的个人判断，还是很武断的。但是，我可以谈谈我的个人想法，因为在我看来，现在的很多诗歌已经放弃了“抒情”传统，讲求所谓的“客观主义”。但在我看来，扎加耶夫斯基是一个很有抒情性的诗人，这是他诗作的一个特征。而在抒情性的背后，则是他是拥有着各种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诗歌本来就应该是抒情的，在当下却很稀缺，扎加耶夫斯基找回了这样的传统。

　　燕京书评：很多人会把他和米沃什与辛波斯卡一起谈论，甚至作为“卖点”，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吗？

　　李以亮：他们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在国际诗坛上，有一个叫“波兰诗派”的说法，用这样的指称是为了和欧美诗歌进行区分。在某种程度上说，波兰诗歌具备某些其他国家诗歌不所具备的特征。

　　波兰诗歌具有丰沛的历史性，波兰这个国家经历过难以磨灭的苦难，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诗人们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搞些私人性的东西，他们必须对此进行回应。有了历史感，就有了现实感，这两者也是不可拆分的。有了历史感，就有了现实感。

　　而在米沃什看来，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把历史的经验和形而上学的维度恰如其分地平衡与交织在了一起。这个传统也不是从米沃什开始的，而是从更早期的“浪漫主义”诗派就有了。也正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回应，让“波兰诗派”在美国诗坛得到了高度的赞誉。美国的评论界认为，波兰诗歌是当代诗坛最丰富的宝库。

　　燕京书评：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创作在三十岁前后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你怎么评价？

　　李以亮：确实是存在明显的分界，应该是在1982年左右，也就是扎加耶夫斯基离开波兰到巴黎的那段时间。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但在他的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区别，并且可以看出来他在不断向前发展。他对自己早期的诗歌，其实后来就已经有所保留了，基本上不太把它们选进集子里了。

　　但在波兰国内，其实恰恰相反。波兰的普通读者和文学界就认为他，早期的诗写得好。我因为也没翻译过多少首他早期的诗歌，所以不好评论。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还，还是觉得他后期的诗写得好。

　　在我翻译的访谈里，他就提到，他在早期诗歌中有意识地在展示自己的立场，并拓展个人的空间。在早期的诗歌中，他的形象是一个“愤怒的人”；在后期，他则平和了很多。在这背后，则是他在期待更高层面上的和解：跟美与善的和解，这些都在后期创作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即便是存在变化和断裂，也不能说他在后期颠覆了自己，只能说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样貌。

　　燕京书评：你翻译的更多的是他后期的创作，你觉得他后期的作品在艺术性上是更高的吗？

　　李以亮：在艺术性上确实是更成熟了，走向了更丰富和阔大的境界。很多批评家们认为，他的诗歌在后期走向了多愁善感和私人性。扎加耶夫斯基本人在自己的散文中也对此进行了回应，他反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自己的创作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其实是一种必然。他放弃了外在的东西，因为在此之前的创作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在他看来，对外在世界的反抗和描摹，更多的是年轻人的事情。随着年纪的增加，他必然走向了一条更深邃的路上。

　　燕京书评：你在翻译的诗集后记中说，扎加耶夫斯基有一种作为波兰诗歌伟大传统的即兴能力，应该怎么理解这一点？

　　李以亮：这话是米沃什说的，“即兴”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在《诗经》中就有提到，就是我们说的“赋比兴”中的“兴”。当灵感来了时，诗人们应该出于本能一样地抓住它。扎加耶夫斯基无疑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也做得很好。尤其在后期创作中，他非常善于捕捉现实事物给他带来的灵感，再进行艺术加工，最终成为诗歌。

　　燕京书评：在波兰诗人群体内部，扎加耶夫斯基处于何种位置？在国际诗坛中，他是否被广泛认可？

　　李以亮：我觉得，他的诗作是处于上乘的。我今年翻译了一本《波兰诗人二十八家》，但他和米沃什、辛波斯卡的诗歌我没怎么选，因为他们已经成名了，在国内的受众面很广，我更想看看其他人写得怎么样。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的结论，就是他在其中非常出色，是波兰首要的、重要的诗人。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波兰诗人的创作已经被美国人同化了，有一点后继乏人，扎加耶夫斯基和他的前辈们的诗歌传统似乎失去了继承者。

　　从国际层面看，首先是政治的原因，波兰诗人群体在美国总是受到欢迎。我最近在翻译一本《米沃什与布罗茨基》，里面多次写到米沃什和他的后辈，扎加耶夫斯基当然身处其中。相对来说，他在国际诗歌界还是要比米沃什地位低一点，也不如其他的诺奖得主。但从获奖情况与出版物的销量来看，其实是要超过辛波斯卡的。

　　一直到去年，扎加耶夫斯基依旧保持了稳定而高水准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了一种生长性。今年雅众文化会出版他2018年在美国出版的，当然现在看也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这本诗集也是有相当水准的。

　　燕京书评：在你个人看来，他受到这么大范围的内喜爱原因是什么？

　　李以亮：我认为，他的诗歌把现实性和艺术性有机得结合起来了。有的诗人在写思想性和现实性诗歌时，如果没有在艺术性上动脑筋就会显得干瘪，会显得是在教训别人，这样的诗歌是让人望而生畏的。而如果诗歌如果只关注私人性和审美的话，就会显得柔软，失去硬度，也没有激烈的品质。

　　而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具备了多种维度，是比较均衡的，而不是只注重其一而罔顾其他。他的诗歌是深邃的，可以把“小”写“大”，这是我欣赏他的地方。扎加耶夫斯基可以在具体的同时，又顾及到境界的宏大，且不局促，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燕京书评：和翻译其他波兰诗人的作品相比，翻译扎加耶夫斯基的难度是相对大的吗？

　　李以亮：从表面上看是不大的，因为从词汇和语言的表达上看，他的诗歌是不难翻译的。因为他的语言都是很具有亲和力的，他不用刁钻而怪诞的词；而在表达上，他尽量地用比喻和隐喻，由此及彼。

　　但是，对于这种偏口语化的诗歌，其实是更难翻译的。如果他的诗歌经过我的翻译后，能在具备亲和力的同时也有诗意，怎么能处理好里面的微妙关系，这是经过我反复琢磨的。有的时候，在翻译一首诗时，我都会列出三四种译法，选来选去，最后可能最开始的版本才是最好的。

　　燕京书评：你翻译的时候会进行再创作吗？

　　李以亮：有时候会有，会冒出来“神来之笔”，但这只是作为“反哺”存在的。但是，我还是尽量地直译，尽可能地尊重诗人本身的创作。但正是为了保证直译，所以我会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过程。

　　我自己是比较反对以所谓的“创造性翻译”来取代“直译”的，要是译者想完全地做创造性的工作，那就自己写就好了。如果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那就不叫翻译了，何必打着翻译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