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死的冤吗？不冤，跟上级的意见冲突时，还指望对方哄着你？
春秋时期，伍子胥之死，与吴、越相争密切相关。面对越王勾践的野心，吴国上下浑然不觉；唯一察觉出这一点的伍子胥，却惨被吴王夫差处死。最终，在那个以争霸为主流的时代，却罕见地出现了一个霸主被小国灭亡的惨剧。
这种巨大反差的案例，值得我们认真推敲、总结经验。这一事件的结果，证明了伍子胥的正确、吴王夫差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能据此得出“夫差是昏君、伍子胥被冤杀”的结论吗？
客观来说，伍子胥之死，并不是夫差一个人的锅，伍子胥本人也有一半责任。
北上还是南下，伍子胥死于战略上的分歧？
吴王夫差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报仇。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伐越。在槜李之战中，原本占据优势的吴军被对手的“临阵自杀大法”迷惑，随后阵型大乱、全军败退，阖闾的脚指头被砍，不久后伤重而死。临终前，他给儿子夫差留下了遗言：“尔而忘勾践杀汝父乎？”你敢忘记杀父之仇吗？
报仇雪恨，就成了夫差的首个执政目标。由于双方在国力上的悬殊差距，仅仅两年后，夫差就完成了这个任务，走投无路的勾践以俯首称臣、委身为奴为代价，把越国从灭亡的边缘上拉了回来。
但这个胜利的时刻，却成了伍子胥、吴王夫差持久分歧的开端。
伍子胥、伯嚭（pǐ），这两个来自楚国的复仇者，是当初协助吴王阖闾攻破楚国郢都的功臣；阖闾死后，他们又作为辅政大臣，协助夫差完成了复仇大业。但当勾践被围会稽山时，这两位元勋向国君进献了截然相反的建议。
太宰伯嚭接受了越国大臣文种的好处，主张接受勾践“委国为臣妾”；
伍子胥则引用夏朝时期少康复仇有过氏的案例，建议彻底除掉勾践、灭掉越国，以消除身后的心腹大患。
但夫差采取了伯嚭的主张，放过了勾践和越国。不过，伍子胥并没有就此放弃。
公元前489年，夫差准备抓住齐国内乱的机会北伐，伍子胥表示反对：“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这种人迟早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除之而后快”。但夫差执意伐齐，最终取得了丰硕战果：大败齐军、威吓邹鲁二国。这个甜头，也让夫差对伍子胥观点越发心怀狐疑；
四年后，夫差在子贡（孔门弟子）的撺掇下再次伐齐；与此同时，为了坚定吴国北上的决心，勾践也听从子贡的建议，试图通过主动示好的方式来打消夫差的后顾之忧。面对这种架势，伍子胥越发觉得恐惧，他再次强调“越，腹心之病”，劝导夫差不要相信勾践的“浮辞诈伪”，将精力优先放在铲除越国上。
对于这种陈词滥调，夫差不仅没听从，反而让伍子胥出使齐国。
在齐国，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齐国大臣鲍氏照看，这无疑是打脸夫差的行为。没多久，在伯嚭的撺掇下，伍子胥被逼令自杀。
但其后的历史走向证明了伍子胥的正确：被连续北征消耗实力的吴国，遭到了来自勾践的背刺。12年后，吴国灭亡，夫差在自杀前感叹：“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
从这个过程来看，伍子胥之死的原委好像是这样：
面对一意孤行的吴王夫差，他直言进谏、刚直不阿，最终触犯了吴王的权威，招致身死的悲惨结局。
这一逻辑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符合万恶封建社会的一贯负面风评，俨然是功高震主、一朝天子一朝臣规律的标准示范罢了。
但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抛开我们读史的上帝视角来看，在那个时代，吴王夫差放过勾践、问鼎中原的主张真的是个错误吗？
夫差的视角：问鼎中原、信义服人，大国博弈的规矩
当初吴王阖闾因勾践而死，但这并不代表越国是吴国的主要敌人。
吴、越两国原本是偏居东南的难兄难弟，长期以来默默无闻。在晋、楚争霸时，晋国为了从身后牵制楚国，派人与吴国联络，传授用兵之术和车战之法，这才推动了吴国步入春秋历史的舞台。
既然晋国联吴抗楚，那么楚国就援越制吴，吴越两国就这样被卷入了大国争霸的棋局中。
也许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后起之秀吴国爆发出的能量竟如此惊人。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攻破郢都，让楚国这个曾经的春秋霸主颜面扫地。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面对秦、越的夹击，夫差不得不回撤，暂时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越王勾践。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逻辑：吴国争霸中原的征程，被来自身后的越国偷袭打断；在之前的绝大部分时期内，越国都不是吴国的下饭菜。
因此，随后吴王阖闾攻越，本质上是要打击楚国的盟友、消除后顾之忧。那么，当夫差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上时，为啥不斩草除根、反而扭头北上呢？
对于立志问鼎中原的吴王夫差来说，杀害勾践、灭掉越国，弊大于利。
在春秋时代，兼并不是主流，称霸才是时髦；但称霸靠的是什么？当然要依靠武力，但也需要“信义”。公元前485年，当子贡鼓励自己伐齐时，夫差曾表达了对身后越国的担忧，一度表示：“待我伐越而听子”，即：等我揍完勾践后再按你说的做。
但子贡仅仅用了一段话，就让夫差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动摇：
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
畏惧强齐、欺负弱越，这不是勇者所为......施行王道的人不会让一个国家灭绝，这样才能树立道义；攻打齐国、援助受困的鲁国，将会让各国诸侯国敬服您的仁德，其后竞相来朝见，您的称霸大业就成了！
这段说辞，体现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我们模拟下夫差的心理活动：
是啊，勾践早已对自己称臣，而且多年来一向规规矩矩、毕恭毕敬，如果自己毫无缘由的拿他开刀，中原各诸侯国会怎么评价？他们会不会说：你们看，当初阖闾受伤，只是战场中的意外而已；而这个夫差，竟然为了报一己私仇，得理不饶人，残害早已认错的勾践。这种人，是个只迷信武力的暴君罢了，谁会认他做霸主！？
再加上勾践趁机前来示好，越发让夫差觉得，自己搁置越国、争霸中原的决定，完全符合当时的“国际”秩序和人心道义，既合情又合理。于是，原本还有些摇摆不定的夫差，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只可惜，勾践根本就不是个有规则意识的人，但为啥伍子胥能够察觉这一点呢？
伍子胥为何能洞悉勾践？他俩几乎是一类人
我们都知道，伍子胥本身也是个复仇者，并且他的经历与勾践出奇的相似。
当初，楚平王准备杀掉太子太傅伍奢时，为了斩草除根，曾逼迫对方召来儿子伍尚、伍子胥。最终，为人仁厚的伍尚如约而至，陪同父亲慷慨赴死；刚烈暴戾、善于忍辱负重的伍子胥则在识破楚王的心思后，毅然出逃，立志未来报仇雪恨。
知子莫如父，得知二儿子逃跑后，伍奢百感交集：“楚国君臣将要饱受战争之苦了！”
出逃的伍子胥，先后辗转至宋、郑、陈等国；奔赴吴国的途中，他盘缠用尽、身患重病，一度面临绝境；但在强烈复仇意志的驱使下，他不惜拖着病躯、沿路乞讨，历经艰辛赶到了吴国。在吴国时，为了让自己获得话语权，伍子胥投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所好，进献了刺客专诸，协助对方杀掉吴王僚、登上王位。
为了报父、兄之仇，伍子胥不惜放下个尊严、冒着道德风险，协助吴国攻破了自己故国的首都，并将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打三百。
越是敢于放下身段、直面羞辱的人，底子里就越危险，伍子胥就是这类人：为了实现目的，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而这么一位经验丰富、深谙人性的狠人，自然能敏锐地发现自己的同类。
在会稽山之围时，面对勾践“求委国为臣妾”的请求，伍子胥一针见血的提醒：“越王为人能辛苦”，勾践能够如此忍受奇耻大辱，绝非善类。但夫差对春秋信义还保留着基本的尊重，他不仅接受了勾践的请求，内心也许还会认为伍子胥过于歹毒；
在接下来，勾践越隐忍、越国对待吴国越谦卑，伍子胥的内心就越不安。而勾践也察觉出了这位真正的对手，为了消除威胁，他不断砸下重金，利用伯嚭、伍子胥之间的矛盾，持续挑拨、离间，不仅把伍子胥推向了绝路，还成功让吴国朝廷再也没有反对意见，一头扎进了持续穷兵黩武、四面树敌的北伐泥潭。
简单来说，在吴王阖闾时代，伍子胥的个人目标与吴国的战略意志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他能够成为吴王阖闾的功臣、亲信，顺便实现个人的理想；
而到了吴王夫差时代，客观上来说，伍子胥的灭越主张仍旧没什么问题、夫差的北上执念也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在优先执行哪一项方面，君臣之间的想法并不一致，伍子胥和国君代表的国家意志之间起了冲突。
而伍子胥的性格，促使他选择了最不可取的方式。
执拗的性格、松懈的心态，让伍子胥走向夫差的对立面
对于伍子胥的性格，他的父亲伍奢曾说：“为人刚戾忍卼”，即桀骜不训、忍辱负重，既狠毒、耿直，又敢于隐忍；
同来自楚国的伯嚭也说：“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为人强硬凶恶，没有情义，猜忌狠毒。
但既然伍子胥善于隐忍，为啥他不能像当初讨好阖闾那样奉承夫差、以践行自己的灭越主张呢？
时期不同，人的观念也不一样。在完成复仇大业后，伍子胥的心态已经产生了变化，不再像当初那样充满斗志、不达目的不罢休；他面对夫差时，也时常体现出先王老臣的姿态，倚老卖老，言语、行动上非常不客气。
比如在会稽山，他直言不讳：“大王如今不一举歼灭勾践的话，今后一定会后悔！”
公元前489年，为了劝阻夫差伐齐，他用了这样的言辞：“大王不铲除越国，却一门心思想着攻打齐国，不是很荒谬吗？”
公元前485年，他又这样说：“希望大王放弃齐国，先攻打越国；如不这样，今后悔恨也来不及了。”
夫差让他出使齐国，他却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大臣，毫不掩饰自己不看好吴国前景的态度；
而在自杀前，他仍在嘴硬：“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放在吴都东门上，让我看到越国怎样灭掉吴国”，几乎诅咒吴国的灭亡。
随时说风凉话、次次顶心顶肺、回回否定自己，如果你是夫差，你就会怎么看待伍子胥？笔者想起了港剧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你在教我做事啊？
伍子胥完全有机会挽救吴国、成就自己
从当初夫差跟子贡的对话来看，吴王夫差并不是完全没听取伍子胥的意见，他对越王勾践的危险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但问题就在于，伍子胥长期以来“不听我的你就完蛋”的提意见方式，让身为吴王的夫差非常难堪：我难道不要面子的吗？
夫差难以理解伍子胥对复仇者心态的洞悉；同样，伍子胥也不明白夫差这位王者的人生追求。君臣之间面对互不理解的情形时，应当由谁放下身段、主动破冰？
当然是臣子、下级伍子胥。吴国帮助他复仇，为他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让他享受了荣华富贵，他应当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责任，这无关君臣尊卑，只关乎为人处事的基本操守。
那么，除了顺从，伍子胥还有其他方案吗？当然有，以我们事后诸葛亮的立场来看，如果伍子胥摆正心态、换个思路，完全可以使自己和夫差的理念和谐共存。
比如，作为才华横溢的智囊，他完全可以拿出自己当初复仇时同等的热情，体现出对夫差争霸中原理想的理解与支持，积极提出一揽子行动方案，巧妙地把“灭越”与“称霸中原”结合起来，即把干掉勾践列为问鼎中原的必要一环；
再或者，他可以像后世的谋士那样，大张旗鼓的提出上、中、下三策，把自己最心仪的方案列为中策，埋下各种伏笔，诱导夫差不得不选择优先灭越这一选项。
我相信，以伍子胥的智慧，上面哪种方式都没什么难度。然而可惜的是，在执拗性格、乖张心态的驱使下，他一步步走向了夫差的对立面，变成了政敌伯嚭、死敌勾践最希望看到的样子，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夫差、毁了吴国。
时代推移，但人性始终如一，这就是我们主张学习历史的主要出发点。从夫差、伍子胥的惨痛案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咱们工作中的影子？
在工作中，对待同一个问题时，若处在不同的位置，很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给出截然相反的方案；如果跳出当局者的角色，咱们也许会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都有可取性。
作为亲历者，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这种困局。你是不是经常满腔壮志、一肚子主意，却在领导那里碰了壁？这种情况下，你是当面硬怼、教领导做事，还是背后抱怨、深叹怀才不遇，亦或是冷静思考、寻求“曲线救国”的可行性？
职场中，水平接近、资历相同、工作类似的两个人，之所以差距越拉越大，除了“关系”等非常规因素外，如何用最具智慧的方式来处理与同事、上级之间不同意见，起到了关键作用。